影响历史的决策：红军重大会议遗址
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尤其是红军阶段，一些重要会议如三湾改编、古城会议、古田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的决策部署在我军的成长历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正是这些会议的决策部署一次次校正了我军前进的航向，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因此，这些曾经影响我军历史决策的会议遗址自然成为我军成长的见证，为人们所纪念。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实行白色恐怖，我党在上海的活动很困难，很多同志转移到了武汉。这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了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表面上和蒋介石有分歧，实际上他们已暗中往来，排斥共产党。陈独秀仍然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自己的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党内同志意见越来越多。眼看着我们的党员损失殆尽，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为执行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其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八七”会议会址位于原汉口二教街41号（今为汉口鄱阳街139号），为一幢西式二层楼房，现旧址保存完好。为纪念这次会议，1978年被辟为纪念馆。1980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的门匾。纪念馆如实地再现了“八七”会议及其前后的历史。一楼的陈列室展出了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等重要文件的复印件和全部会议参加者的照片及其生平简介，二楼按当年举行会议的原样进行了复原陈列。
秋收起义的受挫，加之在前一段的行军打仗中，由于长途跋涉，粮食不足，缺医少药，部队弥漫着一股消沉情绪。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认为失败已成定局，悲观动摇。部队中士兵有的不辞而别，有的背叛革命。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官兵关系紧张，军纪松弛。加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确定，党组织不健全，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无法开展有力的工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于1927年9月29日至1929年10月3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缩编，首次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经历改编的罗荣桓元帅在1957年所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三湾改编的伟大意义，从此可见一斑。
三湾位于江西省永新、井冈山、莲花、湖南茶陵4县交界的九陇山北麓，是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山村，但它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纪念这次会议，就诞生了今天的三湾改编纪念馆。纪念馆选址于枫树坪东侧山脚下，与三湾改编旧址融为一体。馆舍占地面积8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分一个序厅，3个展厅。序厅陈列有三湾改编前敌委员会会议人物雕塑、三湾老街复原场景模型（1∶15）及大型油画两幅等；展厅有三湾改编史迹陈列厅、贺子珍生平展厅和永新将军展厅，其中着重突出三湾改编史迹陈列厅，展线长100多米，由战略转移、三湾改编、井冈割据、军魂永驻4部分组成，真实再现了三湾改编革命史。馆内还配有三代领导人检阅部队的DVD投影、电动图表、触摸显示屏、毛泽东原声录音讲话及全场背景音乐等设施，充分运用了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展览手段。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古城，当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及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共40多人。会议历时3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及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等问题。古城会议是三湾前委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决策，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古城会议会址原名为联奎书院，坐落于江西省宁冈县（现为井冈山市）古城镇。1929年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在联奎书院中厅召开，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了会议。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四次执委会也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发展起来。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此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他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消灭中央红军。当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高峰时期，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形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陷入了失败的困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向贺龙、肖克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转移，开始长征。在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作出了向贵州进兵的战略决策，避免了陷入敌军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为纪念这次重要会议，当地政府在黎平会议会址，又称红军总司令部驻址，即贵州省黎平县城二郎坡街52号修建了纪念馆。纪念馆占地面积近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00平方米。该址原为胡荣顺店铺，建于清嘉庆年间，四周为青砖空斗封火墙，内建木结构房，前低后高，分为三进，每进之间用砖墙相隔，共有大小天井9个，整个建筑高大宽敞，壁垒森严，是黎平清朝时期典型的四合院式“印子屋”。会址门匾“黎平会议会址”6个大字为陈云手书，门面两侧壁写有苏洋广货、京果杂货、各种名酒、绸缎布匹等行书大字。第一进原为店铺，现陈列红军过黎平路线图，黎平会议会址简介专栏。第二进为一栋5间两进两层木板建筑，两侧抵墙，保留有一些红军长征中用过的生活和军事用品等。正堂雕塑二龙戏珠，正堂对面雕塑两只大凤，墙顶有一屏风台，塑有狮、鸟、兔类动物，左右为花格窗扇，四周壁上绘有历史故事壁画。一楼左侧外房现为红军文物展厅，内房为朱德住房；右侧外房为黎平会议会场，内房为周恩来住房。为便于采光、通风和雨水流淌，该进共设有大小天井7个。第三进为花园。
虽然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也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意义重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中转危为安。为纪念这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国家于1953年开始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纪念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年底，毛泽东为纪念馆手书“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20世纪30年代最宏伟的建筑。老城杨柳街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新城幸福巷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处，属于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复原陈列为主，先后复原展出了会议室，军委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人住室。该馆馆藏文物500余件（不包括复制品与仿制品等），历史资料3978份，资料图书1426册。正式出版图书有《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实》等10余种，计200余万字。遵义会议会址已成为全国人民进行党史学习与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地区集中。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三、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四、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五、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短短的几天，会议作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确是值得重重镌刻一笔的。可以说，扎西会议在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革命及中国工农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起点。
扎西会议纪念馆位于云、贵、川3省结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滇东北威信县城扎西镇东北角，是为纪念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等地召开的会议而建立的。纪念馆占地面积8960平方米，由扎西会议会址、陈列馆、红军烈士纪念碑3部分组成。1983年1月，扎西会议会址被公布为云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2月，胡耀邦为扎西会议纪念馆亲笔题写了“扎西会议会址”几个大字。2001年6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扎西陈列馆为建筑层高两层的石木混结构，占地面积2960平方米，建筑面积1161平方米，共4个展厅，展线180米，展出各种图片资料170多幅，红军遗物120余件。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坐北向南，面对扎西城。纪念碑由碑座、碑体和碑帽三部分组成。碑的主体用石灰条石镶嵌，碑正面和背面选用灰色大理石嵌入，分别镌刻有毛泽东手书“红军烈士纪念碑”和“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碑座正面大理石上刻有碑文，碑的四周用条石建有栏杆及阶梯，碑后立有扎西地域牺牲的80余名红军烈士墓碑，还有两块条式屏风，分别刻有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和张爱萍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1935年7月10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进入毛儿盖，歼灭了在毛儿盖堵截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一个加强营，占领了毛儿盖。7月下旬，中共中央进驻毛儿盖，直至8月21日离开毛儿盖踏上松潘草地。松潘毛儿盖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留驻时间最久的地方，也是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出发地。其间，张国焘在毛儿盖召开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会议决定了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日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儿盖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毛儿盖会议会址位于松潘县毛儿盖区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
毛儿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与会者经充分讨论，仍坚持北上的正确路线，谴责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行为，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鉴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顽固立场和当时的形势，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北上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巴西会议旧址位于四川省若尔盖县的巴西乡班佑寺。该寺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会址现存大雄宝殿墙垣，大殿西阔27.7米，进深33.7米；后殿面阔14.5米，进深6.22米，整个平面呈“凸”字形。殿墙用黄土板筑夯而成，底宽上窄，墙基厚1.4米，残高8.92米。1978年，巴西会议会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中央一致坚持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及红军今后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的同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5人团领导红军工作。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俄界会议旧址在迭部县达拉乡的高吉村（旧译俄界）。旧址外壁像土窑，内里全由木板镶嵌，因年代久远，已被烟火熏得黝黑发亮。上窑屋外是一幢全木结构小楼，上书“毛泽东旧居”，上层是卧室，正中挂一张毛泽东建国后在北戴河的像，像下置一张方桌，摆三本留言簿，最大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留言全用毛笔书写，落款最早为1975年。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领改编为“陕甘支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并于26日经陇西县四十里铺，到达通渭县榜罗镇。红军在榜罗镇休整两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榜罗小学内详细阅读了《大公报》等许多报纸杂志。在进一步了解了当时全国形势和陕甘苏区的情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了常委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研究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形势，以及陕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问题，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决定改变俄界会议上制定的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把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红军指战员当时的迫切愿望，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榜罗镇位于通渭、陇西、武山、甘谷4县交界地域，是甘肃省通渭县西南部的一个群山环抱成盆地状的小镇，距通渭县城约34公里。榜罗镇内有省道马陇公路和县乡常榜公路、通高公路穿镇区而过，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榜罗镇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明清时期它是通渭县的四大镇之一，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为纪念这次会议，政府在会议原址修建了纪念馆。榜罗镇会议遗址现藏文物75件，其中国家级文物5件，包括国家一级革命文物2件，二级革命文物3件，纪念馆内还存有90多位老红军、老将军的近照和墨迹。为了肯定榜罗镇会议的历史地位，缅怀先烈业绩，弘扬红军长征革命精神，激励后人奋发进取，198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榜罗镇会议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遗址1996年被中共定西地委、行政公署授予地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7月1日被中共甘肃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0年4月被甘肃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2004年被列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等23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两种方法，两个办法，两个前途。洛川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以毛泽东的报告为基础，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确定八路军必须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道路。今天，在会议原址建起的纪念馆，占地约9695平方米。会议遗址现存坐北朝南的砖窑两孔，为一独立小院，左侧窑洞为洛川会议期间的会议室，右侧窑洞为毛泽东居室。馆内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劲光等居住过的6个院落共11孔窑洞和3间瓦房。纪念馆珍藏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领导抗日军民御侮自强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