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平等：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战争年代，与国民党军队逃兵泛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军从弱小的红军一步步壮大，并最终打败了国民党，靠的是什么呢？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贯彻官兵一致、尊干爱兵原则，建立了良好的内部关系。
官兵一致、尊干爱兵是我军区别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军的特有优势，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官兵一致和尊干爱兵。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军官不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等要求，确立了人民军队的新型关系。到延安时期，我军进一步形成了一套尊干爱兵、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红军长征途中，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严格践行了官兵平等原则。如长征时期，红军虽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但官兵待遇是平等的。红军官兵中，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都是五分钱、三钱油、五钱盐。个人的零用钱只是分一点伙食尾子。官兵都不允许在战斗和打土豪中获得私有财产。同甘共苦是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一种传统，也成为大家自觉维护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当兵都来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就是当时红军官兵关系的真实写照。在过草地时，许多官兵把自己节省的一口干粮拿出来分给大家吃。在那时，干粮就是生命，是钱买不到的，官兵之间同生死、共患难，把饥饿留给自己，把生存让给别人。在长征路上，红军不分哪个部分、哪个单位的领导，遇到掉队者和伤病员都像关心自己的部属一样。老红军曾茂林当时在二方面军六军团，行军中他带着几个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粮食药品都已用光。从后面赶来的四方面军的一位干部发现他们后，给他们送了些马肉、豆子和一大包止痛用的物品，后来他们终于赶上了自己的部队。
老红军刘守仁在他的日记里曾记录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所在的一方面军进入草地第四天，在一片水草地上，几个战士轮着抬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师长路过时发现了这个场面，看死者衣着单薄，非常生气，让战士叫来了他们的团长，大声喊道：“把你们团的经济管理处长叫来，他居然让我们的战士冻死、饿死，我枪毙了他！”团长拨开人群看了看，含着眼泪向师长报告说：“师长同志，他就是我们的经济管理处长。进入草地后，他把自己的粮食和衣服都给战士了。”听完这句话，师长脱下自己的破外衣盖在了死者身上，说了句“把他抬出草地”，流下了眼泪。一个军需官，为了战士自己宁可受冻挨饿而死。这就是红军长征时期生死与共的生动写照，这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里都不可能看到。
1937年10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将官兵一致的原则，同其他诸因素一起，列为抗日战争胜利所离不开的重要原则之一，并提出军队应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主要地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在1937年《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官兵一致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他认为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后来，他又提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的获得改善、军事上的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他还提出，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深刻地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士兵当成奴隶。这种军队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是黑暗的绝对服从的制度，造成部属与士兵的畏惧慑服，以便独裁者为所欲为地去使用军队。与此完全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彻底破坏了军队中的压迫制度，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实行上下一致，官兵平等，从制度上铲除打骂体罚，保证士兵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军队坚强的凝聚力。
在延安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部队创造性地提出了尊干爱兵这一密切官兵关系的倡议。此后，七十多年来，尊干爱兵一直作为我军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的一项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被坚持了下来，并代代相传。
1944年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经过整风运动，清除了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彻底检讨了官兵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各种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各部队都扩大了民主范围，允许凡有意见的和受过压制的同志都可以通过写信或当面陈述的方式向上级报告，使部队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1944年4月11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同志，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军队一定要废止谩骂和肉刑，坚决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要求。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学习谭政报告的过程中，普遍召开了连队民主大会，检讨官兵关系。
联防军教导一旅第十六团提出了“爱护战士，尊重干部”的口号，率先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他们从办好连队伙食，解决战士困难，关心伤病员和问寒问暖入手，深入到改进领导作风，提高干部的领导艺术，增强干部的群众观念和爱兵观念，官兵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警备五团尊干爱兵运动开展得也很广泛和深入。干部爱兵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战士，而且从政治上关心战士进步；战士尊重干部也注意支持干部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团领导为了使干部战士在尊干爱兵运动中有所遵循，巩固已有的教育成果，制定了《尊干爱兵公约》，对干部、战士分别提出了十条要求。对干部的要求是：一、对战士的态度要和气亲热，不挖苦不讽刺；二、细心教育部属，倾听战士意见，接受战士批评，正确处理问题；三、积极帮助战士军事、政治、文化学习，时时站在学习运动的前头；四、关心战士给养，切实解决战士日常困难，帮助战士建立家务；五、重视战士创造，做到及时反映，不埋没人才，不断地在自己的班排中有计划地去培养各种类型的模范；六、对有过错的战士和落后分子，要耐心说服感化，使他自觉前进；七、对战士的勤务，要按体力强弱，公正派遣，对年老军人，应特别尊重爱护，年满五十岁以上的要举行祝寿；八、对伤病战士，要亲切慰问与慰劳，对阵亡病故的应该举行追悼会；九、切实关心战士家属，碰到红白喜事应该送礼，并且要定期地把战士在部队中的进步情况报告他们；十、精通自己业务，跟别的班排紧密团结。对战士的要求是：一、服从上级命令，坚决完成任务；二、自觉遵守纪律，不要明知故犯；三、接受干部教育，时时不断前进；四、对干部有意见，应向组织提出，当面不对立，背后不传播；五、上级每个号召，积极响应执行；六、发扬友爱精神，团结一切同志；七、时刻提高自己的警惕性，揭发不良分子的活动；八、爱护身体，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免得干部操心；九、熟练自己手中武器，时时准备打击敌人；十、看见干部碰到危险，要自告奋勇救护。
边区部队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使官兵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部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涌现了很多尊干爱兵先进典型。马仁义就是一个突出代表。马仁义是警备一旅一团三连的排长、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他最突出的事迹是不光发挥行政管理工作的强制性，而且特别重视说服教育，启发战士的自觉性，把战士当亲人，把后进战士培养成先进战士。当时，部队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战士很多，马仁义的排做到了不跑一个兵，没有处罚过一个人，他当排长连脾气也没有发过。部队开荒生产时，有个战士不小心把棉衣和枪烧了，照国民党军队规矩该重罚，这个战士吓得脸都青了，也不敢吃饭。马仁义对他耐心教育，还把自己的两个馍馍烤好送给他。战士们说八路军教育感动人心，部队就是自己的家，干部就是自己的亲人，死也要死在八路军里。有个战士看到马排长没有鞋穿，就用自己的布给他做了一双鞋。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提出，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尊干爱兵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45年5月，总政治部总结推广了十六团和五团等单位开展尊干爱兵运动的先进经验，宣传了马仁义排这个先进典型，使尊干爱兵运动迅速在全军普及，各部队进行了尊干爱兵的深入教育，订了尊干爱兵公约，尊干爱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在这一运动中，有的部队组织了尊干爱兵宣誓，种了爱兵田，创建了爱兵基金，部队得到空前的团结，极大地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其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尊干爱兵典型，王克勤就是其中之一。王克勤（1920～1947），安徽阜阳县人。1939年7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的平汉战斗中被解放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培养下，王克勤迅速成长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他作战勇敢，战绩显著，9次立功。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他一人歼敌232名，俘敌14名，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当班长后，他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班里每补充新战士，他总是现身说法，启发新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他用“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教育大家搞好团结，并组织起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活动，这对提高班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庄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发挥战斗互助作用，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全班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役结束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他被提升为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所属部队首先普遍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第六纵队先后授予王克勤“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为题的社论，称赞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全军部队普遍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他的“三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重大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1961年，国防部制定和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条例中规定的“尊干爱兵双八条”，就是参考和借鉴了1944年陕甘宁边区部队制定的尊干爱兵“双十条要求”。20世纪80年代，我军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修订为“双七条”，90年代我军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又修订为“双六条”。我军尊干爱兵优良传统被写进了军事法规，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经常性的尊干爱兵教育和活动的开展。建军80多年来，这一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对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战争时期，“尊干爱兵”以王克勤首创的“官兵团结互助运动”为重要标志；和平年代，是位列六位英模之一的炮兵少校苏宁奏响了“尊干爱兵”的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