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杨小楼
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这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他们二位所演的戏，我感觉很难指出哪一点最好，因为他们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譬如杨先生的《长坂坡》，在那些年当中变更是很大的，可是当时的人看了没有感觉到这场怎么改的，哪一点怎么从前没有，哪几句唱为什么不唱，这些感觉通通没有，只觉得更好了。又譬如《安天会》的孙悟空，他是向张淇林先生学的。
有一次人民代表载涛先生和我说：“我的《安天会》也是跟张先生学的，小楼刚演这出戏时便一手一式和我学的一样，几年之后人家化开了就不一样了，譬如头场〔醉花阴〕‘前呼后拥威风好，摆头踏，声名不小，穿一件蟒罗袍，戴一顶金唐帽，玉带围腰……’这几句都是走着的身段。‘玉带围腰’，这一句是端着玉带先左后右换脚，向左右两望。小楼在‘蟒罗袍’身段完了之后，撩袍的手不撒开，一个大转身，盘腿落在椅子上，来个盘腿坐相，唱完这句又跳下来，唱‘寿永享爵禄丰高’，真好看。他这类的变动还不少，可是对于张先生原来的好处一点也没有丢。”我认为杨先生的孙悟空正是这类动作上表现他是神又是猴王。明代大文学家吴承恩笔下创造的孙悟空形象经过若干演员在舞台上积累的经验被他继承发展就更鲜明了。如《安天会》、《水帘洞》中孙悟空这种角色在杨先生以后，看得过去的还有几个人，不过距离杨先生的水平那就有天渊之别了。
梅兰芳（饰虞姬）与杨小楼（饰楚霸王）同台的《霸王别姬》的剧照
秦朝末年，楚汉相争，霸王中伏，困于垓下，虞姬为其舞剑诀别。
还有杨先生演《夜奔》的林冲，《五人义》的周文元，《三挡》的秦琼，都比文学作品上的人物更集中更提高，当我们阅读文字上提到这些英雄人物时，自然而然在眼中出现的形象就是杨小楼，而不是别的形象。如果没有看过杨的戏，听我这样说也许误解为杨虽然演武生，大概在台上仗着唱念做取胜，武功也许平常。盖叫天和我说过：“我年轻时在上海，当杨老板第一次到上海，我们武行都以为他就是好嗓子好扮相，可是腰腿功夫不见得比我强，要讲‘翻’，大概比不过我。头一天打炮戏《青石山》，我的大马童，钱先生的周仓，他们两人那一场〔四边静〕曲牌中的‘身段’，那份好看是我想得到的，惊人的是和九尾狐打的那套，一绕，两绕，三绕踢九尾狐的‘抢背’（抢背，在这里是指关平以刀攒绕九尾狐的刀头，然后把九尾狐踢倒）。这一踢的时候，他自己的靠旗都扫着台毯了，就这一下子后台武行全服了。他跟迟三哥（迟月亭）、傅小爷（傅小山）演《水帘洞》闹海那一场，在曲子里的跟斗翻的那份漂亮，落地那份轻，简直像猫似的，我是真服了。后来我们拜了把兄弟，还有俞五哥（俞振庭）。”以盖叫天前后不同的概念正说明了没看过杨小楼（的戏），就不容易理解别人所说杨表演艺术的精湛程度。在我的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适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他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按）孙毓堃先生谈《青石山》说过：“我们先生（指杨小楼）头一回到上海，上海的武行大有较量之意，头天《青石山》的九尾玄狐，就是我的叔叔艺名云中凤扮的，他外号‘一块砖’，为什么叫‘一块砖’呢？因为他的‘跟斗范’能在一块砖的地方起和落。他的艺名本来就含有翻跟斗范儿高的意思。《青石山》的对刀之先，有打‘勾刀’的，有打‘九刀半’（勾刀、九刀半，都是武打中双方都用刀的把子名称。）的。我们先生爱用这套踢‘抢背’。九尾玄狐戴着七星额子，两边挂着二尺多长的珠子穗翎子、狐尾，踩着跷，拿着大刀，这一身啰里啰嗦翻‘抢背’是真不易，就得起得高才能避开这些啰嗦。况且不是‘抢背’之后打住，而接着‘过合’，关平这一踢也不是平常的抬腿一踢，它是一个‘铁板桥’（铁板桥，是一只脚落地，另一只脚平抬，上身后仰和抬起的这支脚平行。）的范儿，不然怎么靠旗能扫着地呢？关平的‘铁板桥’完了，收回腿来就接着‘大刀花漫头’。两个人的这几下子都是在那千钧一发的功夫，所以极其精彩。除了我叔叔之外，朱二爷（朱桂芳）跟我们先生来这个活儿，也是个‘炸窝’的叫好，邱富棠也有这一下子。”
（按）杨小楼先生的腰腿功夫之所以过硬，据徐兰沅先生说：“杨老板在‘小荣椿’出科之后搭班，不但派不上正戏，而且连配角都当不上。有一次王八十的《挑滑车》，杨的岳帅已经扮上了，王八十向管事的说：‘他那么大个，羊群里跑骆驼，多难看，换人吧。’管事的只好换人。杨第二天就辞班不干了。去天津搭班，又因为人生地疏，生意也不好。后来一个人离开家，到八里庄一个庙里租一间房，天不亮就起来练功。一个人，一出一出地练，只拿‘压腿’举例来说，他比别人下更苦的功，他拴个绳子套，在松树林子里，找个高枝，把绳子一头扔过树枝垂下来自己拿着，把一只脚放在套里，一只脚站着，一面哪里念白，背几出戏再换一只脚，等于搬着‘朝天镫’整出背戏，他这腿上功夫怎么会不过硬呢。”
（按）迟景荣先生是迟月亭先生的儿子，是梅、杨二位多年的笛师，据景荣先生说：“杨老板这出《夜奔》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到上海唱戏时学的，有一次他和盖叫天闲聊说：‘我想学学《夜奔》，你有这出吧？’盖说：‘我没有这出，大哥要学，就得请牛松山教。’后来就照办了。可是拿包银唱戏，是天天有戏的，哪里有时间拍曲子？也只能是请牛松山先生给站站地方，共总来了两三回。上海的戏结束之后回北京，才请方先生（方星樵）给拍曲子，曲子熟了之后自己按牛松山给拉的身段练了几回，因为向牛松山学的时候还不会曲子，时间匆匆，牛松山所说的，有的没记住，有的也安不上位了，学会曲子之后等于自己重新来一个，怎么合适怎么弄，反正得弄准了。杨老板自己说过：‘我这个‘远送登高千里目’的动作，就是按照王益女《夜奔》照片上那个像来的，我觉得那个像好。’等到他自己认为全都弄准了之后，有一天在家里请钱先生、王大爷（钱金福、王瑶卿）来看他练这出。看完之后王大爷说：‘你这出不够一卖（北京饭馆的菜一盘或一碗都习惯称为一卖），可是还挺累，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歇头，还显着瘟。’于是商量之后，就穿插几个场子，钱先生的徐宁起霸，郭先生（郭春山）的白衣秀士王伦坐寨，我们老爷子（迟月亭）和刘八（刘砚亭）的杜千、宋万，后边两支曲子中间又穿插一个徐宁过场，一个杜千、宋万过场，徐宁和林冲见面来一套‘剑枪’，（剑枪，是一人持枪，一人持剑的一套把子名称。）下去之后，来一套‘连环’，（连环，是武打的方式之一，是一人先上场，随后再上一人、二人对打，一人被打下，再上一人陆续对打。）完了之后，林冲、徐宁打一套‘快枪’、‘双收’（双收，是二人对打，不分胜负，二人同亮相后分别从上下场门下去。）再由杜千开挡，来一个‘四股挡’（四股挡，是四个人合组的武打名称。）最后把徐宁打下，林冲上来大家唱尾声。这才够了一卖。就在那年的腊月第一次在开明贴出《夜奔》。林冲的扮相是自己琢磨的。戴倒缨，穿黑绒箭衣。徐宁按水浒上写的应该是武生，可是这套把子是钱先生编的，只好钱先生不勾脸带黑三，唱了两回觉得不勾脸实在难看，就勾了个油红三块瓦，后来又改成揉紫脸勾白圈。京班这个路子的《夜奔》从这时候开始，跟着是李万春到上海向牛松山学了这出戏，回到北京照着杨派路子在‘斌庆社’演出了。李七先生（李寿山）最善于偷戏，看两回就能教，茹富兰就是向李七先生学的。刘宗杨这出戏是我拍的曲子，他外祖（指杨小楼）说的身段，他这出很地道，王连平向刘宗杨学了这出戏教给‘富连成’小四科、五科、六科的武生。另一股道就是向来以教杨派戏为职业的丁永利，不少人都是向他学的。唱杨派路子《夜奔》的人是不少，可是往往追求一般短打武生的效果，已经走了样，没有林冲《夜奔》的分量。”
（按）载涛先生说：“小楼的《安天会》，在‘盗丹’一场唱到‘俺可也向前趋’，在一个‘夺头’点子中蹿上桌子，一只脚刚踩上桌子边就翻身向右起范儿走‘抢背’，‘抢背’落地起来接唱下半句‘细看分晓’，这一系列的蹿上桌子，翻身走‘抢背’下来，立起来左手掀炉盖，抬起右腿，亮一个看丹炉的相，这都在一个‘夺头’点子中完成。这个‘抢背’是表示没注意被丹台（戏台上就是一小张桌挂着葫芦）的金光给打下来了的意思。所以有‘那壁厢隐隐祥光绕’的词儿。还有‘盗丹’末一场，出天门和赵天君唱〔水仙子〕‘请请请’也是在一个‘夺头’中连翻两个‘虎跳’还挂一个回头拱手向赵天君告别的相。这是翻筋斗云出了天门，回花果山去了，一出《安天会》就有这么两个翻的地方。张（淇林）杨（小楼）二位都如此。这是有道理的，他二位是什么筋斗都能翻得极好，难道他们不能多翻几个吗？主要因为台上的动作首先要有目的，翻筋斗也不例外，并且还要节奏感强，要有相儿。我最腻味看那无节奏，又没有相儿的筋斗，只是以多为胜，实际再多也没有价值。”
1922年的春天，我们“崇林社”排演了《霸王别姬》之后，在吉祥茶园演了些日子，我们“崇林社”应上海的约去演了一个时期。在这一年夏天回北京，我就开始组“承华社”，以后和杨先生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在义务戏，或堂会戏，或出外，还是常有机会合作。除了上面已谈过的合作戏之外，还有一出《摘缨会》是和杨、余三人合作的。这出戏是老生的正戏，余叔岩演楚庄王，杨演唐蛟，我演娘娘，每逢演这出戏，我和杨因为活儿太轻，总在前面每人再加一出，这出《摘缨会》等于三人合作的象征。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在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举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从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约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钱都可以，但杨终于没答应。1936年，我回京的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州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他从此就不再演出了。1938年（戊寅年正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可称一代完人。
注：本文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