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我世居农村，上溯五代都在浦东，是一个爱读书的农民子弟，从小参加农业劳动，熟悉浦东农村。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1994年农村私宅动迁，不过我依然住在农村地区的浦东新区合庆镇。
这么多年，没有好好逛过周边的农村。疫情宅家，终于有了闲逛附近乡村的闲情雅致。散步在黄昏的农村，头顶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电线，放眼望去：21世纪的新式洋房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新楼房”交错在一起；黑黢黢的新柏油路平坦舒适，犄角旮旯里还有不少积着绿色苔藓的老式水泥路，间或偶遇一间粉墙黛瓦却又破落凌乱的百年老宅，滑腻腻的砖头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上面吃过的苦头，脚下谨慎起来。
路上会碰到吃完饭散步的本地农民，也有匆匆驾着电瓶车的外来务工人员（本地人叫他们外地人）返回大多本地人淘汰下来出租的屋子；本地农民居住的大多是高大簇新的几层楼，却少有本地青年（大多搬进了附近川沙镇、合庆镇的商品房），偶尔能看到本地老人家在低矮的老房子里昏黄的灯光下发呆，连电视都不一定看。在老年人的世界里，仿佛时光停滞了，没有外卖，没有互联网，农田还留着（自留地），劳动还是用锄头铁搭，吃的是几十年不变的本帮菜。
逛到夜深，本地人大多已经闲逛回家，看着电视聊着天；窗口偶尔飘出炒菜的辣味，是晚归打工者喜欢的家乡口味。村口稀稀拉拉几个摆摊的，卖水果，卖烧烤麻辣烫，顾客不多，顾客和摊主大多说着带点口音的普通话。小超市、小饭店、理发店，几乎清一色的是外地人卖，外地人买。发达地区的农村，大抵如此，浙江沿海、珠江三角洲、苏南以及不少省会城市的郊区和城郊接合部，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常常超过了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
了解这样的农村，需要足够多的时间浸淫其间，走街串巷，面对面。无论是质的研究、量的研究，抑或只是私人交往，一时半会儿，难以做到。所以，每当我读学生的调查文章，总感觉他们深入的程度不够。然而，这些不是他们的问题，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对郊区农村的疏离和陌生，才必须以正式的社会调查，帮助他们普及常识，纠正误解，启迪兴趣。
相对于城市面貌的相对规整，农村更像田地里野惯的孩子，虽有计划，但计划似乎永远赶不上变化。记得上世纪80年代第一轮农村房屋改扩建，村里大多会规划出一片地，一幢接一幢，一年又一年，房子结构在改变，建筑风格和审美情趣也在发展，在这些变化中映出时光的流转。20多年过去，家里添丁增代，房子不够用了，或者不能满足新需要了，另辟新地起高楼；而老房子不停地改建、搭建，或为老人使用，或为出租变现，在日益狭窄的小弄堂里，这些房屋早就没有了当年规划的影子，到处曲径通幽。学生们一踏进村里，想要按照门牌号找到某户人家，和城市比，难度高得多。曾经看到学生拿出电子地图搜索，我暗暗发笑，提醒他们，村里的人家在哪里，得靠你们鼻子下面那张嘴，而且说普通话的偶遇者基本上不太清楚本地人家情形，因为他们大多也是外来务工人员，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界限，不仅在住房，也是在心里。
所以要想理解现状，必须回顾过去。浦东农村在上世纪80年代以本地人为主。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道路四处伸展，工厂八方矗立，工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从建筑工地，到生产车间，他们操着各地方言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有些在城市中心扎根，也有大量人员在城郊或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变。外来务工人员不可能背着房子来，必须租房，本地农民变成了房东，老房子出租，自己再建新楼。随着租房者增多，除了老房出租，搭了许多简陋的出租屋，往往没有独立厨卫，价格便宜，是打工者的暂时栖息之所。
20世纪，本地农民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出门做工人（工业）或学生意（商业）的，留在农村的靠种地（农业）自给自足，偶尔有点剩余可以换现钿现钞，买点自己生产不出来的生活必需品。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除了生产队统一安排从事农业劳作，有部分人农闲时可以在社队企业上班拿工资（经常是和生产队类似，每月预支少量现金以供日常生活消费，大部分年底分红）。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工厂也越来越多，农民又要种自家的承包地，还要工厂上班。而90年代至今，种地的逐步减少以至于近乎归零，未被工厂占据的承包地归到承包大户或公司经营苗圃等。村里的工厂越建越多，土地出租的收入让村委支配的范围更大，各种福利也多起来。节日发东西，组织旅游、体检、参观，有个别好的村，还加发村级养老金补助，照理本地农民应该很幸福了。
工业发展如农村房屋，欣欣向荣，犬牙交错。从上世纪70年代上海郊区就开始的社队企业，80年代改名乡镇企业，90年代末大多已经转型成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繁衍的企业，建在相对便宜且管理宽松的城市农村，可以放肆逐利，把其他都放在一边，环境污染、工资拖欠、不缴社保、劳资纠纷、生产安全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农村本来就没有环卫系统，没有环评审批。建成工厂产生的工业污染，加上农村普及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不可降解垃圾，使农村不像小时候了。一刮起大风，塑料垃圾满天飞，河道淤塞成了天然垃圾堆场，农村该有的宁静整洁没有了，原有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却没有根本改变，公交车还是班次很少，老年人还是大多不会用智能手机。
实习学校附近的勤奋村，比一般村庄多了一些特殊。南面的上海市白龙港污水处理厂（规模亚洲第一）和北面的浦东黎明固体垃圾填埋场（后改为焚烧发电），从90年代初建设起，一直是影响周边环境的大难题（直到近5年的环保清洁项目建成，才基本消除了空气污染、水污染）。
2015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德甄到访勤奋村，听取了以黄妈妈为代表的村民抱怨，并在市人大会议上发言反馈，引起了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勤奋村成了引发全市“五违四必”整治的风暴眼。村里几十家工厂全部搬走，整治出来的土地重新列为基本农田保护；马路重修，河道整治。今天的勤奋村，经过2008年第一轮新农村建设初步整治，2015—2019年“五违四必”整治及第二轮新农村建设，十年的奋斗，终于污染消除，水净气清，重又焕发青春。不过，菜场因为违建也拆了，工厂迁出的同时工人也大量迁移，出租屋也拆了不少。村民收入减少，生活不便；村委从工厂获得的资金基本归零，村民福利减少。没有古村落、古民居（或名人故居），也没什么山水风光的大多数农村，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颇费思量。
让上海的高中生了解农村的过去，理解农村的现状，殊为不易。哪怕同在上海，哪怕了解自己的爷爷奶奶或亲友。因为他们的经历中，没有前几代人亲身体验的艰难困苦。现在的高中生，已经是00后了。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出生；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们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是基建“狂魔”，是5G强国、体育强国、军事强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享受着“新四大发明”带来的便利，对高铁、国产航空母舰、奥运奖牌榜可能耳熟能详；他们大多不清楚，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1988年沪嘉高速）比美国整整晚了50年，中国第一条高铁比日本晚了40多年。哪怕在今天，中国还有近一半的低收入人口（月工资1000元及以下），还在进行着艰苦的脱贫攻坚战，而这些低收入人群大多是在农村或来自农村，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教育普及程度低，大多数人不懂医学常识而且缺医少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比例的低收入人群和落后闭塞的农村地区需要我们共同的关注，尤其是象牙塔里的青年学子。
百年前的南开学校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主张，广大师生身体力行，从教材改革，到教学方式改变，乃至师生进入城市、乡村开展各类调查活动，改革发展创新，影响深远。
希冀吾辈亦能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
是为序。
吴黎辉
二〇二〇年六月初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