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疍民的迁入
“不具备人类起源的客观条件，所以海南岛不是人类起源的地方”[4]，距今1万年前的“三亚人”虽然居住在海边，但他们自登上海岛之后，还是依靠陆地上的生物资源生活，而不是靠海上的生物资源生活，捕捞的重点也不在海里，而是在河湖或沼泽地的水中[5]。
在南海之滨的陵水县新村港海边出土有新石器时期的石制、陶制网坠和海动物遗壳、遗骨化石，表明先民们已在南海网鱼为食。史料说明，南海沿海居民，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开发了。
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曾三次派兵攻打百越。有专家考证，百越人在同秦军的战争中，人口就从秦瓯战争前的50万锐减到10万人，这样的人口锐减，有近40万百越人或死或逃亡到海上谋生，有一部分就可能流落到海南岛，形成最早迁入南海诸岛的疍民。据此推断，南海早期疍民的形成时间应在秦汉时期。
秦末汉初，岭南一带归南越国管辖。赵佗统治南越时，能“和集百越”，社会比较安定。但由于南越国王赵建德的叛乱，导致汉武帝元鼎六年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灭南越国。番禺城破，“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史记·南越列传》）。那么，这些跟南越的首领吕嘉“以船西去”的数百人“亡入海”，也很可能流落为后来的疍民。岭南纳入汉政权后，有一支越人下海活动，也形成日后的疍家。汉武帝开琼施政首置郡县，取“珠崖”名郡，“瑇瑁”“紫贝”名县，皆以海洋珍贵特产冠为郡县名，可见当时海南岛东北部已有专业从事海洋捕捞生计的族群，其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引起朝野的关注。据此，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认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海南的疍民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6]。
宋代，海南槟榔、吉贝等土特产产销两旺，赵汝适在《诸蕃志》“海南”条中记述海南商贸和市舶管理时提到“疍船”：“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疍船。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疍民们漂行于海南岛沿海各地，为了抵御海浪，大约在1000年前，疍家人就造出了名为“鸟船”的船只，其船身狭长，上阔下尖，冲波劈浪无所畏惧。也正因为他们很早就具有了远航的能力，才能为了追逐鱼群或为了逃避战乱和荒灾，由珠江流域驶进南海，并进而跨过海峡来到海南，见岸遇港就泊船扎营，靠海繁衍生息。
至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番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甸）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设“疍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甸，……今子孙尤有者，俱为疍人”（明《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二十七）。也有研究认为，明朝时疍家人从广东顺德、阳江等地迁徙而来，最早在崖城大疍港[7]，清朝初期才迁至现在的三亚港。
明清以前，广东疍民就远洋到南沙群岛采捕，但只能视作少数疍民的冒险行为，真正有目的、大规模地到这一地区捕鱼应该是明清时期的集体合作。据吴凤斌研究，明清以来，疍民持续不断地在南沙群岛上进行渔业捕捞，每年立冬或冬至时节，疍民趁东北季风扬帆南下，至翌年清明或端阳节前后，再趁南季风返航，在南沙宽广的海域内，疍民探索出三条渔业开采航线，最远抵达菲律宾巴拉望山脉[8]。
明代，疍民人口已分布在全岛各地沿海港湾，人口总数和户口数均有较快的增长。除了内陆县定安之外，疍民遍布海南各地，其中南部的崖州、陵水，北部的儋州、文昌、琼山、澄迈等州县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海南疍民人口仅今海口市西郊新海、后海一带就有183户，约有1000人。居住在文昌铺前港、清澜港和三亚大疍港、保平港的疍民人数也很多。史料记述疍民生育率较高：“每人生八九子或至十余。”据此，有学者估算明代中期疍民总人口约1.8万人，占海南岛当时统计总人口的7%左右。
明代至清初，由于300年的海禁[9]，大陆沿海疍民不能“片帆入海”，出海从事渔业受到很大限制，渡海到海南岛定居的疍民也比较少。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解除海禁后，迁琼的疍民才日益增多。崖州疍民“濒海处，男子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一七，《翰林院·典礼》）。清末民初，居住在外沙尾、韭菜园沙洲的疍民有四五十户。晚清之际，珠三角又有多批疍民闯海抵达海南岛南部港湾谋生创业。疍民迁到海南岛的具体时间不明，当向三亚港和陵水新村港的疍民询问其祖籍时，大多说是来自广东阳江、江门、新会、番禺、顺德等地的水上人家，至今已繁衍七八代有余。在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初十竖立的三亚街清真寺的“正堂禁碑”上，有“疍户”的字样，由此推断，疍户迁来三亚港至少有200年的历史了。三亚南海社区居委会梁云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本人祖籍广东新会，来三亚定居至今已经繁衍生息到第七代，如今子孙满堂，带有血缘关系的亲戚300多人。”昌江新港的疍家人是光绪三十年（1904）后才迁入的，据说当时只有8户人家，他们主要是从广东的高州、吴川等沿海一带迁来的。到民国时期，儋州、临高等地的渔民也陆续移迁新港，汉人和疍人才混杂群居，人口才逐渐增加。新港也就慢慢地形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渔港村，至今有了百年的历史。
清代以后，疍民的生活区域大部分在万宁、临高、儋州等少数州县，这些地方是疍民的主要居住区。但到了民国时期，疍民的居住地又有了变化，到1947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六年，陈植的《海南岛新志》一书中提到，疍民的居住区主要是崖县三亚港附近和儋州海头湾、昌江县的沿海港口。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一书中分析疍民迁徙活动时写道：“在琼州东北的清澜港，每年春夏两季，好多疍家渔艇，从万宁陵水一带随南风而来清澜。他们在清澜海傍，有些插木为柱、以茅为瓦，有些仍住在艇上。到了秋冬两季，他们又随北风而南返万宁陵水。他们秋去春来，就像燕子一样，一年要住二三个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曾两次大规模帮助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尤其是6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以后，要求工、农、商、学、兵都成为人民公社大家族的成员，政府无偿为疍民盖了一些房屋，可是由于“不习惯”或者生产、生活方式跟不上，多数船民只是把它当作库房使用，许多人依然居住在“连家船”上。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府曾经一度将疍民当作一个少数民族看待。1955年中央派出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对疍民进行识别调查，结果认为：“疍民原为少数民族，但长期以来已自然同化于汉族，民族特征逐渐消失，民族关系十分密切，民族自我意识淡薄，因此没有必要再从汉族里头把疍民分出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此后，原先的疍民就改称“连家船民”“船民”“船人”“水上居民”。最后一批亦于20世纪90年代末迁居岸上。这些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后，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