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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出现了复兴古希腊戏剧的憧憬——希望音乐的合作给戏剧带来新的生气。怀疑随即而至。

这种憧憬本身标志着文艺复兴音乐思辨与音乐实践整体趋势的至高点。16世纪，音乐表现的问题第一次成为理论家和作曲家注意的中心。文艺复兴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近代观念的开山祖。甚至早在佛罗伦萨人的第一批经典歌剧脚本出现之前，人文主义者就坚持认为，如果古希腊时代的音乐曾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摹仿并激发了人类的情感，那么音乐应该、而且能够光复失地。于是，音乐家开始关注音乐表现的各种手法，在某些时候他们的试验甚至显示出极深的心理洞察。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手法的试验发展得越来越精巧，越来越有效。此时占统治地位的音乐形式是牧歌（madrigal），一种紧扣诗歌词意的声乐短曲。最成功的、最有特色的牧歌采用的诗歌包括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阿里奥斯托的选段、塔索的抒情诗。形象、气氛和“感情类型”被转译成音乐的语言。从奇普里阿诺·德·罗勒到卢卡·马伦齐奥和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丰富的意大利牧歌传统确定了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艺术音乐的表现历程及方向。

最终的一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步，是从抒情走向戏剧：正如蒙特威尔第《奥菲欧》的序幕所言，音乐要登上舞台，旨在点燃各种不同的、甚至“最冷酷的心灵”。为了造成最深远的影响，音乐必须向戏剧的高级形式升华。无疑，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外，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渴望。不论具体作品是否成功，这种渴望并不是一个事先既定的目标，更多是16世纪末的创作中感性夸张表现的自然结果。许多潮流倾向其实是1600年著名的音乐“革命”的先导。近代音乐的开始时间划定有点过于生硬——其标志是“通奏低音”的发明、和声压倒对位以及第一部歌剧的诞生。这次革命应被视为前一世纪各种潮流倾向的一种巴罗克式的剧烈延伸。蒙特威尔第和奇普里阿诺·德·罗勒以及帕莱斯特里那在许多方面的确泾渭分明，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仍清晰可辨。第一个伟大的歌剧作曲家同时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牧歌作曲家。16世纪对音乐感情力量的信念催生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极端的结果——音乐戏剧。

人文主义者和那些间接抱有同等热情的人们认为，音乐具有巨大能量的证据随处可见。希腊的抒情诗歌可以歌唱，悲剧同样如此——其中有相当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使用音乐。1585年上演《俄狄浦斯王》，其中的合唱由当时最重要的牧歌作曲家之一安德烈亚·加布里埃利充满自信地配上音乐。但更深刻的灵感启示来自备受古典作家推崇的音乐故事。例如柏拉图，他甚至禁用某些调式，因为它们太强烈、太危险，对国家的繁荣安宁不利。安菲翁和优诺米、泰尔潘德罗斯和提漠修斯、潘神和阿波罗神的音乐技艺闻名遐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色雷斯的歌手奥菲欧，有关他的传说生动丰富、充满矛盾，故事情节简洁单纯、值得称道。即便在奥菲欧传说的古典原型中已具备了半戏剧化的形式。从波利齐亚诺和奥塔维奥·里努奇尼开始，娄普·德·维加、蒙特威尔第、格鲁克、科克托、米约和斯特拉文斯基都先后受到诱惑去重新塑造这个神话。

永恒的神话蕴含人的永恒问题。奥菲欧的神话进一步涉及作为艺术家的人。显而易见，这个神话以预言般的远见触及了歌剧作曲家的特殊问题。起初，奥菲欧是无与伦比的抒情艺术家；在古希腊的观念中，他是基萨拉琴演奏获奖者的理想；在基督教的寓言中，他成了福音教派的圣诗歌手，安慰着忧郁的扫罗；14世纪，他是流浪艺人，从仁慈仙王那里求得恩惠；到16世纪，他也许是牧歌作曲家；至19世纪，他成了骄傲的瓦尔特，劝告德意志的凡夫俗子们。18世纪他被颤颤悠悠地描绘成可爱的歌手，唱着梅塔斯塔西奥的轻盈诗句，使西班牙国王欣喜入迷。但是，对于抒情歌手奥菲欧而言，生命的危机变成了抒情艺术的危机：艺术现在必须进入动作，走向生活的悲剧舞台。这是一次崇高的努力。1600年，那些正在更强烈的戏剧形式中寻找新力量的音乐家，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个大胆举动中的象征内涵？奥菲欧崭新的光辉成就是，从自己深刻的个人悲痛情感中，发掘、构筑出成形的挽歌。当时的音乐家一定特别注意到了这个挑战，他们与新的表达手段撕打搏斗，言辞蹇涩，手中没有把握。然而这一神话中的基本冲突最终超越了具体时代和具体媒介，它与每一个艺术家息息相关。这是情感以及控制情感的问题——对感觉进行总结，使之定形，让它更加强烈、更加动人。在其面前，生活的动作须留神注意，死神也不得不暂时却步为之敬然。奥菲欧作为艺术家达到了这一要求。但是作为常人，他却没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遵守冥王普路托的严格禁令。面临关键情形时，他回了头，因而终于失败。生活和艺术常常并不是一码事。

奥菲欧失败的性质在原来的神话中并不清楚。但是，对于戏剧家而言，这是整出故事的关键。围绕这一点，蒙特威尔第和格鲁克试图集中展现出指导他们解释这个神话的完全不同的戏剧意念。我们将做出努力，去理解和评估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性质。当然，所谓“控制的问题”是一种抽象说法，很少有艺术家——包括蒙特威尔第和格鲁克在内——会提出这么清楚、这么带有科学性的命题。在原先朴素、单纯的神话中也没有提出这个命题。应该说，为奥菲欧清晰勾勒出这个命题，正是戏剧家的任务。而批评家的任务是，勾画剧中人和戏剧家两方面的同一命题——艺术家的控制问题。这种勾画不是为了戏剧家，而是为了观众——他们需要理解戏剧家的方法，以便能够分享他的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