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包子”要吃红烧肉“洋包子”端来一盘鱼
1949年中共中央进入中南海。那时江青正在苏联治病，回来后也住进了菊香书屋，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内另外择屋而居。但是她骨子里看不上那里的生活条件，所以她以治病为名，经常外出到全国各地住宾馆，还几次以治病为名到莫斯科长住。就是回到家，她也看不上毛泽东的饮食习惯，认为毛泽东是“土包子”，和毛泽东吃不到一起。
当时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中共中央给了她一个中宣部处长的职务，其实她也不去上班。1955年中央又给了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毛泽东的生活。
江青得到了这么一个“秘书”的头衔，似乎神气了许多，对身边的人架子也大起来了，对身边的一些事情也更挑剔了。当时江青时常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有样学样，向林彪看齐，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绝对安静。非但如此，她在外地的一些作威作福行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院子的清洁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落叶。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有段时间，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城北的白云机场只好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幸亏当年国内民航航班还很少，对外未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过江青凌驾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上的心态这时已经显露无遗。
江青回到中南海，处于毛泽东的眼光之下，周围的卫士虽然也了解她的为人，但是并不怎么怕她，因此她还不敢提太过分的要求，但也是越来越难侍候，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当时她虽然还不敢动手打人，对不满意的卫士却要罚站。有的医生解释说这是更年期反应，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当时卫士们便纷纷私下议论：
“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
“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每逢江青回到菊香书屋，都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周围的人吵架，不是为了打扑克，就是有什么声音干扰了她。江青吵遍了周围所有的人，所以毛泽东跟每个卫士都说过这样的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对江青的种种无理取闹，毛泽东也感觉非常厌烦，据李银桥回忆，他曾这样抱怨过：
“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随后，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毛泽东马上吩咐大家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在中南海内，毛泽东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江青却更加追求吃喝享受了，一不满意便训斥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关于“土包子”的故事，比较典型，足见毛泽东对江青的反感。
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徐涛提醒说：“主席，你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眨一眨眼，“嗯，有些饿的感觉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当时卫士长李银桥向毛泽东进言：“徐医生早定好了食谱，就是没机会做。”
“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吧。”
“可是……”李银桥有些为难，因为毛泽东一日三餐是有食谱的。为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和厨房的大师傅们一同制定了健康菜谱。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透露，毛泽东生前虽然没有为后人留下“起居注”之类的东西，但工作人员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他的菜谱。“毛主席的菜谱起于1956年6月（以前阙如），止于1976年9月8日，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1]建立食谱制度，最初是出于营养平衡、合理膳食的考虑。据卫士周福明说：“主席每顿饭都有食谱。不仅从营养学考虑，还要尽可能地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和个人喜好，而且还可以避免重复。菜谱里面尽可能减少胆固醇太高的肥肉。菜谱制定后，一式两份，一份保存下来，另一份由厨师带至厨房具体执行。程汝明厨师说：“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因为中央办公厅有纪律，“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厨师看单做饭，厨师和卫士都很把菜谱当回事。
然而毛泽东从来不把保健医生的什么菜谱当回事，他将大手由里向外用力一拂，低头抓起桌子上的笔说：“弄好了叫我。”毛泽东那大手向外一拂的动作是毋庸置疑的，分明没有把什么食谱放在眼里。
关于菜谱保健医生徐涛和毛泽东有过不止一次的争论。
毛泽东听了徐涛关于菜谱的一套“理论”之后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研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你懂吗？”
还有一次，徐涛又和毛泽东讲营养平衡，毛泽东听得烦了，说：“我已经习惯了。凡事都讲一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你有你的平衡，你非要打乱我的平衡不可，不是搞破坏吗？”
毛泽东还常常对保健人员说：“你讲我吃的没道理，实践检验真理，我身体不好吗？你的那一套也许有你的道理，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未必就有我这个身体。”[2]
保健医生都说服不了毛泽东，李银桥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知道，毛泽东交代的事不能不办，于是便悄悄退下，准备去伙房作交代。恰好江青从她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踱步，顺便问道：“主席要吃饭了吗？”
李银桥点头说：“想吃了，他要红烧肉。”
江青当时便不高兴了，马上说：“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又不是没有。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嘛，都比那个红烧肉强嘛。”这时小张接过话头说：“我给主席煮了一茶缸挂面。”江青更是气恼地说：“你们就是不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接着，她要求：“你去厨房，要他们照医生定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定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
“主席说不要嘛，他点名要红烧肉。”
“不要啰唆了，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气。”
没办法，卫士组归江青管，李银桥只能无奈地照她说的办。
开饭了，毛泽东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一边看着报纸一边在椅子上坐下来。江青从桌子对面夹起一块鱼放到毛泽东碗里，这时毛泽东忽然将报纸拿开些，伸头扫视桌面：“红烧肉呢？”
李银桥当时无法作声，他不能把责任推给江青，他希望江青能站出来自己说明，可江青也不作声。“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声音很大，“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
江青始终沉默，李银桥也一直默不作声。
见江青又不承担责任，受了委屈的李银桥便哭了起来，只是哭，却一言不发。
毛泽东只简单地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不搞明白怕是吃不好今天的饭。他一边走一边对站在那里的李银桥说：“你跟我来。”
毛泽东随后清楚地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得知江青的话后，更是沉下了脸，用愠怒的声音断然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李银桥垂下头，无言以对。江青开始是沉默，接着便跑了。而毛泽东却发脾气说：“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毛泽东说话一向算数，不容更改，除非他自己改变。从那次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饭了，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是各吃各的，毛泽东从来不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讪讪地尝几口毛泽东的菜。
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知道那些更高级的鱼肉蛋白更有营养，他是不想摆谱，他知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他要从自己做起，给下面树立一个标准。[3]
【注释】
[1]顾奎琴主编：《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6页。
[2]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8页。
[3]邸延生著：《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新华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502～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