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漫谈东京印象
我们一同在旅馆的饭厅内吃过晚餐后，姜先生、姬传、葆玥、葆玖都到我房内喝茶聊天。大家谈起东京十天的印象，五个人里面只有姜先生和我是旧地重游，其余的都是初次观光，所接触到的事物觉得新鲜别致。先谈到日本戏“能”和“狂言”，姬传说：“6月5日下午我们走进水道桥的能乐堂剧场，只见里面的装置设备古雅朴素，似乎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舞台是方形的，有四根白木方柱，它的建筑几乎全部用的是木头，台的正面墙上的背景画着青绿色的松树和石头。据日本朋友对我说，这张图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我们也感觉到这张壁画完全能够代表日本的民族风格。舞台的位置靠左边，并不居中，右面靠墙是一道长廊，长廊的尽头挂着一个门帘，那就是上场门。演员从这里出场，也从这里下场。台上左面另有一个小门，检场的人出入的时候就把这扇门拉开。观众的座位安设在正面和右方。台下还有铺着卵石的小花圃种着小松。”葆玥接口说：“第一个戏是‘能’，剧目名叫《羽衣》，是神话剧，有点像《天河配》里面织女洗浴被牛郎把她的衣服拿走一场的情景。入座之后，日本朋友就给我们每人一副耳机，用中国话介绍剧情。这戏的大意是在三保松林的海边，有个渔夫和他的同伴由渔舟上岸，看见松树上挂着一件羽衣，渔夫把羽衣取下来正打算带走，出来一位天女，悲伤地请渔夫还她羽衣，渔夫受了感动，就对天女提出要求，请她蹁跹起舞，天女穿好羽衣，舞罢缓缓升天。扮天女的是老艺人喜多六平太，已经八十多岁，日本人尊之为‘国宝’，剧中人只有天女戴面具，其余的是本色脸，不施朱粉。喜多老人穿着质料厚重的行头，在主要的天女舞当中看出他的功夫结实、精力不衰，虽然整出戏的动作节奏是比较单调而缓慢的（音乐只有笛、小鼓、大鼓、太鼓），但所包含的先悲后喜的情感却是深厚而含蓄的。”姜先生听葆玥讲完了就说：“好像当年我就看过这位老先生的戏，现在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了。”葆玖说：“戏虽然很好，但观众需要有一定的修养，假使沉不住气的人，是会感到沉闷的，我觉得后面一出‘狂言’《枭山伏》倒比较醒脾，这是一个讽刺剧，好像是古典的白话戏。剧情是这样的：哥哥因为弟弟得了哼哼的怪病，到深山里请了一位有道行的山伏来祈祷治病，当这位修道者拿着佛珠向病人念咒祈祷时，非但弟弟的病没有治好，哥哥也把这哼哼病传染上了，最后连山伏自己也发出哼哼的怪声。我们虽然不懂台词，但觉得非常可笑。”我听到这里就对大家说，“能乐”和“狂言”是日本最古的戏剧，它的历史源流，三十年前我曾问过日本朋友，他们这样说：“‘能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是日本固有的艺术，另一派如青木正儿先生等的看法是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狂言”是一种带有幽默性的讽刺剧，最近我会到的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对我说：“‘狂言’是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这是一种新的看法，以前我没有听到过，我们从它的演出形式上来看，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姬传接口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在一位戏剧作家的案头看见过一本《狂言十番》的中文翻译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据这位剧作家说，中国懂得‘狂言’的只有三五人。这次我们回国后，倒要买这本书来研究一下。”
葆玖问我道：“您当年到日本演出，剧场内有广播设备吗？”我说：“那时候日本虽然已经有广播电台，但转播剧场实况的风气尚未流行。现在有了电视机，买不到戏票的市民，可以从电视中连听带看地欣赏中国的古典戏剧。”我临走那一天，有位通讯社的日本朋友对我讲：“这几天东京有电视机设备的大旅馆、饭厅等公共场所和许多家庭，都变成了小歌舞伎座；据不完全统计，仅6月1日晚上在电视机前看京戏的观众就不下三百万人（约比平常看电视的多两倍）；有些澡堂、饮食店一向是座上客常满的地方，在京剧上演时，突然显出清静冷落的景象；听说品川区（贫民区）荏原町有一家喜乐食堂设有电视机，每次放映京剧时都挤满了一屋子工人和小市民。”此次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时间不能太久，演出的场次也不会太多，这使我对喜爱京戏而买不到票的日本观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十分抱歉。幸而有电视设备，使得京剧的声音面貌，能够广泛地得到传达，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我们又回忆起许多往事来。我对姜先生说：“我当年到日本来的时候，感到日本人对于保存民族遗产和发展科学技术，好像是双轨并行的，这次在东京有人告诉我说，东京有一千家电影院，我当年演出的帝国剧场也已改成了电影院，而剧场一共只有三个，我们这次在日本，依然看到了许多传统艺术，可见日本人民还是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民族遗产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动很大，在整理、改进和发展的工作上似乎受到了限制。日本戏剧界的朋友们和我谈起这些情况，他们是抱着隐忧的。”姜先生说：“这次我到日本来，的确感到剧场、剧团的情况没有当年旺盛，像举办大规模的戏剧学校，培养后起人才的长远打算，虽然有这种计划，并没有赶快实行。我在后台听到歌舞伎座的演员谈起他们的业务，每个月规定要演二十五天戏，而且每天都是日夜两场，每场有时还要演双出，其余五天就仆仆奔走在旅途当中，没有时间排新戏和整理旧剧目。如果每天改为一场，戏院方面只肯付一半包银，生活就发生问题，捐税又很繁重，每张戏票的售价几乎要提出一半来纳税，再扣院租，分到后台是所余无几了。他们听说我们已把娱乐税取消了，表示不胜羡慕。”大家越谈越多，都说有些口渴，葆玖就要按铃叫人沏茶，我说这种西式旅馆到了睡觉的钟点，恐怕服务员都下了班。姬传说：“我出去看看还有人值班没有。”一会儿，服务员拿着热水瓶走进来，给我们沏了新茶，还顺手把桌上的果皮等捡走。我说：“这次日本朋友对我们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姜先生接口说。“当年第一次到日本来，大仓喜八郎做主人，对我们的招待也不含糊，怕我们不习惯日本式的生活，所以招待我们住在帝国旅馆，同时还动员许多位日本名演员和我们同台演戏，日本戏和中国戏交叉着演出，因为当时我们剧团的规模没有这次访日京剧代表团那么大，赵桐珊在《御碑亭》里扮书童得禄兼报喜的报子，有人烦贯大元唱《空城计》，可是没有八卦衣，临时用金纸剪了八卦贴在‘行头’上。回想起来，怪有趣的。”我说：“那两次访日，日本文艺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儿几位老先生都写了文章介绍中国古典戏剧艺术，内藤博士不但精通汉学，还写得一手好字。当时都认为有晋唐名家的气息。青木教授的关于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可惜这些老先生大半作了古人，只有青木先生还在。我回想第一次我们到日本演出时，经费完全由我个人筹集的，当时剧团的规模比较小，开支比较紧，如果演出不能卖座，是要赔本的，因此，多少带有一些尝试性质。总而言之，第一次访日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从经济观点着眼的，这仅仅是我企图传播中国古典艺术的第一炮，由于剧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因此我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美各国旅行演出。事隔三十年，我又参加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有些日本朋友看了戏后对我讲：京剧的面貌焕然一新了，无论从剧本、导演、服装、道具到化妆、表演都有很大变化，尤其是龙套、宫女都一丝不苟地表演着，这充分说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具有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又说：您的表演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也都有显著的提高。三十年前的老友、著名演出家大谷先生说：“你们这次在日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种盛况是空前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表演的舞台形象的统一性是令人惊奇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上面谈话中可以看出，我们这几年来在戏曲改革工作中是有成就的。姜先生说：“要不是人民政府的力量，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说：“您说得对，除此以外，我觉得日本各界朋友的帮助与支援，也是我们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友情是令人感动而难忘的。像葆玥、葆玖你们年纪还轻，以后和日本朋友往来的日子很长，更应当以真诚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日本朋友。”
注：本文节选自《东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