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湘译诗的观点与特色
洪振国
朱湘（1904—1933）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走向诗坛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不断进步，由自然诗人逐渐过渡到面对人生的社会诗人。他勇于探索新诗的形式，曾对我国早期新诗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他认为新诗是一方未垦的膏壤，然而却有丰美收成的希望。尽管他的一生短暂、坎坷，充满凄苦与幽愤，他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这块膏壤上深耕细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诗歌，在我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
诗人热爱祖国，生无媚骨，刚直不阿。他一生追求光明，但终为黑暗的社会所不容。虽为学者、教授，他却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精神抑郁痛苦之极；大革命失败后，他远离祖国，客观上又造成他与中国社会隔绝，未能看到蕴藏在人民中的力量，未能在暗夜中瞥见黎明的曙光，终于同他诗中所写的那样——“光明去了时我也闭眼”，于1933年12月5日，在船过李白投江的采石矶时，悲吟哀叹，纵入急流身亡。诗人的死虽是消极的，但却也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无言的反抗与抨击。诗人死时不足三十岁，恰是风华正茂、才情纵横的创作盛年，他的早逝实在是我国新诗诗坛的一大损失。
朱湘又是一位外国文学工作者和优秀的翻译家，近年来他的诗集、诗选陆续印行，这位几乎被遗忘了的诗人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入所了解。在罗念生教授的倡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揣摩，我已整理成《朱湘译诗集》（以下简称《译诗集》），并增补了作者介绍和注释，以供学者研究了解朱湘早年在介绍、翻译外国诗歌方面的成就。下面仅就编注中的体会谈谈朱湘译诗的五个观点与四大特色。
朱湘在译诗方面的主要观点是：
1.译诗是创作工作。
英国诗人本·琼森从希腊诗中译出的《情歌》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无论哪一种英诗选本都要选入；英国诗人从琼森、弥尔顿、菲茨杰拉尔德到罗塞蒂都译诗，译得那样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朱湘对此倍加赞赏，因而一生和译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译诗活动和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当他十九岁正式从事诗歌创作时，便着手翻译丁尼生、布朗宁、雪莱和莎士比亚等著名英国诗人的诗作。他译作的数量，若包括中译英，估计不会少于他的创作。朱湘如此重视译诗，是因为他认为译诗和写诗都是创作活动，两者相辅相成。他曾经说过：“译诗这种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创作意味在内的。”这与意大利批评家克罗齐关于“纯文学的翻译，都不是翻译，而是创作”的说法是一致的。
朱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译诗和创作视为同等重要，自觉地把二者有机结合，用毕生精力致力于译诗与写诗，译写交融，硕果累累，值得称道和效法。
2.译诗是为了把外国的“真诗”介绍过来，以便进行比较、借鉴。
朱湘是一位热爱祖国、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他译诗是受爱国心所驱使。他在给罗念生、罗皑岚两位挚友的信中写过“为中国鞠躬尽瘁”，“为了祖国的光荣拼命写作”。他苦心孤诣在世界诗林中涉猎，把“真诗选择过来，不是为了译诗而译诗，而是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我国新诗的发展，为了“翻一阕新声”。他在《说译诗》一文中指出：“译诗是为了把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的诗中哪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避去，哪一部分是精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诗所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可以清楚看出，朱湘译诗是为了比较借鉴、参照与开辟，一句话括之：“洋为中用。”他认为对外国诗“正当的研究与介绍是必要的”，但对于一味盲从，不用我们的独立判断，他是反对的。他在给赵景深的信里写过：“外国人的好处我们尽管采用，他们的毛病我们自不必去学。”对外国文学持分析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朱湘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译诗集》里绝无低下和不健康的东西，他认为作品的内容和社会影响值得每个译者在动笔之前着眼考虑。
朱湘是一位肯学习、勇于探索与创新的诗人。他很多诗作的题材、语言、格律等方面都大胆汲取了西诗的长处。他在《石门集》第三编中写了八十六首西洋诗体的诗歌，采用欧美的两行、四行、三叠令、四环调、十四行英体及意体等格式，虽然评论家们对此有不少异议和批评，但朱湘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和改革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应该给予肯定，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满腔的热忱是不可企望的。
3.译诗在一国的诗学复兴与发展上占重要地位。
新诗是我国文学命革的开路先锋，五四运动是以新诗开始的，是当时一批年轻诗人和上层知识分子，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为了打破传统旧诗的桎梏而掀起的浪潮。正如朱自清所说：“旧诗已成强弩之末，新诗终于起而代之。”这股中外文学发展及复兴的历史潮流把朱湘推向诗坛，实践使他认识到外国诗歌的作用与影响，因而对译诗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从前意大利的彼特拉克（Petrach）介绍希腊的诗到本国，酿成文艺复兴；英国的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us）始创无韵诗体（blank verse）。可见译诗在一国的诗学复兴上是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了。”朱湘认为译诗关系着一国诗歌的发展，绝非可有可无，绝不可等闲视之。朱湘如此评价译诗的地位，这对从事译诗工作的同志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朱湘的《译诗集》便是他为中国“诗学复兴”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4.放眼世界，体裁多样化。
朱湘曾说过要“用世界的眼光去介绍”外国诗，他还说过：“专研究一国的文学，不免眼光狭窄偏畸。”朱湘译诗虽有所侧重，但还是放眼世界，译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好诗。他的《译诗集》证实了他的观点。《译诗集》中共有十六个国家的八十八个作者（包括无名氏）的诗作一百一十六首（其中有长诗五首，散文诗三首）。这些诗大都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名篇或名家的作品。用朱湘的话说，它们都是“真诗”。朱湘特别推崇英诗，所以选译了二十一个英国诗人和不同时代五个无名氏的诗共四十四首。他认为“英诗是诗神的嫡系”，应该“提起对国人的兴趣”。朱湘也很重视民歌，认为“民歌是民族的心声”，应该从民歌中汲取营养，所以他译了罗马尼亚民歌十四首。《译诗集》的诗最早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作品，最近的是20世纪初的作品，真是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没有放眼世界，没有历史眼光，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部译诗集的。
不仅如此，朱湘还十分注意译诗的种类和体裁。他的译诗集中，诗的种类和体裁是比较多样的，其中有：史诗、抒情诗、叙事诗、牧歌、寓言诗、十四行诗、格律诗、自由诗，以及民歌、民谣、传说等。朱湘认为：“抒情诗的偏重，使诗不能多方面发展，而诗的种类很多，哪一种都充满了丰富的希望，值得致力于诗的人的努力。”朱湘认为各种形式、体裁的诗，都是由它们各自的“含性”即内容所决定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应该尽力搜求、汲取它们的长处，以求新诗的发展。在翻译介绍外国诗歌时，像朱湘那样视野开阔，体裁多样，兼收并蓄而刮垢磨光，对进一步繁荣我国诗坛、译苑，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5.译者要能“了解诗人”，“解释诗人”。
朱湘反对“对西方文学一知半解”，便在那里译诗或提倡什么。他要求译者能“了解诗人”，“解释诗人”，最好译者本人便是诗人。要做到对原诗和诗人有透彻的了解，融会贯通，把诗的神韵传达出来，译者除了要具备诗人的素质和条件之外，还得有坚实的中外语言文学基础和渊博的知识。朱湘能做到透彻了解，除了他中国古典诗词的功力很深之外，便是他懂得多种外语和广泛涉猎世界文学。朱湘曾于1927 至1929年留学美国，插入劳伦斯、芝加哥、俄亥俄大学高年级攻读拉丁文、希腊文、古英文、英国文学、德国短篇小说、比较文学等课程。能用英文写诗、译诗，曾把辛弃疾的《摸鱼儿》和欧阳修的《南歌子》译成英文诗在芝加哥大学校刊《长生岛》上发表，他还翻译过希腊悲剧数种（未曾出版）。正因为他学贯中西，重视比较研究，所以他能了解诗人，深刻理解原诗。从朱湘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译诗工作者，除中文练达之外，至少必须精通一两门外语，还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把诗译好。
朱湘的译诗和他的创作一样，都是经过刻苦锻炼的艺术品，他的译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1.着意传达原诗的意境，注意艺术效果。
朱湘是一个重艺术美的诗人，他汲取中国旧诗重意境的长处，译诗时特别注意悟出和开拓原诗的境界、情调和情绪，用诗笔点染，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情景交融的生活画面。他曾经说过：“我们对译诗者的要求便是他将原诗的意境整体地传达出来而不顾枝节上的更动，只要这种更动是为了增加效力。”朱湘本人便是照这个要求来译诗的。试举歌德的《夜歌》为例，这首诗的英译是：
Over all the hill tops
Is quiet now.
In all the tree tops
Hearest thou
Hardly a breath；
The birds are asleep in the trees.
Wait，soon like these
Thou too shalt rest.
第一句有一种译法为：
一切的峰顶
沉静，
而朱湘译为：
暮霭落峰巅
无声，
朱湘用七个字把傍晚的山景勾勒得色相俱全，显现出了一幅静中有动的美丽图画。特别是“落”字很妙，可以说与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和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争妍比美；“无声”二字似乎也能更好表现当时歌德“向晚意不适”的沉寂心境。
最后两句可直译为：
小鸟在林中无声，
等着。很快，
你也会安静。
而朱湘译为：
鸟雀皆已展翼埋头，
不多时，你亦将神游
睡梦之中。
朱湘将鸟雀把头藏在羽翼下睡眠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表现了他精细的生活观察能力；“神游”二字似乎还为歌德厌倦了官场生活，三年后出游意大利埋下伏笔。朱湘对原诗的枝节字句有所更动，如上述见解，他正是为了更好地传达诗的意境，增强艺术效果。
再举萨福的《一个少女》为例，该诗英译的第一节是：
Like the sweet apple which reddens upon
the top most bough
A-top the topmost twig—
w h ic h th e
Pluckers forgot，somehow—
Farget it not，nay，but got it，for none
Could get it till now.
朱湘译为：
好比苹果蜜甜的，高高转红在树梢，
向了天转红——奇怪，摘果的拿她忘掉——
不，是没有摘，到今天才有人去拾到。
一般译为：
像那甜蜜的苹果，在高高的树梢，殷红熟透了。
两者相比较，朱湘的意境更丰富，诗意更浓：用“高高”“向了天转红”几个字比喻一个美丽、骄傲、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少女；“转”这个动词发力，立即使画中人活动起来，真是匠心妙笔。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2.可能把抽象的叙述化为生动具体的形象。
形象化给人以直感和联想，是一切艺术的特点，诗歌更应如此。诗歌一般不像散文那样直叙，要用具体的形象感人。《译诗集》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如丹尼尔的《怪事》：
Love is a sickness full of woes，
All remedies refusing；
A plant that with most cutting grows，
Most barren with best using
Why so？
More we enjoy it，more it dies；
If not enjoyed it sighing cries，
Hey ho！
痛苦充满了爱情这病，
但是它不肯就医；
爱情这花越掐它越盛，
珍护时花朵转稀——
为何？
你去俯就时它偏远飏，
你冷淡时它又来身旁——
嗐呵！
这首诗讲爱情神秘莫测，难于理解，朱湘尽可能将原诗中抽象的词语译得具体，例如：with best using（好生对待）译为珍护，enjoy（欣赏）译为俯就，it dies（死亡）译为远飏。这些词语经朱湘处理后用在诗句里，就使如病、似花、充满痛苦欢愉的“爱情”更传神了。《给勒斯比亚》诗中的最后一节原文是：“When timely death my life and/fortune ends，/Let not my hearse be vext with/mourning friends，/But let all lovers rich in triumph/come/And with sweet pastimes grace my happy tomb：“ And，Lesbia，close up thou my little light，/And crown with love my ever—during night./朱湘译为：“一旦死神光临了，不需朋友/来骚扰我的美梦，悲泪双流，/我要一切的情人欢乐而来/到恋爱的坟上扮演着恋爱；/到那时，勒斯比亚，你拿这微光/封闭起，派‘温柔’送我去夜长。/”朱湘将mourning friends（哀恸的朋友）译成“朋友悲泪双流”，将And with sweet pastimes grace my happy tomb（以恋人的娱乐为我快乐的墓地增辉）译成“到恋爱的坟上扮演着恋爱”。悲泪双流，恋爱的坟上，扮演着恋爱都是以形象生动的场景，勾引起读者的直觉和联想。这是朱湘译诗的又一特色。
3.原诗是格律诗，一般都照样译为格律诗。
朱湘是倡导新格律诗的诗人之一。他特别强调诗的“音乐美”，认为：“诗无音乐，那简直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节奏和韵是格律诗不可少的要素，是诗歌音乐美的来源之一，所以在译格律诗时，他尽可能注意每行的节拍、顿数一样或基本一样，尽量保持原诗的押韵方式。我们查对了《译诗集》中大部分诗的原文，译诗与原诗的韵脚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其中彼埃特拉的《六出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译诗同原诗一样：第一节六行最后一个字shade（影），hill（山），grass（草），green（绿），stone（石），lady（女郎），在后面六节各行行末重复出现，而且各行字数相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照原诗abab，cdcd，efef，gg押韵；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则基本上照原诗的意大利格式abba，abba，cdc，dcd押韵（后六行也可以用cdc，cde）；像《老舟子行》这样的长诗，朱译也照原诗二、四行押韵；《圣亚尼节之夕》也基本上照原诗每节abab be bcc押韵；即使是无韵的长诗《迈克》，译诗也做到了每行字数相同，以求其节奏美。有些译诗句子长短不一，但仍有一定规律，而不是忽长忽短，叫人读起来有紊乱、不调和之感。由于朱湘重视诗的音乐美，他的译诗一般读起来有匀称和节奏感，有些译诗具有音乐的旋律，甚至可以谱曲入乐。
译格律诗要受到很多制约，真有点像“戴着脚镣跳舞”，是比较难译的。但正如歌德所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朱湘能在格律的制约下传达原诗的神韵，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有魄力、成熟的诗人和翻译家。
4.语言力求朴实、优美。
朱湘译诗的语言清新优美，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艺术性很强。其主要特点是以日常精粹的白话为主体，兼收旧文字的优点。在《旧的大氅》《罗马尼亚民歌》等诗中可见一斑：通篇除了个别地方外，都是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请看《旧的大氅》中老两口的对话：
“好哥哥，这回你听我讲，
我们并不是装阔的人，——
穿起你那身大氅。”
“老娘，你不须把我埋怨，
如今的世界不比从前。”
这完全是符合人物性格特点的生活中的语言。
又如《罗马尼亚民歌》中的《母亲悼子歌》里有这样一节：
扔下你的外衣，
扔在这里路边，
扔下你的镰刀，
扔在路的那边，
快点回家，回家，
——不要在桥上停了，
不要在井边停了，
也不要在十字路口停了。
这完全是一个农村妇女的语言，然而却充分体现了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与思念。
朱湘的语言朴实还表现在译诗中很少用华丽的形容词，他是反对在“字眼上追求拥挤的”。他曾经说过：“诗里面用形容词就是一种最笨拙的方法，有想象有魄力的人是决不肯滥用它们的。”又说：“遇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一两字带过去，决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耗费在这种小的枝节上。”
朱湘早期是自然诗人，即便后来在描写自然景色时，也是朴实无华，像一幅幅轻描淡写的写意画。如《鹧鸪》：
夏天到了人间，
鹧鸪扬声！
谷田发芽，草地开花，
林木也青青，
鹧鸪鸣！
朱湘的译诗注意汲取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点，他把法国诗人魏尔伦的《秋歌》（Chansond'Automne）译成五言，把彭斯的《美人》译成七言，把很多其他诗译成长短句相间，如《爱神》。这些译诗使人读起来感到有如中国诗五言的简洁、七言的和谐和长短句的活泼。
此外，朱湘译诗中的语言还颇有中国古诗词的味道。如在莎士比亚的《晨歌》中有：
让鸟语在枝头巧啭
催起楼上佳人。
在济慈的《夜莺曲》中有：
好似猿猴愿捞月
好像灯蛾愿得到光明。
《行乐》中有：
年年有葡萄新酿，
花几岁岁发南枝。
《情歌》中有：
捞水底明珠在手，
妆点你如玉容颜。
《爱》中有：
爱不可基于仪表轩昂，
也不可基于眼珠面庞。
《美人》中有：
见了她不由心乱，
一直到海枯石烂，
抟美人不知几多，
天对她独眼细看。
从以上几个例子，不难看出朱湘在译诗里也注意继承中国诗词的传统，注意把新旧诗的优点糅合为一体。
以上谈了朱湘译诗的四大特色，但他的译诗距今毕竟已有半个多世纪，而且当时他还处于摸索阶段。当时的语言习惯和今天已多少存在差别。他对格律诗尽依原诗，每行字数相等，节句均齐，免不了要影响诗的思想内容和其他成分。他又强调译者在枝节上应有充分的自由，有时增添，有时省略，和原诗相去较远的地方也是个别存在的，为了音韵等方面的原因，间或使用生僻字、词也是有的。尽管如此，朱湘译诗的成就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不失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从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启发和教益。我们要学习他高尚的品格，学习他高度重视译诗事业，学习他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精神和字斟句酌、刻苦锤炼的译诗作风，以翻译出更多更好的诗章，使我国诗苑译林更加绚丽繁荣。
（本文曾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2期）
附：
对《朱湘译诗集》的评介摘录
柳无忌（柳亚子先生之子）（美国）曾任耶鲁大学教授：
“在这些年出版的书籍中，值得提出的有《二罗一柳忆朱湘》。”
（《诗人朱湘的复活》，载《读书》杂志1988年第12期）
“ 《朱湘译诗集》经洪振国整理校订注释，颇为可读。在后记中他指出朱湘是‘一个有魄力、艺术上成熟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的诗作和他的创作一般，是经过刻苦锤炼而完成的。他的这种译诗的努力，为中国‘诗学复兴’做出了一分贡献。”
“朱湘将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在评价钱、洪二书和重读罗念生编《二罗一柳忆朱湘》”书里的文章，如赵景深、罗念生诸位，他们仍不遗余力地自己本人或协助他人把朱湘的诗、文、书信整理编印出来，使下一代的朱湘研究者有所依据。更有朱湘的爱好者如钱光培、洪振国等，能从这基础上把朱湘对于文艺的贡献发扬而光大之。这样，朱湘在中国复活了！”
（注：罗念生，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赵景深，复旦大学教授，和朱湘、柳无忌是同学、好友。钱光培，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健（山西大学教授）：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罗一柳忆朱湘》”，钱光培的《现代诗人朱湘研究》，洪振国整理、加注的《朱湘译诗集》。”并引用其“后记”中的评介。
（《朱湘的译诗成就及其启示》，载《外国语》1993年第5期）
王远泽（湖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洪振国同志编著的《朱湘译诗集》是我国目前最完善的介绍朱湘译诗的集子……搜集整理、注释、评价，付出了辛勤劳动，体现了编者严谨的学风和科研功力，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研究朱湘的珍贵、难得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料。”
（摘自对《朱湘译诗集》的评审意见，1987年）
易漱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从编注工作看出洪振国同志不仅在外国文学方面有较渊博的知识，具有扎实的文艺理论基础，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也颇有功底。”
（摘自对《朱湘译诗集》的评审意见，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