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死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我当时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这两出戏，是以反抗侵略、鼓舞人心为主题的，在各地公演，得到观众的热烈支持，可以反映出当时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人民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是极其深刻的。[8]

《生死恨》这出戏的初稿是齐如山根据明代董应翰所写《易鞋记》传奇改编的，剧名仍叫《易鞋记》，原稿三十九场。九·一八事变后我移家上海，找出这个本子，打算上演。大家琢磨了一下，感觉原剧冗长落套，就删节了不必要的场子，并且由大团圆改为悲剧。我们的意思想要通过这个戏来说明被敌人俘虏的悲惨遭遇，借此刺激一般醉生梦死、苟且偷安的人，所以变更了大团圆的套子，改名《生死恨》。我们大家出主意改编，由许姬传执笔整理，精简为二十一场，从“夜诉”起，完全是添写的场子，原本是没有的……我们改编的办法，先想场子，然后再研究唱西皮还是二黄，用什么板，最后才编词、按腔。“夜诉”一场是徐兰沅先生设计的。他主张韩玉娘在前幕内起叫头接唱“倒板”、“摇板”，拉开幕来唱“回龙”、“慢板”、“原板”……大家认为这种场子新颖别致，在舞台上还没有人用过，都表示赞成，由执笔的人编词。唱腔是徐兰沅、王少卿琢磨安排的。韩玉娘临死时，少卿主张用“四平调”，有人认为这种调子不适宜演悲剧，曾引起争执。少卿说：“我有办法把它唱得很悲，但唱词最好长短参差，才能出好腔。”结果，这段“四平调”很能表达韩玉娘垂危时见到程鹏举诉说往事、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多少年来，我们在讨论研究剧本和表演时，人人有发言权，有时因为见解不同，往往引起争论，面红耳赤、唇枪舌剑地互相辩驳，最后从反复推敲中得出结论，彼此心里是不存芥蒂的。[9]

这出戏于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观众见面。

（按）据王长发、刘华编《梅兰芳年谱》载，“该剧公演后反响强烈，因此激怒了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黑木，他通过社会局局长出面交涉，以非常时期剧目未经批准等为借口，通知不准上演。而梅兰芳以观众要求为理由，严正拒绝，照演不误。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后，又转到南京大华戏院连演三天，观众特别踊跃，排队购票竟把票房门窗都挤坏了。（见王长华、刘华编《梅兰芳年谱》，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生死恨》中梅兰芳饰韩玉娘剧照

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以后，租界已成孤岛。正巧香港利舞台约我去演戏，我便于1938年末携带家眷从上海乘邮船到香港。在利舞台演了二十天戏，然后把剧团的同人送回北京，我就按照预定计划，留居香港。[10]

注：本文节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