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威尔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看他的创新精神
罗伯特·洛威尔成长的岁月正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在美国蓬勃发展成为美国文坛和批评界的主流之时。为了跟上时代，洛威尔求学期间放弃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习，投奔新批评派主将之一的艾伦·泰特（Allen Tate），后经他介绍入肯庸学院，师从泰特的老师、“新批评”的提出者约翰·克罗·兰塞姆。肯庸学院毕业后，洛威尔又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在两位新批评界威望很高的导师克里恩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指导下读研，又与新批评的代表作家艾略特交往，深受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所以洛威尔说：“我这个诗人是在新批评的全盛时期成长的，新批评的技巧先入为主，迷恋过去，对其他语言感兴趣……”〔1〕兰塞姆在论文集《新批评》中赞扬艾略特等人的批评见解和方法，把以文本为主称之为新批评。艾略特强调客观性，认为诗人不能超越传统，提出“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的理论，主张通过意象、隐喻、神话、典故、象征等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
洛威尔的第一部诗集《不一样的国度》（1944年），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第二部诗集《威利爵爷的城堡》（1946年），它包括第一集的五首稍作修改的诗和新作三十首共三十五首诗，这些诗受到老一辈新批评诗人的支持与鼓励，发表后受到普遍欢迎，得到了艾略特、威廉斯等人的称赞。该诗集获1947年普利策奖，奠定了洛威尔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他被认为是院派的后起之秀、一颗上升之星，被选为1947—1948年美国国会图书桂冠顾问，即桂冠诗人。这些早期的诗工整，拘泥于音韵形式，内容多集中于宗教和暴力方面。此集中的两首诗——《爱德华先生与蜘蛛》和《南塔基特的教友派墓地》，就是这类诗中的佳作，后来被洛威尔收集在《生活研究》之中。第三部诗集《卡瓦纳家族的磨坊》（1951年）不及第二部诗集成功，而评论界又期望过高，致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诗歌风格。洛威尔在回顾、反省旧作时曾说：“我感到我的旧作隐藏了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很多时候涂上了一层僵硬的、不可穿透的外壳，风格似乎隐约、意象堆砌，像有意要为难读者。”〔2〕洛威尔在事业有成、成为有名诗人之后，不故步自封，勇于自我批评，不断探索，改革创新，从而取得更大成就。洛威尔的第三部诗集发表后，长达八年没有新的诗集问世。在此期间，美国文坛新的文学团体和流派，如黑山派、纽约派、垮掉派等十分活跃。以威廉斯为首的反学院派的声势不断壮大，新批评渐渐走向衰败。金斯伯格的《嚎叫》（Howl），斯诺德格拉斯的《金针》（Heart's Needle）相继发表，震动文坛。1957年洛威尔西海岸之行时，朗读旧作，不像垮掉派诗人那样受到听众的欢迎。他回顾说：“当诗歌朗诵被金斯伯格升华之时，我仍然朗读我的旧的、许多“二战”期间发表的新批评的宗教、象征诗，我发现没有引起评论——听众听不懂，而且朗读时，我自己也不懂。”〔3〕这使洛威尔寻求改革的决心更为强烈，西海岸之行成了他的寻求改革之旅。
另外，20世纪50年代，洛威尔本人的遭遇如十年内父母相继去世、第二次婚姻遇到困难等，致使他精神病发作，需住院治疗，医生建议他写些童年和家人的往事以排遣精神压力，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上述种种原因促使他于1959年发表了《生活研究》。
《生活研究》从内容到形式与新批评的要求迥然不同，有个人隐私和常人回避的内容。泰特首先表示反对，并劝洛威尔不要发表此诗，甚至连威廉斯也感到有些惊愕。罗森瑟尔宣称“《生活研究》显然是自白风格”这一轻蔑性的标签，虽然遭到洛威尔的反对与拒绝，但自白派一说便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大部分读者和评论界对诗集表示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评论家斯坦利·库尼茨（Stanly Kunitz）称它“也许是继艾略特的《荒原》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部现代诗”〔4〕。也有评论家认为：“该诗集是自白派形成的标志之作，是美国诗坛里程碑式的诗集。至1995年，该诗集已再版28次，改变了美国诗歌的面貌。”〔5〕西尔维娅·普拉斯第一次读《生活研究》时认为“诗的风格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并说：“对罗伯特·洛威尔的《生活研究》带来的突破，我感到非常激动。他在个人感情经验方面的热情的突破，我认为已部分地打破了禁忌。”〔6〕评论家珀洛夫（Perloff）认为：“洛威尔脱离教会后写的《生活研究》是伟大的分水岭：新的诗通俗、有自传性，用语随意并且口语化，语音模式几乎偏向口语化。”〔7〕评论家劳伦斯·克拉梅（Lawrence Kramer）认为：“《生活研究》出名有两点：第一，它标志着与早期诗歌果断的决裂，那些早期的诗曾确立了洛威尔作为重要的现代模式最好的诗人的地位；第二，它批判了现代主义作家非个性化的主旨理想。它似乎是代表了当年（1959）露骨的自我揭示而跨入了‘自白模式’，并引领了六十年美国诗歌的这个派别。”〔8〕
《生活研究》是自白派的代表作，用第一人称剖析自我，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生活研究》中的诗，自由诗和格律诗混杂，并有大篇幅的散文，记载了许多诗人家庭和个人的事情，语言较通俗易懂。它拓宽了文学创作的领域，从着重客观描写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挖掘与揭示，宣告了新批评理论的过时和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大量使用隐喻、神话、典故、象征等手法支配文坛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洛威尔也成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1961年，洛威尔发表了译诗集《模仿》（Imitations），这是一部零散的欧洲古典和现代作家的翻译诗集。在该书的导言中，“洛威尔说他的翻译应该只算得上‘模仿’，而不是严格的翻译，因为他并未拘泥于原作，而是想把原作者或许现在想说而没有说的写了出来”。该诗集获1962年博林根诗歌翻译奖。同年，洛威尔还翻译了17世纪法国诗人及悲剧作家让·拉辛（Jearl Racine）的诗剧《费德拉》（Phedre），它近于意译，略带伊丽莎白时代色彩。洛威尔在译诗时标新立异，不忘创新，其精神可嘉。
1978年才出版的、翻译希腊悲剧诗人艾斯奇勒斯（Aeschylus）的《奥雷斯蒂里》的诗，风格比起自传体的《生活研究》有巨大变化，说明他向欧洲经典作家学习，一直在探索诗的写法。
1964年，洛威尔发表的《献给联邦烈士》是一本杰出的诗集，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特别是其中的题名诗更受欢迎。该诗集用像《生活研究》中最后部分的那种较自由、较个人化的风格写成，有历史人物，无自白成分。诗的主题是历史中的个人，可以默读，也可高声朗读，很有新意。
1964年，洛威尔还开始从事戏剧写作，出版了三个独幕连续剧剧本《古老的荣誉》（The Old Glory）。该剧本是霍桑和麦尔维尔的三个短篇小说的改写本。该剧在曼哈顿的美国剧演出剧场、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及其他地方公演，大受欢迎，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事件。罗伯特·布鲁斯泰恩说：“该剧是文化诗的杰作。”〔9〕演出获得巨大成功：1964—1965年戏剧节上五次获百老汇以外优秀演出奖，并获优秀剧本奖。〔10〕洛威尔比他同时代的诗人更能以现实的眼光观察和描写历史中的个人，所以波伊里尔（Poirer）称他为“我们最忠实的历史学家”〔11〕。洛威尔对原作推陈出新，将小说改编为戏剧，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1967年，洛威尔发表了诗集《大洋附近》（Near the Ocean），他又回到用比较正统的音韵格式写诗，表明他对音韵的重新审视。
《笔记》（Note，1967—1970）是一部用自由体、不押韵的十四行诗写成的史诗，又被认为是诗体小说，主人公是诗人本人，涉及社会、个人精神生活，与历史、自传交融，是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人们生活的记录，是洛威尔最具创造性、被认为是《生活研究》之后最好的诗作〔12〕。洛威尔认为无韵体的十四行诗是一种合适的形式，希望用这种形式把即刻发生的事，包括政治事件和个人的事，与个人的情感、知识、梦想等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洛威尔后期诗歌的主题。洛威尔在他的《杂录》一文中说：“用无韵体十四行诗写了六年，这些五音步抑扬格的诗最能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往往结构和高潮也最自如。他获得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者不再有机会能抓住奇妙多变的顷刻并使之入诗。”〔13〕
1973年由洛威尔的《笔记》派生出的三部曲——《历史》（History）、《利齐和哈里特》（Lizzie and Harriet）和《海豚》（The Dolphin），由102首新诗组成，大部分是近似的五音步抑扬格无韵体诗，获1974年普利策诗歌奖。
1977年的《日复一日》（Day by Day）是洛威尔最后一本新诗集。这是一本半回忆半小说的诗集，是诗人逝世前完成的；同时也是挽歌，写诗人的痛苦，家庭、妻子和孩子，写生病的可怕和恢复健康的愉悦，非常优美动情，是表现过去和现在的一幅快照。诗人放弃了用十四行诗形式，重新回到自由诗体。该诗集获1977年美国图书批评界诗歌奖。
从洛威尔的创作过程不难看出，他摆脱新批评的影响，放弃旧的创作思想和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才有了《生活研究》的突破。可贵的是，在其后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停止探求和创新的步伐。他的“自我入诗”，自传式地把诗歌串起来，在创作方法上又向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学习，并努力做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他又继承惠特曼、威廉斯的自由诗的传统，采用通俗的语言，使诗与散文结合，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继《生活研究》之后，他扩大创作题材和内容，写历史和个人、过去和现在。他向欧洲经典作家和诗人学习，推陈出新，创作形式也不断变化，从而引领美国战后诗歌进一步向本土化、民族化方向发展。“他的创作生涯也成了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