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的抗争精神

普拉斯是一位才华出众、事业获得成功的诗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内心极其痛苦、生活上不幸的女人。她的父母均为波士顿大学教师，八岁丧父，失去父爱。母亲望女成凤，未再婚嫁，一心要把未竟的事业寄托在女儿身上。在这样的境况下，普拉斯养成了刻苦攻读的习惯和寡欢、孤僻的性格。她的生活正如小说《钟罩》里的主人公埃丝特所说：“我平生告诫自己，我要做的实际上也如此，就是学习、读书、写作，拼命工作。我做得非常之好，门门课都得优秀……”^〔1〕但是就在1953年，普拉斯自云“我感到创作、社会及经济上的成功如潮水般上升……”^〔2〕的时候，她却垮了，身心憔悴，住进了精神病院。

住院期间，她失眠“一个月不曾合眼”，接受电震治疗，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她挣扎，也像母亲说的那样去关心帮助更痛苦的人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但仍无成效。特别是不能读书和写作更使她痛心疾首。这一年她两次自杀未遂。普拉斯在1958年12月27日的日记里对自杀解释说：“我常常感到她要利用我作为她的自我延伸……”在另一篇日记中又写道，“母亲懂得我为什么自杀吗？因为我不能写。无疑，我感到不能写是因为她要拿去私用，这就是全部原因。”^〔3〕小说《钟罩》的女主人公也说过同样的话，所以评论家苏珊·巴斯内特说：“我们可以把《钟罩》作为一本母女冲突的小说来读。”^〔4〕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她的自杀是对母亲的“爱”及其“控制”的一种反抗，正如D.H.劳伦斯的小说《儿子和情人》中保罗对其母莫尔太太“过分的爱”及“控制”的最后的抗争与逆反心理一样。

普拉斯是一位敏感、关心社会、政治，勤于思考的诗人，她的自杀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对黑暗、恐怖的美国社会的无言的反抗。1953年夏秋之交，正是美国政府对卢森堡夫妇进行电刑迫害，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施展淫威、大肆叫嚣对共产党人进行清洗搜捕，艾森豪威尔执政之时，这些在《钟罩》中都有所反映。后来在谈及《钟罩》时，普拉斯这样描写当时的美国社会：“一个黑暗、绝望、幻灭的时代——像只有人类理智进了地狱一般一团漆黑——象征性的死亡和麻木昏厥——然后才是缓慢的再生和精神的复苏。”^〔5〕她深感社会的窒息和重压，在1958年的一篇日记中还写道：“美国的最大的过错——它的这一部分——是它的压制的气氛：要求顺从。”^〔6〕《钟罩》一书的封底上有这样的评述：“一个企望用电震法治愈一个敏感、探究的年轻艺术家的社会，她对自身地位的寻求成了可怕的走向癫狂的乐曲。”评论与自述说明她的自杀是一个柔弱女子对美国社会的绝望与对其压迫的反抗。

普拉斯证明自己执教于史密斯大学时是位优秀的教师。洛伊斯·艾姆斯在对她的自传评述里写道：“……在那里，西尔维娅被同事们评估为史密斯英文系最好的两三个教师之一。”^〔7〕但为了潜心写作，她于1959年放弃教学随特德移居英国，靠打临时工维持生活。只是1961年后得到一点有限的尤金·F.萨克斯顿研究基金的支持。1960年她的诗集《巨人》出版，第一个孩子——女儿弗雷达出生，接着便是流产、切除阑尾，又再次怀孕，1962年生下儿子尼古拉斯，此时，她早已开始第二本诗集《爱丽尔》的创作。与此同时，她还赶写《钟罩》，并于次年出版。除此之外，她还写有《日记》，并有诗作源源不断发表。她作为妻子、母亲、作家，压力与负荷是够重的了。普拉斯自己描写这段生活时说：“我觉得自己像一件时刻不停的、听其使用的、非常高效的工具和武器……”^〔8〕

1962年至死前，正是她富于灵感，下笔有神的创作高产期，也是痛不欲生，个人悲剧达到顶点之时。1963年2月11日晨，普拉斯开煤气灶自杀身亡。

《狂怒的神》一文的作者阿尔瓦雷斯在解释普氏之死时说：“她的死即是一种未达目的的救命的呼叫，又是她驱除她在诗中唤起的死神的最后的孤注一掷。”^〔9〕

普拉斯的自杀，并不像有的评论家说的：“她悲观厌世、自虐、自毁，视自杀为艺术、为游戏……”恰恰相反，她热爱生活。她中学时的一位朋友写道：“西尔维娅似乎不能坐等生活的来临……她冲着前去迎接生活，开创前程。”^〔10〕1963年10月，特德·休斯在《邂逅》的注释中说：“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人比她更热爱生活，更能得到幸福。”

自杀前七天，她写了最后一首诗《边缘》以告别人世。诗中讲一个完美的女人死了，世界不必悲哀，这原是习以为常的事。这首诗赞美死的庄严与沉寂。但在同一天，她还写了另一首名为《气球》的诗。诗里有这样几句：“这些移动的，/红的、绿的、轻的气球，/让心儿快乐，/像希望，或自由的/孔雀，在星空展翅飞翔。/在这里，诗人仍在为希望、为生命的流动而欢呼，表现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中仍充满强烈的生的欲望。”普拉斯之死与丈夫的不忠、爱情和家庭的破裂有关。巴斯内特说：“婚姻的破裂导致她1963年在伦敦的住宅里自杀。”^〔11〕公众认为，诗人的死因定会在她最后的诗作与日记里披露，可是，“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日记，直写到自杀前三天，都被特德·休斯给毁了……”^〔12〕此事引起众人猜疑与愤怒，美国著名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认为：“特德·休斯在编辑出版普拉斯的作品时删节一事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普拉斯实际成了受压抑、迫害，最后被逼至死的妇女的象征，她的丈夫是罪魁祸首。”^〔13〕

普拉斯对妇女处于依附地位，对受夫权及社会的压迫深感不满，在许多诗篇里进行了揭露与控诉。在《爸爸》一诗中，她称父亲（暗指丈夫）为法西斯，描写在铁蹄下的妇女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其中有：“没有上帝，只有敢字的纳粹旗，/黑沉沉、天空透不过光亮一丝。/每一个女人崇敬一个法西斯，/皮靴踢女人的脸，好野蛮，/像你，有野兽般残忍的心。/”

普拉斯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反对把妇女贬为玩物和雕像。在《帏幔》和《拉扎勒斯女士》两首诗中，她号召妇女反抗、复仇，挣脱枷锁，解放自己。《帏幔》的最后几句是：“我将挣脱——/从小小的、珠光宝气的、/他作为至宝而监护的玩物中。/女狮，/一声尖叫，在他沐浴时，/帏幔下、隐蔽处。/”女狮是女性力量的象征；“一声尖叫，在他沐浴时”，援引法国大革命时革命党领袖马拉洗浴时被夏洛特·科黛刺死的历史事件“帏幔下，隐蔽处”指带着面纱及禁锢在深闺里的妇女的反抗，援引希腊神话中亚伽门农被受虐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所杀。

《拉扎勒斯女士》的最后两节：“上帝先生，撒旦先生，/当心！当心！/从死灰堆里，我披着红发升起，/像呼吸空气，我吞食男人。/”她死不罢休，要复活，要从死灰堆里升起，大口吞食男人，表现了她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斗争的不妥协精神。她给了女权主义运动以鼓舞。所以巴斯内特说：“西尔维娅——女权主义者的先驱，她的作品表现了不能摆脱受压抑与受压迫情况下妇女的极大的怨恨。”^〔14〕巴斯内特把普拉斯誉为战士，并说：“当50年代理想主义的破灭而变为60年代正义的愤怒时，随着对残忍的统治的世界性抗议，西尔维娅的声音和其他人的一起被认为是战士的呼声。当70年代妇女运动全面推动而震撼波及西方文化时，她的声音同其他的姐妹们的声音一起，因之被认为是愤怒的声音……”^〔15〕评论家海伦·麦克尼尔说：“普拉斯已成了现代的图腾、愤怒的象征。”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