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嵘直言挨饿毛泽东戏说“搞鬼”
1955年4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嵘，毛新梅烈士的弟弟毛仙梅，以及毛泽东外婆家的表兄文南松之子文炳璋到北京做客，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几位家乡来客。饭菜都是非常普通的家乡风味，因为毛泽东特别高兴，餐桌上还特意增加了一碗红烧肉。
吃饭中间，文炳璋有些好奇地问毛泽东：“主席你平素都喜欢吃点什么菜呢？”毛泽嵘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毛泽东家做客，所以知道一点毛泽东的口味，抢着回答：“主席三哥最喜欢吃红烧肉呢！”毛泽东高兴地说：“泽嵘算是了解我，吃红烧肉可以补脑子嘛！不过喜欢归喜欢，也还不一定吃得到，有人经常搞点鬼，不让我吃呢。今天算是伴你们的福，沾大家的光啊！”毛泽嵘有点愤愤然：“主席三哥吃点红烧肉谁还搞什么鬼？”他心里想，当国家主席，不说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就罢了，吃点红烧肉算得了什么？毛泽东见毛泽嵘误会了他说的“搞鬼”的意思，就解释说：“有人不让烧给我吃，这人就是江青，说什么红烧肉里含胆固醇太多，不能多吃。”毛泽嵘搞不懂什么是胆固醇，就大咧咧地说：“那有什么关系，主席三哥有空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吃它个饱，吃它个厌。”
毛泽东听了毛泽嵘随便说说的话竟然情绪高涨起来，他兴奋地连声说：“那好，那好啊！你们现在条件好了些，能经常吃红烧肉了吗？”毛泽东说得很认真，话里明显带有一些期望。没想到这一问，餐桌上顿时安静下来了，谁也不吭声了。
其实，这次毛泽嵘来北京就是要向他的主席三哥告状的。难得毛泽东今天这么高兴，毛泽嵘真不想扫毛泽东的兴，但是话又说到了这个当口，毛泽嵘还是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他沉默了片刻，觉得这是个说话的好机会。他说：“莫说吃肉，好多人家连饭都有得吃！”毛泽东听了非常吃惊：“真的吗？不是已经搞了互助合作，都增产增收了吗？怎么连饭都有得吃呢？你讲详细点。”毛泽东来劲了！
毛泽嵘便从韶山最初成立互助组说起，把农民生活的窘况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最后强调说：“主席三哥啊，你只怕硬要到乡下去看一下，不是说你们搞的统购统销要不得，但统购统销也要让农民有一口饭吃呀！农民比不得城里，一斤米对一个劳力来说，餐把还差不多，让他吃一天，肚子都饿瘪了，脚都提不起来。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你去看看，韶山怕莫有四成人家揭不开锅了。”
毛泽嵘噼里啪啦的一阵连珠炮，使毛泽东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他满怀内疚地说：“你们受苦了！可我了解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我们没有十足的官僚，也有五成呢！”
别人有可能说假话糊弄自己，韶山来的亲人应该不会说假话。毛泽东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让秘书罗光禄打电话，请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到他家里来。
过了不久，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彭德怀、彭真等领导人都陆续来到了毛泽东的客厅。主宾入席后，毛泽东给他们介绍说：“这是我家里来的几位客人，今天特意请你们几位来，和他们谈谈。有些情况，需要我们做些认真的了解。”话题当然还是粮食的统购统销。
于是，毛泽嵘将乡下因政府多收了粮食而闹饥荒的情况再次如实地叙述了一遍。在座的几位领导人认真地听着。周恩来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不是每人每天还有一斤粮吗？”毛泽嵘说：“农村每人一斤粮是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汉子，那一斤谷米一餐就吃了个精光，早晨出门，就不晓得晚饭在哪里了。”
听了毛泽嵘的话，周恩来也深感问题的严重，心中不安，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劝慰说：“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粮食。现在北京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都只吃两顿饭。”毛泽嵘觉得有主席三哥在后面撑着，便不管不顾地争辩起来：“城里和乡村硬是不一样，乡里油水不足，菜碗里没有几个油圈圈。我到北京来住些日子，每餐也只吃两碗饭，但还有一个大馒头，也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再者，城里街上还有副食卖，当然就不觉得肚子饿了。”
毛泽东见问题已经清楚了，就对毛泽嵘说：“好了，你也歇歇气，暂时莫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开会再研究，你看好不好？”毛泽嵘状也告了，红烧肉也吃了，心里感觉满意，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后来，中央根据毛泽嵘反映的情况，再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地方上超征粮食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立即予以纠正，减少征购总量，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如果没有毛泽东请家乡几位客人吃这顿便餐，没有毛泽东听取普通农民不同意见的胸怀和气度，中央对下面的一些错误就不能及时发现，不能及时纠正，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1]
【注释】
[1]李琦编著：《毛泽东与联系群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