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上海首演《穆柯寨》

一、第一次到上海首演《穆柯寨》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民国二年（1913年）的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许少卿到北京来邀角。约好凤二爷（王凤卿）和我两个人。凤二爷的头牌，我的二牌。凤二爷的包银是每月三千二百元，我只有一千八百元。老实说，那时许少卿对我的艺术的估价，是并不太高的。后来凤二爷告诉我，我的包银他最先只肯出一千四百元，凤二爷认为这数目太少，再三替我要求加到一千八百元。他先还是踌躇不定，最后凤二爷跟他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价钱，那就在我的包银里面，匀给他四百元。”他听了觉得情面难却，才答应了这个数目。

我那年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一个人出远门，家里很不放心，商议下来，请我伯母陪着我去。茹莱卿先生替我操琴，也是少不了他的。另外带了替我梳头化妆的韩师父（即韩佩亭）、跟包的“聋子”（宋顺）和大李（先替梅雨田拉车的），由许少卿陪我们坐车南下。

到了上海北火车站，丹桂第一台方面派人在车站接候，我们坐了戏馆预备好的马车，一直到了望平街平安里许少卿的家里。这是一所三楼三底两夹厢的上海式楼房。凤二爷住楼上的客堂楼，我住楼下厢房，许少卿自己住在我的对面厢房里。他的一部分家眷搬到别处，匀出房子来让我们住下。

那时拜客的风气，还没有普遍流行。社会上的所谓“闻人”和“大亨”也没有后来那么多。凤二爷只陪我到几家报馆去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1]、《申报》的史量才[2]、《新闻报》的汪汉溪[3]。我们还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吴昌硕[4]、况夔笙[5]、朱古微、赵竹君……昆曲的前辈，如俞粟庐[6]、徐凌云[7]……也都常同席见面。另外有两家老票房——“久记”和“雅歌集”，我们也拜访过。

我们在戏馆快要打炮之前，有一位金融界的杨荫荪，托人来找凤二爷，要我们在他结婚的堂会里面，唱一出《武家坡》。杨家请来接洽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情不可却，就答应下来。

戏馆经理许少卿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来阻止我们。他提出的理由是：新到的角儿，在戏馆还没有打炮之前，不能到别处去唱堂会，万一唱砸了，他的损失太大，所以竭力反对，态度非常坚决。同时我们已经答应了杨家，也不肯失信于人，一定要唱。因此，双方的意见大不一致，就闹成僵局了。

最后杨家托人向许少卿表示，如果新来的角儿因为在这次堂会里唱砸了，影响到戏馆的生意，他可以想一个补救办法：由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中的朋友和当时看客的所谓“公馆派”的一部分人联合包上一个星期的场子，保证他不会亏本，并且答应在堂会里就用丹桂第一台的班底，拿这个来敷衍许少卿，才勉强得到了他的同意。

经过这一段的波折，我感觉戏馆老板对于我们的艺术是太不信任了。凤二爷是已经在艺术上有了地位和声誉的，我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观众认可的后生小辈。这一次的堂会，似乎对我的前途关系太大。唱砸了回到北京，很可能就无声无息地消沉下去了。我听见也看见过许多这样阴暗的例子。老实说吧，头一天晚上，我的确睡得不踏实。

第二天我一起床就跟凤二爷说：“今儿晚上是我们跟上海观众第一次相见，应该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唱好了，让一般公正的听众们来评价，也可以让藐视我们的戏馆老板知道我们的玩艺儿。”

“没错儿，”凤二爷笑着说，“老弟，不用害怕，也不要矜持，一定可以成功的。”他这样说来壮我的胆。

杨家看到许少卿这样从中阻挠和我们不肯失败而坚持要唱的情形，对我们当然满意极了。就决定把我们的戏码排在最后一出，事先又在口头上向亲友们竭力宣传。

堂会的地点是在张家花园。杨家在上海的交游很广。那天男女贺客也不少，男的穿着袍子马褂，女的穿着披风红裙，头上戴满了珠花和红绒喜花，充溢着洋洋喜气。

《武家坡》是我在北京唱熟了的戏，就是跟凤二爷也合作过许多次。所以出演以前，我能沉得住气，并不慌张。等到一掀台帘，台下就来了一个满堂彩。我唱的那段西皮慢板跟对口的快板都有彩声。就连做工方面，他们看得也很细致，出窑进窑的身段，都有人叫好。我看他们对于我这个生疏角儿，倒好像很注意似的。凤二爷的唱腔，不用说了，更受台下的欢迎。

《武家坡》总算很圆满地唱完了。那时上海的报纸上剧评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展开。这许多观众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力量的。我后来在馆子里露演的成绩，多少是受这一次堂会的影响的。

那时丹桂第一台在四马路大新街口。头三天的打炮戏码是这样拟定的：第一日《彩楼配》、《朱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成都》；第三日《武家坡》。

我的戏码排在倒第二。大约十点来钟上场。一会儿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前一亮，你猜怎么回事儿？原来当时的戏馆老板，也跟现在一样，想尽方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色。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开亮了。这在今天我们看了，不算什么；要搁在三十七年前，就连上海也刚用电灯没有几年的时候，这一小排电灯亮了，在吸引观众注意的一方面，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

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畅，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

我打完引子，坐下来吟定场诗，道白，接着唱完八句慢板。等上了彩楼，唱到二六里面的“也有那士农工商站立在两旁”的垛句，这在当时的唱腔里面算是比较新颖的一句。观众叫完了好，都在静听，似乎很能接受我在台上的艺术。

其实，那时我的技术，哪里够得上说是成熟，全靠着年富力强、有扮相、有嗓子、有底气、不躲懒，这几点都是我早期在舞台上奋斗的资本。做工方面，也不过指指戳戳，随手比势，没有什么特点。倒是表情部分，我从小就比较能够领会一点。不论哪一出戏，我唱到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法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个性上对这一方面的偏好。

唱完三天打炮戏之后，许少卿预备了很丰盛的菜和各种点心，请我们到客厅去吃顿宵夜。我们从他那掩盖不住的笑容和一连串的恭维话里面看出他已经有了赚钱的把握和信心了。他举起一小杯白兰地，打着本地话很得意地冲着我们说：“无啥话头。我的运气来了。要靠你们的福，过一个舒服年哉。”我望着他微笑，没有作声。凤二爷想起他不许我们先唱杨家堂会的旧事，就这样问他：“许老板，我们没有给你唱砸了吧？”许老板忸怩不安地赔着笑脸说：“哪里的话，你们的玩艺儿我早就知道是好的。不过我们开戏馆的银东，花了这些钱，辛辛苦苦从北京邀来的名角，如果先在别处露了面，恐怕大家看见过就不新鲜了。这是开戏馆的一种噱头。”

凤二爷把话头引到我的身上。他说：“许老板，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我们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有一个机会来压一次台？”

许少卿赶快接着说：“只要你王老板肯让码，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不成问题，”凤二爷说，“我们是自己人，怎么办都行。主意还要你老板自己拿。我不过提议而已。”

凤二爷等许少卿回房以后，走到我住的厢房里，就拉住我的手说：“老弟，我们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我听了觉得非常感动。真的，从那次到上海演出以后，我们连续不断地合作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我移家上海居住，才分开手的。

凤二爷对许少卿提议，让我也有压台的机会，这是他想捧捧我。我除了接受他的美意之外，并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实现。等我们唱过了一个星期，许少卿真的根据凤二爷的提议来跟我商量，要让我唱一次所谓压台戏。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拿什么戏来压台，可以使观众听了满意，这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了。

拿我单唱的戏来说，根据这几天的经验，头三天里面，《玉堂春》就比《彩楼配》要受欢迎。我的后四天戏码，是《雁门关》、《女起解》、《御碑亭》（礼拜天日戏）、《宇宙锋》、二本《虹霓关》。台下对这几出戏的看法，要算二本《虹霓关》比较最欢迎。从这里很容易看得出观众的眼光，对于青衣那些《落花园》、《三击掌》、《母女会》……专重唱工，又是老腔老调的戏，仿佛觉得不够劲了。他们爱看的是唱做并重，而且要新颖生动一路的玩艺儿。《玉堂春》的新腔比较多些，二本《虹霓关》的身段和表情比较生动些，也就比较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是青衣的底子，会的戏虽然不少，大半是这类抱肚子傻唱的老戏。拿这些戏来压台，恐怕是压不住的。

我有几位老朋友，冯先生（幼伟）[8]、李先生（释戡）[9]是从北京来看我的。舒先生（石父）、许先生（伯明）是本来就在上海的。这里面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那天他们听到许少卿要我压一次台的消息，也都认为专重唱工的老戏，是不能胜任的，一致主张我学几出刀马旦的戏。因为刀马旦的扮相身段都比较生动好看。那时唱正工青衣的，除了王大爷之外，还很少有人兼唱这类刀马旦的。我就这样接受了他们的意思，决定先学《穆柯寨》。

我的武工本来就是茹先生教的，现在要唱《穆柯寨》，那不用说了，就请他给我排练。他对我说：“这类刀马旦的戏，因为武工要有根底，眼神也很重要，你要会使眼神才行。”我们赶着排了好几天，在唱到第十三天上，就是十一月十六日的晚上，我才开始贴演《穆柯寨》，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压台的纪念日。

这出戏的穆桂英，出场就有一个亮相，跟着上高台，很有气派。下面“打雁”一场，是要跑圆场的，身段上都比较容易找俏头。那天观众瞧我这个抱肚子的青衣居然也唱刀马旦戏，大概觉得新鲜别致，就不断用喝彩声来鼓励我。

唱完了戏，我的几位老朋友走进了我的扮戏房，就很不客气地指出了我有一个缺点。他们这样地告诉我：

“这出戏你刚学会了就上演，能有这样的成绩，也难为你了。台下观众对你的感情，真不能算错。可是今天你在台上常常要把头低下来，这可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的缘故，就不免有点哈腰曲背的样子。这是我们看了以后不能不来纠正你的，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

“我虽然练过好几年武工，”我这样答复他们，“但是从来没有扎过靠。谁知道今天紧紧地扎上这一身靠，背上的四面靠旗相当沉重，我又是破题儿第一遭尝试，因此自己不知不觉地就会把头低下去了，让你们看了好像我有哈腰曲背的样子。再说低了头眼睛就跟着往下看，眼神也一定要受影响。我在台上也有点感到这个毛病，不过全神贯注在唱念、表情和做工方面，就顾不到别的方面了。现在毛病找着就好办，下次再唱这出戏，我当然要注意来改的，同时也请你们帮着我来治这个毛病。”

他们商量完了，就这样说：“以后再演的时候，我们坐在正中的包厢里，看见你再低头，我们就用轻轻的拍掌为号，拿这个来暗中提醒你的注意。”

第二次贴演《穆柯寨》，我在台上果然又犯了这个老毛病。我听到对面包厢里的拍掌声，知道这并不是观众看得满意的表示，而是几位评判员发出来的信号。我立刻把头抬了起来。这一出戏唱到完，一直接到过三五次这样的暗示。在他们两边的看客们，还以为他们是看得高兴，所以手舞足蹈地有点得意忘形哩。其实是穆桂英特地请来治病的大夫，在那里对症下药呢。

穆桂英是一个山寨大王的女儿。她有天真而善良的性格，是应该描摹出她的那一种娇憨的形态来的，可是又要做得大方。如果过火一点，就使人感到肉麻了。尤其她的嘴里那一口京白，应该说得口齿清楚、语气熟练，每一个字都得送入观众的耳朵里，才能把这生动的剧情完全衬托出来。幸亏我从王大爷那里学会了念京白的门道，后来在这一方面又下过一番工夫，所以像《枪挑穆天王》里面说亲一场的大段道白，我的老朋友听了，都还满意。

唱过《穆柯寨》以后，我又打算学头本《虹霓关》的东方氏。我以前只唱二本《虹霓关》的丫环。如果连着头、二本一起唱，不更显得热闹了吗？我承认先扮头本《虹霓关》的东方氏，接着改扮二本的丫环，是打我行出来的。当时还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这样唱，这是因为我的个性，对二本里的东方氏这一类的角色太不相近，演了也准不会像样的缘故。

注：本文节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