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登台杂感

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读者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然而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高兴得再也沉不住气，我忽然觉得我反而年轻了，我的心一直向上飘，浑身充满了活力，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种自信，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老，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前两天承几位外籍记者先生光临，在谈话中问起我还想唱几年戏，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很多年，我还希望能演许多许多年呢！”

因为要演戏，近来我充满着活动的情绪。吊嗓子，练身段，每天兴冲冲地忙着，这种心情，使我重温到在科班中初次登台时的旧梦，一方面是害怕，一方面是欢喜。那种兴奋竟是这样地吻合！八年了，长时间的荒废，老是那么憋着，因为怕人听见，连吊吊嗓子的机会都没有。胜利后，当我试向空气中送出第一句唱词的时候，那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可形容。我还能够唱，四十年的朝夕琢磨还没有完全忘记。可是也有玩艺儿生疏了，观众能给我大量的包涵吗？我怎么能够满足观众对我的期望？

然而我知道，这一切大概不成问题。因为我这一次的登台，有一个更大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梅兰芳于1938年居留香港。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梅兰芳蓄须明志，拒不为日本人登台。1942年重返上海。这段时期，梅兰芳经济拮据，生活日益艰难，只能以卖画为生，但仍不懈地授徒传艺，对抗日战争胜利充满信心。著名画家丰子恺曾赞：“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的意义，这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抗战期间，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绝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献给我们的政府。当时我想，假如政府还都的时候，有一个庆祝会，我愿意在举国欢庆声中献身舞台。现在我把这点热诚献给上海了，为了庆祝这都市的新生，我同样以无限的愉快去完成我的心愿。

梅兰芳蓄须照

我必须感谢一切关心我的全国人士。这几年来你们对我的鼓励太大了，你们提高了我的自尊心，加强了我对于民族的忠诚。请原谅我的率直，我对于政治问题向来没有什么心得。至于爱国心，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吧？我自然不能例外。假如我在戏剧艺术上还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应该属于国家的，平时我有权利靠这点技艺来维持生活，来发展我的事业；可是在战时，在跟我们祖国站在敌对地位的场合底下，我没有权利随便丧失民族的尊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信念，也可以说是一个国民最低限度应有的信念。社会人士对我的奖饰，实在超过了我所可能承受的限度。《自由西报》的记者先生说我“一直实行着个人的抗战”，使我感激而且惭愧。

光荣属于我们贤明领袖和艰苦卓绝的全国军民，只有他们，才配接受我们最大的敬礼。在这双重的国庆节，请让我以一片鼓舞欢忻，献上我对于民族的微末忠忱。

三十四年双十节前夕

《文汇报》编者[17]谨按：梅兰芳先生在上海蛰居三年余，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保持了他个人的清白，同时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家的尊严。处此浊流滔天的都市，其崇高的精神更值得赞美。兹当梅先生胜利后首次登台之际，承俯允本报之请，为纂此文，其谦抑与恳挚处弥觉动人。今日各方严主惩奸，信赏必罚，像梅先生这样坚贞不屈的艺术家，我们相信当不仅为社会所敬仰，亦当为政府所嘉尚吧。

注：本文原载1945年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转引自柯灵：《百年悲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的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