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排过《牢狱鸳鸯》
我曾排过仍穿老戏装的新戏《牢狱鸳鸯》。这出戏的故事是吴震修先生从前人的笔记里替我找出来的。剧情大意如下：
卫如玉是一个有学问而家道贫寒的书生。郦珊珂是一位擅长文学的闺秀。有一天郦珊珂同她的嫂子去逛庙，路遇卫如玉，一见倾心。因为素不相识，自然并未交谈，仅在她的嫂子面前吐露了一点爱慕的心情。她嫂子的哥哥同卫是同窗好友，所以答应替她做媒。等她的嫂子回家进行此事，不巧的是正赶着卫如玉上京赶考去了。这时有一个纨绔子弟叫吴赖的，央媒求娶郦珊珂，郦老丈没有征求女儿同意，就应允了这门亲事。郦珊珂听见这个消息，明知不是佳偶，可是也无法推翻成议。在旧礼教时代，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就断送在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八个字上了。
有一个赵裁缝常在郦家做活。他也早就看中了郦小姐的才貌，买通郦家的老妈，打听出她是真心爱慕卫公子，偏偏落到一个专讲吃喝嫖赌的吴赖手里。他心里气不过，就在吴赖成婚的晚上，混进吴家，刺死了吴赖，闯入洞房，吹灭灯火，假冒卫公子想要强奸郦珊珂，没有成功，抢了一根簪子就匆匆逃走了。
郦珊珂被认作了谋死亲夫的凶手。卫如玉也连累入狱。碰到了一位糊涂县官，屈打成招，就把他们二人都问成死罪。郦老丈到巡按杨国辉那里喊冤。杨审问之后，看出他二人的冤屈，就派狱吏设计把他二人唤出，关在一间监房里，狱吏在外偷听他们讲些什么，一一笔录下来，才知道凶手身上有狐臭气，说话是个“结巴”嘴。再从郦的口内，问出裁缝是个“结巴”，马上传来一讯而服，冤狱平反，卫、郦当堂成婚。对这原审的糊涂官，除听候参革外，先罚他一千两银子，作为他二人成亲的费用，全剧至此结束。
旦角戏的剧本，内容方面总离不开这么一套，一对青年男女经过无数惊险和曲折，结果成为夫妇。这种熟套实在腻味极了。为什么从前老打不破这个套子呢？观众的好恶，力量是相当大的。我的观众就常对我说：“我们花钱听戏，目的是为找乐子来的。不管这出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险恶，都不要紧。到了剧终总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把刚才满腹的愤慨不平都可以发泄出来，回家睡觉也能安甜。要不然，戏是看得过瘾了，这一肚子的闷气带回家去，是睡不着觉的。花钱买一个不睡觉，这又图什么呢？”这些话也不能说他们一点都没有理由，在当时恐怕大多数的观众都有这样的心理。
在民国四年（1915年）前后，一般观众的心理还正停留在这个阶段里，要排新戏，又不能跳出这个熟套，的确很难写得出色。只能在曲折的剧情里面加些比较有意义的材料，或者还可能在侧面起一点警惕作用。这出《牢狱鸳鸯》就是针对当时婚姻太不自由和官场的黑暗而发的。
我在这出戏里扮的郦珊珂，是闺门旦的身份。主要的场子是逛庙，病房，监会。尤其是在狱中跟卫如玉的大段唱念，是全剧的最高潮。姜妙香的卫如玉，描写从前穷读书人的酸气和性格，都很合身份。李敬山的吴赖，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种种恶习来。高四保扮的县官，名叫吴旦，高坐堂上，目空一切，拿老百姓的性命当作儿戏，十足是个瘟官。王凤卿的巡按，精明干练，像个善于断案的老吏。路三宝的嫂子，那更是出色当行了。因为演员的支配适当，演出的成绩是不能算坏的。
有一次在“吉祥”，演到县官把卫如玉屈打成招的时候，高四保口里正念着：“你不肯招，也得叫你招了，才好了这场官司！”台底下有一位老者，大概兴奋过了头，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跳上了戏台，指着县官说：“卫如玉没有杀人，为什么把他屈打成招！你这狗官，真是丧尽天良，我打死你这王八蛋！”说着真的举起拳头就打。高四保只顾认真做戏，想不到会有人上台来打他的，这一吓就把刚才这种县官架子全吓跑了。他一时也来不及想主意，只好干脆使了一个剧情以外的身段，往桌子底下钻了进去，免得吃眼前亏。按说这位老者是同情卫如玉的，或者姜六爷可以劝止得住他，可是姜六爷想了想，不对！我是跪在公案桌下的一个犯人，不能站起来跟他说话，让台下看了，怎么这一眨眼的工夫，官儿不见了，犯人也不跪了，自动地站起来还要劝人？这不更乱成一团糟了吗？幸亏后台管事赶快出来拦住老头儿，向他婉转解释说：“这是做戏，不是真事，您别生气。请回到您的座儿上，往下看，您就知道卫如玉是死不了的，您放心吧！”一边说一边就扶他下台。这老头儿一路走着还使着很大的嗓门儿，不住嘴地大骂：狗官混账，冤屈好人，可恶极了，我非揍你不可。等他走了，高四保这才慢慢打桌子底下钻出来，坐好了，再接演下去。可是刚才那种擅作威福、盛气凌人的样子，再做就没有劲了。
唱完了戏，高四保对我说：“敢情坏人真是做不得，戏里扮的是假的，还要挨揍，如果真照这种样子做官，他那一县的老百姓，不定要恨得怎么样呢！”我半开玩笑地安慰他：“这也可以证明您演得太像了，台下才动真火的。”我自从领略了那次演出的效果，更认识了戏剧感动人的力量实在太大。那天还有那些没上台的观众，他们的满腹愤慨恐怕也未必跟这位老者两样吧。
我在上海跟花脸冯志奎同班。他演《逍遥津》的曹操，“逼宫”一场，台下也动了真气。橘子、香蕉皮都往他的身上扔。扮这类反派角色，台下有这种表示，就跟叫好一样。倘若演技不够生动和逼真，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上面一段是我在北京演《牢狱鸳鸯》时高四保挨打的笑话。后来我到天津，也演过一次《牢狱鸳鸯》，我跟姜六爷两个人又唱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来了。
有一位久居天津的同行薛凤池，是唱武生的，武把子相当勇猛，曾拜尚和玉为师。他来约我跟凤二爷去天津“下天仙”（是天津很老的戏馆子，地点就在“三不管”附近）唱几天戏。说明是帮帮他的忙的。我们答应了下来，到了天津，我是住在乐利旅馆，姜六爷是住在德义楼。这两处离着戏馆都不很远，连戏馆带旅馆全在当年“日本租界”范围以内的。
三天打炮戏唱完，生意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我接受馆子的要求，跟着就贴《牢狱鸳鸯》。这出新戏我在天津还是初演，观众都来赶这个新鲜，台下挤得满满的，只差不能加座了。检票员发现几个没有买票的观众硬要听戏。前台经理孙三说：“我们今儿正上座，位子还嫌不够，哪能让人听蹭？（不花钱看戏，北方叫做听蹭。）”三言两语地冲突起来。那班听蹭的朋友，临走对孙三说：“好，咱们走着瞧！”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听了也不理会他们。
演完《牢狱鸳鸯》的第二天，我唱大轴，贴的《玉堂春》。凤二爷因为要赶扮《玉堂春》的蓝袍，只能把他的《战樊城》排在倒第三，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好让他从容改装。
我们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凤二爷的戏码在前，先走了。我又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上馆子的。由聋子（即跟包宋顺）跟着我走出旅馆，坐上戏馆给我预备的马车。才走过了几家门面，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我的车子，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车夫不服，向他分辩几句，他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我看见他们起了冲突，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我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只能开了车门，对巡捕很客气地说明：“我是梅兰芳，我在‘下天仙’有戏，误了场子，台下要起哄的，请您通融一下，等我们到了馆子，就让他到局子里去。”他听完了，冲我瞪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公事公办。”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跟着他走，转一个弯，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一所洋房的门前停住。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替我开车门，监视着我们下了马车。聋子背着行头包裹跟在我的后面。我对门外挂的一块牌子看了一眼，上写“大日本帝国警察署”八个大字。这块长方形黄底黑字的牌子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到今天我还是可以照样把它画出来的。这个巡捕一直带我们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推我们进去。我抢着问他，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顾他顺手把门关上。我很清晰地听到他在外面加上锁了。聋子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我对他摇摇手，又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坐在我的旁边。我知道，不是转开了这扇门就能让你走出大门的。可是我也没有方法告诉他，因为跟他说话，要提高了嗓门，外面的人不全都听见了吗？
这屋里的陈设，真够简单的了。靠墙摆的是两张长板凳，有一个犄角上放着一张黑的小长方桌子，桌上搁着一把茶壶，一个茶杯，中间有一盏光头很小的电灯，高高地挂在这么一间空空洞洞的屋子里面，更显出惨淡阴森的气象了。
我对这一个意外的遭遇，一点都不觉得可怕。刚才的巡捕硬说车夫犯规，即便真的违背警章，也没有听说坐在车里的人要被扣押的。他们今天的举动，不用说，准是事先有计划的。这块租界地里边的黑暗，我也早有所闻。不过我们打北京来表演，短短几天，不会跟他们发生什么误会的。大概是当地馆子跟警察署有了摩擦，把我们扣住的用意，无非是不让我出台，馆子就有了麻烦。我大不了今天晚上在这间屋里枯坐一宵，明天准能出去。也说不定等馆子散了戏，他们就会把我放走的。可是我心里老放不下的，是这满园子的观众，都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决不会想到，我是被警察署扣住不放的。以为我无故告假，对业务上太不负责，这倒的确是我当时在屋里又着急、又难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不断地看着我手上的表五分钟五分钟地走过去，计算凤二爷的《战樊城》是早该唱完了，接着那出小武戏，时间也不能拖得太长久的，底下就该轮到我的《玉堂春》了。馆子方面还是垫戏呢？还是请凤二爷另唱一出呢？改了戏台下又是什么情绪呢？我更想到，既然巡捕成心跟馆子为难，说不定借着我不出台的理由，就在台下一起哄，把馆子砸了，这一来秩序必定一阵大乱，观众里边就许有遭殃的。他们为看我的戏来的，受了伤回去，这还像话吗？我多少也应该负点责任。这许多的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啊呀，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打对面传过来有人在喊“冤枉”的声音。离我这儿并不太近，喊的嗓门很尖锐，我听着耳熟，有点像姜六爷的嗓音。我马上走近窗口，侧着耳朵，再留神往外听。果然接着第二声“冤枉”，又从那个方向送过来了。这次的调门更高，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敢断定是姜六爷喊的。他也被巡捕拉了进来，这更可以证明我刚才揣测他们的把戏，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了。
约摸又过了半点钟，房门开了，第一个走进来的就是薛凤池，见面先拉着我的手说：“真对不住您，让您受委屈，我们正着急您怎么不上馆子，问栈房又说出来了，万想不到您会在这儿。”我忙着问他：“场上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正垫着戏呢。”我们边说边走出来，薛凤池又给我介绍他旁边的一位小矮个子说：“幸亏这位王先生通知我。他虽然是在这儿办事，先也不知道这件事。听见姜老爷喊冤的声音，才晓得您二位全在这儿，就打电话叫我来办好手续，领您二位出去。”说着走到大门口，姜六爷也来了。我们在等套车的工夫，还听见两个巡捕冲着我们说：“好，算你们有路子。”大家净惦记场上的脱节要紧，谁也不理他们，跳上马车飞也似的到了馆子。
我们走进后台，看见有一位当地班底的小生已经扮好王金龙了。我们也没有工夫说话，坐下就赶着扮戏。一会儿后台经理赵广顺进来跟我们商量，说：“场上的《瞎子逛灯》，垫得时间太久，台下不答应了。我看先让我们班底小生扮好的王金龙出去，对付唱头场。等您二位扮好，王金龙升堂进场，再换姜六爷上去。您二位看这办法行不行？”我们说：“好，就照这么办。”
那天头里那位王金龙，也真难为他的。出场先打引子，念定场诗，报完名以后，现加上好些台词。起先胡扯，还说的是王金龙过去的事情。后来实在没有词了，简直是胡说八道，台下也莫名其妙，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急得给我操琴的茹先生坐在九龙口直发愣。
旦角扮戏，照例要比小生慢得多。那天晚上我可真是特别加快，洗脸、拍粉、上胭脂、贴片子样样都草草了事，就不能再细细找补。我对赶场扮戏，还算有点经验，像这样的“赶落”，我一生也没有经历过几回的。
我扮得差不离了，检场的给场上那位受罪的王金龙先送个信，红蓝袍出去过一个场，王金龙这才“升堂”进场，换出了刚刚喊过冤枉的这位按院大人。
我在帘内念完一声“苦呀”，我听到台下一阵骚动。这也难怪他们，今儿的苏三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怎么不叫人等得心急呢。他们万想不到我跟姜六爷已经唱过一出“牢狱鸳鸯”来的。
我今天遭遇到这种麻烦，又是这样赶落，按说嗓子应该坏了。但竟然相反，这嗓子还是真听使唤，这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摇板唱完了，我就觉得嗓子痛快，跪下念的大段道白，台下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刚才是我误场，已经让他们等久了。现在他们又全神贯注在听，我得沉住气，好好地唱这一出《玉堂春》。也真奇怪，所有倒板、慢板、二六、流水，这里面的高腔矮调，哪一句都能得心应手，圆转如意。唱到“玉堂春好似花中蕊”的“蕊”字，我真冒上了。最末一句“我看他把我怎样施刑”的“他”字，本来有两种唱法，我使的是翻高唱的一种。在台下满堂彩声，热烈气氛当中，总算把这一个难关安然度过去了。要论嗓子痛快，唱得自然，这一次也是值得记录的。
姜六爷卸完妆把他出事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我带了靳伙计从‘德义楼’出来，叫了两辆洋车，我的车在先，他的车在后跟着。拉了没有几步，我的车好好地打一个巡捕跟前经过，让巡捕一把抓住车杠，硬说碰了他的鼻子。拉洋车的说：‘我离着您老远的，怎么能碰着您的鼻子呢？’这巡捕举起那只手就给他一个嘴巴。那地方的路灯根本不亮，巡捕指着鼻子说：‘你瞧，这不是让你碰坏了吗？不用废话，跟我到局子里去。’这时候靳伙计的洋车，也有一个巡捕过来拉住不放。我瞧见他们争吵起来，先替拉洋车的说了许多好话，巡捕仿佛没有听见。我正要另雇洋车，不行，敢情我也得跟着去。我想这可麻烦了，要是耽误工夫太大，不就要误场吗？我只好央求他，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后面那条街（姜六爷指的就是名票夏山楼主的旧居），让我把行头包裹搁下再去。这两个巡捕一句话也不说，抓住车杠拉着走到警察署，把我跟靳伙计带到一个地方，那可比您的阔得多了，不是什么屋子，简直就是收押犯人的铁笼子，总算他给我们面子，没有放进笼子里边，把我们关在笼子外面的一条走廊上，也做好有铁的栅栏门的。我问他：‘我们犯的哪条法律，要把我们关进来呢？’他压根儿也不理你，锁上铁门就扬长而去。过了不多一会儿，听见门外有‘嗒嗒嗒’的马蹄声音。我们那个靳伙计机灵，他说：‘您听，这马蹄的声音，好像是梅大爷坐的马车。’我对他说：‘我们来得就莫名其妙，梅大爷要是也进来的话，今儿这台戏可够热闹的了。’说完了，靳伙计正抓着铁门往外瞧，忽然又嚷着说：‘您瞧，糟了，这不是梅大爷吗？后面还跟着他的跟包聋子，背着个行头包走过去了。’所以靳伙计看见您，我没有瞧见。
“我想他们把我们关着老不管，这算是哪一出呢？拉洋车的碰了人，坐洋车的要坐牢，这是哪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定出来的法律？我越想越气，我要发泄我这一肚子的闷气，我就高声喊冤。第一声叫完了，没有什么动静。我索性把调门提高，再喊一声。这一次，有点意思了，居然有一个人出来望了一下，瞧他脸上仿佛很惊奇的样子。这就是刚才站在薛凤池旁边的那位小矮个子，敢情他跟薛凤池是朋友，由他打电话通知薛凤池，才把我们领出来的。您真沉得住气，我实在佩服极了。”
我对姜六爷说：“这不是我沉得住气，我猜出他们是跟馆子为难，要把我们扣住，是不让我们上台。我想既然来了，叫破嗓子也没有用的。凡事看得不可以太穿，结果还是您的办法对。要不是您喊这两声冤枉，我们现在还在里边，这娄子可就捅得大发了。您没有瞧见刚才挨着戏台两边的包厢里面，那些观众的脸上都是横眉竖眼，不怀好心。他们来意不善，是一望而知的。今天我们要不出台，馆子方面不定闯出什么乱子来呢。”
我跟姜六爷正说着话，薛凤池同了前后台经理孙三和赵广顺都来安慰我们了。“今天这件事，是我闯的祸，”孙三说，“昨儿晚上有几个听蹭的，让我轰了出去。谁知道这里面有两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穿了便衣，我不认识他们，才发生这个误会的。刚才楼上有不少穿便衣的‘白帽’，带了朋友来买票听戏。他们在‘日本租界’的戏馆子花钱听戏，恐怕还是第一次呢。据说还带了小家伙，只要您不出台，他们就预备动手砸园子了。幸亏那位王先生的信送得早，您还赶上唱这出《玉堂春》。再晚来一步，就许已经出事了。”
“园子是没有出事，梅老板可受了委屈了，白白地让他们关了两个多钟头。”薛凤池接着说，“我们是代表前后台来给您道歉的。”
“过去的事也不用再提了。”我说，“我倒要请问你们，这‘白帽’在警察署到底是管什么的？他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把一个不犯法的人随便抓来扣押呢？”“您要谈到‘白帽’，真是令人可恨！”薛凤池很愤慨地说，“他们是警察署的稽查，阶级比巡捕高得多。什么事情都管，这里面自然日本人占多数，可也有中国人干的。因为他们戴的制服帽子中间有一道白圈，所以背后人都管他们叫‘白帽’。那些中国人当了‘白帽’，自己先就认为是无上的荣耀，仗着他有日本鬼子的势力，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开铺子的买卖人见他怕，不用说了，就连租界区的中国人住宅里面，他们高兴，随便进去，借端勒索。你要是不敷衍他们，马上就跟你为难作对，真是受尽他们的怨气。您是不常住在此地，如果您跟住这儿的朋友打听一下，只要提起‘白帽’二字，没有不谈虎色变的。”我听完薛凤池的话，实在难受极了。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来压迫自己的同胞呢？这种做法只是可耻，又有什么光荣呢？
我从天津唱完戏回到北京，熟朋友有知道这件事的都来问我。这里面有一位张豂子[12]先生，听完了也告诉我一桩惊心动魄的故事。
他说：“你这次是受了一点委屈。我在天津亲身遭遇到的，要比你危险得多了。那时我还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书。有一天经过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门口，看见地下画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面积占得相当宽阔，旁边没有用文字说明这圈子的作用。我也一时大意，打这圈子穿过去，让门口站的一个日本兵看见了。这还了得，他就跟野兽似的怪叫一声，把他拿的那支上好了雪亮刺刀的步枪横着端在手里，朝我面前冲过来。我看情势不妙，拔腿就跑。他在后面还紧追了几步，我一口气跑得老远的才敢停住脚。正巧路旁有一位本地的老先生冷眼旁观，把这一幕惊险的镜头看得清清楚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恭喜你。你这条命算是捡着的。我告诉你，是个中国人走进他的圈子，就给你一刺刀，刺死了好在不用偿命，所以死在他们的刺刀上的，已经有过好几个人了。这不是好玩儿的地方，你没有事还是少来吧！’我听他这么一说，想起刚才的情形，再回头看这日本兵，还露出那副狰狞可怕的面目，狠狠地望着我咧。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后来住久了，才知道日本租界有两个最可怕的地方，一个是海光寺兵营的门前，一个就是警察署里边。”
这段故事是三十几年前张先生亲口说给我听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可以看出日本人从庚子年来到中国驻军以后，处处在想显出他们的优越地位，不论大小机会，一贯地总要造成了借口，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我们，好达到侵略的目的。这班狐假虎威的‘白帽’，是看惯了他们的主子经常在表演如同海光寺兵营门口的那种野蛮行为，才灭尽自己的天良，甘心去做人家的爪牙的。
注：本文节选自《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