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虹霓关》

四、二本《虹霓关》

我打唱过《玉堂春》以后，不久跟着就唱《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一路的戏，都宗的是王大爷（瑶卿）一派。二本《虹霓关》更不用说了，是他亲授的。

我学《虹霓关》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先是常看他演这出戏，发生了兴趣。后来我伯父也觉得我的年龄演这出戏非常合适，就跟王大爷商量请他教给我。有一天我伯父带我到王家，要我向他烧香磕头，正式拜师。王大爷很干脆地冲着我说：“论行辈我们是平辈。咱们不必拘形迹，还是弟兄相称。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兰弟。”我伯父跟他交往最密，知道他的个性爽朗，不喜欢客套，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地依了他的话。所以我们虽有师徒之分，始终是弟兄相称。

二本《虹霓关》的丫环，老辈是穿花褶子长坎肩。我看见过时小福老先生一张画像，还是这样的打扮。等我看王大爷表演这出戏，就改穿了袄子、坎肩和裙子。我是学他的，当然照着他的路子扮。

戏里面丫环的扮相，有大丫环与小丫环的区别。像二本《虹霓关》、《佳期》、《拷红》、《春香闹学》这一类的戏，都是大丫环的身份，应该穿袄子、裙子、坎肩，不能单穿袄裤的。从前二本里的东方氏，也穿花褶子，后来大家都改穿裙袄了。

东方氏是刀马旦应工，丫环是青衣应工。当年余紫云扮丫环，演得最好，别人唱他不过，就都不敢动这出戏。学会了不敢唱，谁还肯白费这个事呢？到后来会的人也就少了。王大爷搭小鸿奎班的时候，班主陈丹仙是汪桂芬的师兄弟。他从南方邀来了一位李紫珊，艺名万盏灯，擅长刀马旦兼花旦，如《马上缘》、《小上坟》、《虹霓关》……都是他的拿手戏。第一天打泡戏，就贴《虹霓关》。班里的青衣，只有王大爷跟班主的儿子陈七十，两个人都不会演这丫环。陈七十是少老板，不会就不唱。王大爷可不能说不唱，赶着现学吧。先向李先生请教，他倒是很仔细地给王大爷说。学会了身段，再请王大爷老师谢双寿先生教唱腔。王大爷陪李先生唱了两次，很受台下的欢迎，王大爷也就因此而红起来了。

头二本《虹霓关》的东方氏，老路子是一个人唱到底的。像现在头本先演东方氏，二本改演丫环，是打我兴出来的。这是因为我的个性不合适演二本的东方氏，才这样倒换了唱的。

二本《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这几出戏，都不好演。唱功少，说白多，重在表情和做派。非得多看前辈名演员的表演，才能往深里揣摩，单靠老师的教授是不够的。

二本《虹霓关》的丫环，是一个正派角色。要演得活泼娇憨，不能做出油滑轻浮的样子。我跟王大爷都是青衣底子，演来还不至于过火。如果让专工花旦的角色来唱，容易偏在冶荡佻㒓的一面，那就不合这戏的身份了。也真怪，我从小看这戏就感到兴趣，学会以后，演出的次数也最多。后来又学会了《佳期》、《拷红》和《春香闹学》，都是这一类的大丫环戏。我把这几出戏融化了来互相运用，从此又体会出许多玩意儿来。也许是熟能生巧的关系，我每演一次二本《虹霓关》，就有一次新的收获。所以别瞧这短短两刻钟的一出小戏，我在去年倒的确能拿它来叫座的。

民国二年（1913年）的五月间，广德楼有一次“义务夜戏”，是俞振庭办的。谭鑫培、刘鸿声、杨小楼……这些好角，都被邀去参加会串，我也在被邀之列。预定我的戏码，是跟王蕙芳合演《五花洞》。凑巧我那天另外在湖广会馆有堂会，赶不过来。管事觉着有这许多好角儿，我少唱一出，也没有多大关系。谁知道刘鸿声、张宝昆的《黄鹤楼》唱完了，谭老板扮的《盗宗卷》的张苍还没有出场，台底下观众已经鼓噪起来，没法维持秩序，派人赶来找我。我跟蕙芳正在台上唱二本《虹霓关》，刚下场，派来的人就堵着下场门跟我说：“戏馆的座儿不答应，请您辛苦一趟。”

“好吧，等我们卸了妆马上赶来。”

“不行，您哪，救场如救火，来不及了，您就上车吧。”

不等我的回话，就把我们推上了车。我们戴着头面，穿着行头，坐在车里，互相看着，也觉得好笑。

《盗宗卷》快完了，大管事见我们走进后台，抢着过来说：“好了，好了，救星来了，快上去吧。”

观众看见我出场，大概也猜着我是赶来的，所以对我很表示同情。那种热烈的情绪，到今天想起来还使我深深感谢他们的好意呢。

我记得那天陪我唱王伯党的是陆杏林。他也是刚唱完《盗宗卷》，临时赶唱《虹霓关》，来不及打扎巾，戴着甩发上场。台下看了一定要觉得眼生，可是我在台上看他这样扮相，倒认为很合乎剧情的。一个被俘虏的敌将，戴着甩发很可以表现出他在战场上打得狼狈的形状。

（按）台上的武将戴着甩发，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表示战争的双方，都厮杀得十分激烈，如《葭萌关》里的张飞和马超，都戴甩发；一种是表示战争中失败一面的武将，被人打得卸甲丢盔的样子，如《枪挑穆天王》里被擒的杨宗保，上场就戴甩发的。

如果把那天的义务夜戏，当做了我们后来唱的义务戏，那就算看错了。它的性质相等于现在北京流行的合作戏。这一段过程是有关我们戏剧界后来业务的发展的，我应该简单地述说一下：

前清时代，北京的各戏馆，一向规定不准带灯演戏。这是老听戏的都知道的。这样在白天演戏，时间上往往不够支配，因为每天的戏码，总有十几出，也跟现在一样，好角的戏是排在后面的。在夏季天黑得晚，还可以从容唱完；到了冬季天短了，大轴子戏，老是天黑才能上场。政府的禁令，既是不准带灯，馆子方面，根本也就没有灯的设备。那怎么办呢？一般的习惯，点几个火把照着唱，这火把都是用香点的。自然啦，观众就同雾里看花似的，哪能够瞧得很清楚呢。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事：有些人看过谭老板许多次的戏，对他的面貌，还不十分认识，就是这个缘故。幸亏当时的观众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太高，就在这火把底下，渺渺茫茫地看完了事。要搁在今天的戏馆里，还是这样的做，观众早都不来光顾了。

民国初年，这是一贯地保持着旧的习惯。我们戏剧界有几位前辈们，就想来打破这重难关。先拿“义务”名义，请准演唱夜戏，其实集合许多好角大会串一次倒是他们的目的。所谓“义务”，不过随便借用一个学校之类的筹款名义，表示跟普通营业戏的性质不同，避免禁令的约束。这也可以看出在那种封建淫威下面，戏剧界业务上不自由的情况，才只得想出这种名不副实的办法，来应付当时的环境。

从这义务夜戏唱开了端，才渐渐地把“不准演夜戏”的旧习惯、旧脑筋改变过来。进一步就连戏馆的营业戏，也普遍地都演夜戏了。

（按）以前的北京，不但禁演夜戏，还不让女人出来听戏。社会上的风气，认为男女混杂，是有伤风化的。仿佛戏是专唱给男人听的，女人就没有权利来享受这种正当的娱乐。这真是封建时代的顽固脑筋。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戏曲行当里重要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

在民国二年（1913年）的初夏，日子记不清了。我跟几个朋友预先定好了一个包厢，同座还有红豆馆主侗五爷。我进馆子的时候，台上正是吴采霞唱的《孝感天》，下来就是《黄鹤楼》，刘鸿声的刘备，张宝昆的周瑜。那时听戏的人，也太感情用事。刘备跟周瑜对桌饮酒的时候，不是周瑜要冷笑、刘备要傻笑吗？台下就叫了几声好。因为两个演员都有表情，跟着又找补一句，“刘鸿声的好”。在“好”上加演员的名姓，实在是少见得很。无怪侗五爷听了要发愣了。

戏单上写着梅兰芳、王蕙芳合演《五花洞》，戏码正在《黄鹤楼》前面一出。观众先以为是把两个戏码换了演的，那么下面该是《五花洞》了。等到瞧见《盗宗卷》的太后上场，就知道不对了。《盗宗卷》是谭鑫培的张苍、贾洪林的陈平、戴韵芳的太后、谢宝云的张夫人、陆杏林扮张苍的儿子，照习惯是不会唱在《五花洞》的头里的。那准是《五花洞》不唱了。登时台下不答应，骚动起来。人丛里面乱哄哄地有许多人在自由发言，说：“为什么没有《五花洞》？为什么梅兰芳不露？”您想楼上下都这样嚷着说话，秩序还能好吗？这情势越来越严重，就连老谭的张苍出场，也压不下来。等他唱过两场，台上贴出一张纸条，上写“梅兰芳今晚准演不误”九个大字，这才算稍为平静了一点。在这种纷乱的情绪里面，老谭也唱不痛快，把这出《盗宗卷》总算对付过去。跟着王蕙芳扮的东方氏上场，台下又都嚷着说：“《五花洞》改了《虹霓关》，梅兰芳又露了。”等我扮丫环出场，观众是欢声雷动，就仿佛有一件什么宝贝掉了，又找了回来似的。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我简直就没法加以形容。

扮王伯党的又是陆杏林。一声“押上堂来”，看他的扮相，真有点碍眼。照例是戴扎巾，穿箭衣。那天的王伯党，头上不戴扎巾，而戴甩发。等他答应了东方氏的亲事，我旁边一位老听戏的说：“瞧他怎么拜堂。”内行在台上可真有他的办法。你猜怎么？他加戴了一顶红风帽，这不就对付过去了吗？

我们内行后台的习惯，遇到赶场或者开打时候，演员不小心把头掭[2]了，唯一救急的办法，就是加上一顶风帽。这是外行所不能知道的了。

大轴是“殷家堡”，杨小楼的黄天霸、黄三（润甫）的殷洪、钱金福的关太、王拴子（长林）的朱光祖、九阵风的郝素玉，搭配得非常整齐。可惜时间已晚，观众也都尽兴了，有不少人就离座走了。

注：本文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