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诗歌的客观性、实用性和宗教思想
洪振国
摘要：艾略特强调诗歌的客观性、实用性。他关于“传统”“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的理论都建立在创作的客观性的基础上。同时，他也强调感觉的作用，强调理智和情感的结合。他的诗是“社会的记录”，具有实用性。他后期的作品充满宗教思想，企图用宗教的伦理道德来净化人的心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客观性 实用性 宗教思想 哲学思辨
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同哲学研究是同时进行、密切相关的。他是诗人，又是哲学家、评论家。笔者认为客观性、实用性和宗教思想是他诗论和创作的突出特点，本文将就此进行评析。
文学艺术历来受哲学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哲学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潮，两种思潮平行而又交错。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要做到消灭个性这一点，才可以说艺术达到了科学的地步。”〔1〕他所谓的消灭个性，并不是否定个性，而是强调共性，强调客观性。他的文艺的科学性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哲学思潮的影响。理查德·舒斯特曼说艾略特受到20世纪初英美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影响，受哲学家布拉德莱和罗素等人的影响，〔2〕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莱哲学中的认识与经验》。罗素在他的《逻辑原子论》中说：“科学比任何哲学有更大的达到真实的可能性”，“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哲学必须建立在经验主义科学事实的基础上”。〔3〕理查德·舒斯特曼还认为艾略特的批评历程与他潜心研究布拉德莱的哲学紧密相随，其散文与诗歌风格都受布的影响，因此认为“布拉德莱的哲学是理解艾略特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钥匙”〔4〕，而“布拉德莱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努力达到实在”〔5〕。罗素强调科学与事实的科学现实主义和布拉德莱的《现象与真实》《伦理研究》《逻辑学原理》等著作对艾略特早期客观主义批评理论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艾略特在1951年于伦敦出版的《论文集》中说：“批评家必须有高度的事实感……任何书本、文章、注释即令只涉及最低层面的关于艺术作品的事实，比起九成是夸夸其谈的文章要好得多。”〔6〕艾略特认为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呈现读者可能不知道的事实”。他不主张阐释，但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却说：“只有使读者掌握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容易忽视的事实时，这种阐释才是唯一合理的阐释。”艾略特在文中强调“批评要以事实为基础”，批评家“和他们所掌握的事实打交道，而且他还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做”〔7〕，就是强调诗歌批评和写作的客观性。盛宁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说：“艾略特反复强调‘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不应着眼于诗人，而应着眼于诗’——把注意力从诗人转向诗歌本身的观点，为新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8〕这说明艾略特批评的客观性的观点是极具理论价值的。
在《哈姆雷特与他的问题》一文中，艾略特提出了关于“客观对应物”的理论。艾略特的这一重要理论和创作方法指出作品的感情要通过客观对应物即通过直接经验来表达，也就是要通过意象、隐喻、对比、引语、神话、典故等象征、间接而非直接、直露的方式表达。这与19世纪末浪漫主义诗歌滥用情感，把诗歌当作个人情感发泄的工具是截然不同的，是对它的反拨与批判。“客观对应物”理论与“意象主义”“象征主义”在强调创作的客观性、表现主观与客观及情感和理智的结合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意象派的创始人庞德在1913年说过：“艺术、文学、诗歌像化学一样是科学。”〔9〕庞德在随后给哈莉特的信中又说：“客观——毫不滑来滑去……”“诗必须和散文写得一般好……客观性，再一次还是客观性……”〔10〕他所说的客观性就是诗要通过意象唤起感情。法国诗人让·莫雷亚斯首先在《费加罗报》上提出象征主义的概念。他说：“象征主义是说教、夸张、虚假感情和客观摹写的敌人，它要使观念具有触摸得到的形貌；不过，创造这种形貌并非写诗之目的，其目的在于表达观念，而形貌则处于从属地位。”〔11〕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在十四行诗《应和》（或译《交感》）中首先提出了象征主义的“应和论”。他认为人与自然、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相通、对应的，整个世界在对应中形成“象征的森林”。他们所说的“触摸得到的外貌”和“对应”也是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客观对应物”是表现主观精神的客观化方法。
艾略特同时强调客观对应物通过感觉经验起作用，产生新的、更为复杂、深刻的情感。他在强调客观的同时，也强调了主观的作用。艾略特推崇17世纪多恩等玄学派诗人，认为这一时期之所以是英诗发展的高峰，就因为诗人们“有一种对于思想通过感觉直接理解，或者说，把思想重新创作为感情的本领”。他还说：“一个思想对于多恩来说就是一种感受”，“像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12〕艾略特认为玄学派诗人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总是致力于寻找各种心态和情感的文字对应物”〔13〕。有评论家认为：“情感通过感觉和经验来表达是艾略特批评的一个原则。”〔14〕艾略特的诗是理性的，着重在表现某种精神、某种思想观念，这一点，他受到布拉德莱哲学的影响。布拉德莱认为：“实在是精神的，事物越具有精神，它也就越实在。”〔15〕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这表明他不赞成浪漫主义主张的诗歌应主要表现主观感情和心灵世界，否定了华兹华斯“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漫溢；它的来源是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的诗歌理论。艾略特认为诗歌要表现的不是诗人的个人感情，也不是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16〕，而诗人的心灵只是这种新的、复杂的东西的媒介和催化剂，在新产生的东西中诗人是逃避和看不见的。艾略特认为个人的感情、“内心的声音”是多样的，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要服从于“外部权威”，服从于比自己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艾略特看来，传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段历史时期的某种潮流、思想，历史是由许多这样的此起彼伏的潮流所组成的。诗人要明智地利用传统，表达比个人感情更为重要的东西。艾略特的“传统”“非个人化”与“客观对应物”理论是一致的，它们都建立在诗歌客观性这一基础之上。他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小老头》和《荒原》等诗作都充分体现了这些创作理论和方法。
应该指出，艾略特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其理论和创作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强调诗歌的客观性之后，也提出人因感情、兴趣包括文化修养及个性的不同，对诗的理解、欣赏也会大相径庭。他在1933年发表的《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中说：“人对诗歌的鉴赏与他的其他兴趣和情感是不能脱离的；前者影响后者，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人对诗的鉴赏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人本身是有局限性的。”〔17〕在该书中他还说：“如果太过于紧扣‘诗文’，对诗人所要说的采取置之不顾的态度，你很可能把它全部的意义排除。”〔18〕可以看出，艾略特开始强调诗人、读者的兴趣、感情、态度在诗歌创作及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他已不再坚持诗歌是“逃避情感”“逃避个性”的了。在该书1964年再版序言中，艾略特说《传统与个人才能》是他年轻时第一次印行的文章，他希望以后的文集编纂者能收入该书的篇章以取代《传统与个人才能》。这表明他认识到过分强调“逃避感情”“逃避个性”等说法有片面性。所以理查德·舒斯特曼说，艾略特从早年的科学客观主义转向承认个人处境、理解力的不可避免性和价值，代表他从基础的科学主义向解释学的历史主义和多元论的升华。〔19〕
艾略特的博士论文是在哈佛大学唯心主义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的指导下撰写的。罗伊斯称自己的哲学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加上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其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影响，实用主义在艾略特的博士论文中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强调“有用即真理”，概念的全部意义都在实际效果中表现出来。实用主义认为命题的真实性是由相关的实验结果来判断的，而且认为它与时间、地点和探究的目的有关。 〔20〕
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在涉及理论与经验世界时表明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关心的全部是理论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应该“让理论经受实用的考验”，“理论观点是实践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的理论将会被发现充满实际的动机和结果”。〔21〕艾略特关于理论来源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又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他诗歌创作和理论遵循的原则。早在1920年发表的《小论诗的批评》中艾略特就说过：“诗是一种社会的记录，而且能够让历史家、道德家、社会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家加以利用……而诗应该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问题，然后，诗是社会的记录。”〔22〕艾略特一直坚持诗的艺术性和诗应反映社会及其变化、为社会服务的观点。他在《叶芝》一文中高度赞扬叶芝的诗不仅“传达经验和愉快，但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历史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23〕。艾略特认为诗歌传达经验和使人愉快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只有反映时代的意识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
艾略特的诗是“社会的记录”，也像他评价叶芝的那样“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15年，他发表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写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想去看所爱的女子。会见情人本应是件轻松愉快的事，但普鲁弗洛克却缺乏勇气与自信，心情沉重得“像手术台上一个麻醉过去的病人”。他的独白表现了战后迷惘的一代人的苦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全世界约有15亿人被卷入战争，6500多万人当兵打仗，2000多万人受伤，1000多万人死亡。其中英国死亡约75万人，英国商船损失近70％，财产损失近1/3，并向美国借款10亿美元。战后英国社会混乱，经济趋于崩溃，人们感到空虚、迷惘，看不到前途和光明。艾略特的《小老头》（1920）、《荒原》（1922）、《空心人》（1925）等作品集中反映了战后英国及整个欧洲的状况。艾略特如实地反映，是为了警觉世人，促进人们振奋精神，寻找治愈创伤的途径，促进社会的文明与复兴，是有其实用目的的。
艾略特虽然受科学思潮的影响，重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他又是一个有神论者，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他相信宇宙“有一个超自然的秩序”即上帝的存在。〔24〕他出身于美国一个新英格兰清教徒家庭，家庭影响以及他本人对欧洲基督教文化传统和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邓恩等人的仰慕，逐步加深了他对宗教的信仰。不过截至1927年皈依英国国教——天主教之前，艾略特经历过一个探索过程，对现代宗教有过怀疑与矛盾。在谈及家庭宗教信仰时，他说过，他“是在基督徒圈子之外长大的”〔25〕。他的家庭属于基督教中的唯一神教派，该教派信奉上帝，但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天主教教义，对教会也多有异议。这对艾略特无疑是有影响的。罗伯特·克劳福特就曾指出过：“像《艾略特先生的星期天早礼拜》《河马》《不朽的低语》，甚至《小老头》都表达了他对现代宗教的极端不信任。”〔26〕
艾略特由怀疑到信奉天主教，最后成为天主教徒，与他所处的时代，与战后一代人的失落及他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无疑是受但丁诗歌的影响。”艾略特本人也说：“这种感觉是一时的，也是终生的。”〔27〕但丁的影响不仅在于诗歌的语言及喻象诸方面，还在于艾略特认为“但丁是伟大的基督教诗人”〔28〕。这与他自称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天主教徒是吻合的，与他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应建立在基督教原则、建立在等级社会和严厉的社会机构基础之上的主张是一致的。
艾略特的宗教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对古代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大量引用上。在神话引用中可以看到魔术信仰、灵物崇拜、灵魂信仰和宗教仪式等方面的反映。古希腊神话是关于神灵和英雄的故事，希腊文明也是构成基督教思想传统的一大组成部分。采用神话架构组合现代零碎、复杂的经验，表达对现代世界的看法是艾略特诗歌的一大特点。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艾略特引用了希腊神话。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艾略特引用了《神曲》中的一段话，后来又引出《圣经》中耶稣使之死后四天从坟墓里复活的人物拉撒路，给作品涂上了一层宗教神秘色彩。艾略特参照人类学家杰西·魏士登的《从祭仪到神话》和詹姆斯的《金枝》，在《荒原》中套用了亚瑟王寻求“圣杯”的神话结构和有关繁殖的礼节，表明只有信奉上帝才能拯救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思想。艾略特早期的至少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诗大部分与《荒原》的内容有关，表现西方文明的腐朽与衰败，当然也包含了他想从宗教找出路的思想。在正式接受英国国教后，他的诗更充满了赎罪和寻求精神平和与灵魂超脱的调子。他的《爱丽尔诗》（Ariel Poems，1927—1930）、《灰色星期三》（1930）和《四个四重奏》（1943）即是这样的被称为宗教诗的诗篇。艾略特诗中包含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下面几点：
1.上帝是道，信仰上帝就是信仰真理，也才能获得救赎。
《四个四重奏》开篇引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逻各斯对每个人都是普遍的法则……”逻各斯，从哲学上讲，就是理性，是宇宙构成或宇宙秩序的根本原因的意思；按神学的解释，它则为神道。这句引语表明人人必须服从理性或遵守神道，信奉上帝这一普遍法则。
《灰色星期三》中说：“光照耀在黑暗中/这不平静的世界仍围绕着这寂静的中心旋转。/”诗的结尾处说：“我们的安宁有赖于上帝的意愿。”《四个四重奏》中说：“在旋转的世界的静点……在静点上，那是舞蹈，不停止也不移动。”寂静的中心、静点指的就是上帝。世间变化着的万物围绕着上帝旋转，只有上帝是永存的、不受时空限制的。
2.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上帝救世旨意。
《三贤哲的旅程》重复《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在犹太的伯利恒降生的故事，表明上帝通过基督道成肉身，也表明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荒原》《雷霆的话》中“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旁的第三人？”，这第三人便是耶稣。
《四个四重奏》中也写到耶稣诞生、受难和圣灵化身的出现。《东科克尔村》中“受伤的大夫拿起了/探查病体的探针”，指耶稣为病人治病“我们所饮是那流淌的鲜血，/我们所食是那血淋淋的肉”，指圣餐及耶稣遇难。
3.原罪、赎罪，天堂、地狱之说。
在《东科克尔村》中圣母玛利亚“她时刻的关心不是为了我们的高兴/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所受的惩罚”。人们死后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作者在该诗中说“乞求上帝给我们仁慈”，“为我们罪人祈祷吧”，“愿审判我们不要过重”。《燃烧了的诺顿》第一节中的《进入玫瑰园》有指伊甸园的意思。第二节有“免使人类进入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人类肉体都不堪忍受”的句子。《小吉丁》中有“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在炼火中得到新生”，表现了人类只有相信基督救世、能为人类赎罪、一切听从上帝安排，才能摆脱罪恶与痛苦，进入天堂，得到永生。
在神学家们看来，上帝的属性包括形而上和道德两个方面。上面所列举的属于上帝的前一种属性，即唯心的玄学的属性。
艾略特显然认为后一种属性更为重要。他说过：“人们发现世界在某种情况下，仅用世俗的理论是无法对它进行解释的，然后却发现在基督教里能找到对现实世界最满意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内在的道德世界的黑暗方面的解释。”〔29〕他还说：“没有宗教，人类就要灭亡。”〔30〕这都是强调宗教的道德属性。宗教是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和理想、信仰，艾略特寄希望于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来塑造人的灵魂、规范人的行为，以拯救世界。在《荒原》中，艾略特借雷霆的话以“舍予”（献身）、“同情”和“克制”的道德标准作为拯救荒原的法宝，就是一个证明。在《四个四重奏》中，他又提倡“谦卑”“自我克制”“寡欲”“宽恕”“爱”“热忱无私和自我屈从的牺牲”“从自我、从物、从人中超脱”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以驱除人们内心世界的黑暗，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尽管这不是拯救荒原的根本方法。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是，艾略特不是为宣传宗教、达到宗教目的而写诗，尽管他的作品具有宗教性。他说过：“他所要的一种文学，应该是无意识地具有基督教性的，而不是存心的和持挑战态度地做成这样的。”〔31〕用哲学的抽象思辨将宗教思想和宗教伦理道德表现出来，是艾略特诗歌的又一特点。《四个四重奏》被认为是一首哲理诗，其开篇的引语有很深的哲理性，也表示艾略特将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索一个拯救的主题。艾略特用对立物斗争、统一的规律在该诗中分析“静止与舞动”“现在时间与过去时间与将来时间”“瞬间与永恒”“物质与精神”“无限与有限”“非存在与存在”“结束与开始”“黑暗与光明”“生与死”“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向前的路与向后的路”“善与恶”“肉体与灵魂”等多对矛盾的关系，阐明他的哲学、宗教观点，是很有深度的。
瑞典文学院安代尔斯·奥斯特尔林在1948年授予艾略特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说：“艾略特的诗歌和文论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语调，它具有一种能触及我们这一代意识的钻石般的锐力。”在论及《荒原》时，他说：“现实证明诗里所描写的悲惨景象依然不折不扣地反映着原子时代阴影下的现状。”无疑，这是在赞扬艾略特诗歌的客观性、现实性、实用性。艾略特关心人的命运，人与人的关系及人的精神灵魂的得救。他不断探求，所以他的作品有“钻石般的锐力”。但当他认为理性、世俗的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时即转向非理性的世界，从中寻求安慰，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这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他作品的精深广博，所表现的辩才及哲理思辨，以及他的创作理论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本文所引艾略特诗歌的译文及1984年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安代尔斯·奥斯特尔林的授奖辞均引自赵萝蕤等翻译的《艾略特诗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本文曾发表于《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注释】
〔1〕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2〕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3〕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4〕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5〕侯鸿勋，郑涌：《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54页，第276页，第348—351页。
〔6〕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7〕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8〕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73页。
〔9〕Hyatt H.Waggoner，American Poets（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1968），p.336.
〔10〕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8，第14页。
〔11〕刘岩：《现代诗歌的里程碑作品——艾略特的“荒原”》，载《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第84页。
〔12〕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22页。
〔13〕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14〕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15〕侯鸿勋，郑涌：《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54页，第276页，第348—351页。
〔16〕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17〕T.S.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London，Boston Redwood Bum Ltd.，1987），p.36，p.64.
〔18〕T.S.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London，Boston Redwood Bum Ltd.，1987），p.36，p.64.
〔19〕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20〕侯鸿勋，郑涌：《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54页，第276页，第348—351页。
〔21〕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22〕艾略特：《小论诗的批评》，杜国清译，载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八卷）》，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5，第122页。
〔23〕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24〕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25〕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26〕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27〕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28〕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
〔29〕David Moody，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T.S.Elio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32，p.37，p.33，p.37，p.53，p.40，p.44，p.88，p.86，p.89，p.88.
〔30〕Zhang Jian，T.S.Eliot and English Romantic Tradi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7），p.94.
〔31〕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页，第4页，第69—70页，第32页，第8页，第174页，第137页，第129页，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