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了舞台生活

五、开始了舞台生活

我第一次出台是十一岁，光绪甲辰年七月七日。广和楼贴演《天河配》，我在戏里串演昆曲《长生殿》中《鹊桥密誓》里的织女。这是应时的灯彩戏。吴菱仙先生抱着我上椅子，登鹊桥，前面布了一个桥景的砌末，桥上插着许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我站在上面，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

到我十四岁那年，我正式搭喜连成班（后改名富连成，是叶春善首创的科班），每天在广和楼、广德楼这些园子里轮流演出。每日日场演出，我所演的大半是青衣戏。在每出戏里，有时演主角，也演配角。早晚仍在朱家学戏。

我在喜连成搭班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幼年伙伴合演。其中大部分是喜字辈的学生。搭班的如麒麟童、小益芳、贯大元、小穆子，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麒麟童是周信芳的艺名，我们年龄相同，都是属马的。在喜连成的性质也相同，都是搭班学习，所以非常亲密。我们合作过的戏有《战蒲关》，他饰刘忠，金丝红饰王霸，我饰徐艳贞；《九更天》他饰马义，我饰马女。他那时就以衰派老生戏见长。从喜连成搭班起，直到最近，还常常同台合演的只有他一人了。我们这一对四十多年的老伙伴，有时说起旧事，都不禁有同辈凋零，前尘若梦之感。

喜连成贴演《二进宫》一剧，是金丝红的杨波，小穆子的徐延昭，我的李艳妃。在当时有相当的叫座力的，不过金丝红的嗓音常哑，一个月里倒有半个月不能工作，后来贯大元参加进来，也唱杨波。

小益芳是林树森的艺名，我同他唱过《浣纱记》。以后他就南下到上海搭班。我到上海演唱，又常常与他同台表演。他饰《抗金兵》里面的韩世忠一角，声调高亢，工架稳练，是最为出色的当行。

律喜云是喜连成的学生，小生律佩芳是他的哥哥。他和我感情最好。他学的是青衣兼花旦，我们合演的机会最多，如《五花洞》、《孝感天》、《二度梅》等。两个人遇到有病，或是嗓音失调时，就互相替代。可惜他很早就死了，我至今还时常怀念着这位少年同伴呢！

那时各园子都是白天演戏。我每天吃过午饭，就由跟包宋顺陪我坐了自备的骡车上馆子。我总是坐在车厢里面，他在外跨沿。因为他年迈耳聋，所以大家都叫他“聋子”。他跟了我有几十年。后来我要到美国表演，他还不肯离开我，一定要跟着我去。经我再三婉言解释，他才接受了我的劝告。等我回国，他就死了。

北京各种行业，每年照例要唱一次“行戏”。大的如粮行、药行、绸缎行……小的如木匠行、剃头行、成衣行……都有“行戏”。大概从元宵节后就要忙起，一直要到每年四月二十八日才完。这一百天当中，是川流不息地分别举行的。“行戏”的性质，无非是劳动者忙了一年，借这个名义，大家凑些份子，娱乐一天。举行的地点，除了有些行业有固定的会馆外，大半是假座精忠庙、浙慈会馆、南药王庙、正乙祠、小油馆……这些地方。

“行戏”不带灯，总在十点开锣，下午五点打住。例外的只有药行，日夜两场戏，规模最大。“行戏”的观众，对于艺术欣赏的水准并不低。他们经常在馆子听戏，每出戏的情节内容和演员唱的好坏，本来就是相当熟悉在行的。我在“行戏”里，总唱《祭江》、《祭塔》一类单人的唱工戏。因为分包关系，非把时间拉长不可，各人只能派单出的戏。

分包赶戏的滋味，我在幼年是尝够的了。譬如馆子的营业戏、行戏、带灯堂会（带灯堂会是说日夜两场戏），这三种碰巧凑在一起，那天就可能要赶好几个地方。预先有人把钟点排好，不要说吃饭，就连路上这一会儿工夫，也都要很精密地计算在内，才能免得误场。不过人在这当中可就赶得够受的了。那时萧长华先生是喜连成的教师，关于计划分包戏码，都由他统筹支配。有时他看我实在太辛苦了，就设法派我轻一点的戏，钟点够了，就让我少唱一处。这位老先生对后辈的爱护是值得提出来的。

我赶完合上的戏，回家还要学戏。我有许多老戏，都是在那时候学的。每年平均计算起来，我演出的日子将近三百天。这里面除了斋戒、忌辰、封箱的日子以外，是寒暑不辍，每日必唱的。这可以说是在我的舞台生活里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我记得第一次出台，拿到很微薄的点心钱，回家来双手捧给我的母亲。我们母子俩都兴奋极了。我母亲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儿子已经能够赚钱了。我那时才是十四岁的孩子，觉得不管赚钱多少，我总能够带钱回来给她使用。在一个孩子的心理上，是够多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可怜的是转过年来的七月十八日，她就撇下了我这个孤儿，病死在那所简陋的房子里了。

注：本文节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