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及其后的作家们
继承威权主义政府原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家有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7]、霍布斯（Hobbes）[8]、黑格尔（Hegel）[9]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10]等一些著名人物。马基雅维利与其希腊、罗马的前辈们不同，他不关心国家的目的和宗旨，他关心的是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手段。他持有一个基本上是消极的人性观。在他的理论中，一切问题都要服从于国家安全这个主要目的，而国家的安全只能由统治者或君主通过现实的而非道德上的政策来实现。根据这种学说，只要统治者认为公共讨论威胁到了他的主权的安全，那么就必须对公众讨论加以限制。马基雅维利并不十分关心政府政体究竟是专制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事实上他曾表示，共和政体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他确信，无论人性怎样，政治领袖的作用就是，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促进政治统一体的利益。人们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对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民族运动的政治理论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出于爱国的考虑，国家完全有理由严格控制讨论和信息的大量传播，并且把它当做政治行动的基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高于一切，公民的个人考虑则居于从属地位（3：191—202）。
托马斯·霍布斯或许是英国最著名的威权主义哲学家。他从人类的两个基本欲望——免除痛苦和获取权力出发，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全体利益有权监督个人的观点。主权就是建立并维持秩序与和平的权力。主权的具体行为是否合理并不受个人观点的限制，因为主权有解决纠纷的能力，而它的建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正如卡特林（Catlin）[11]所指出的那样，霍布斯的理论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分割主权的学说，主权服从法律或主权的行使受制于个人观点和良心的学说，都是错误的。富翁或要求一定自治权的行会和团体，将风俗习惯置于现行主权权力之上的普通律师，以及要求精神上忠于宗教而不是忠于主权的教会，这些都是对主权、公共和平和理性的威胁。”（4：395）霍布斯关于国家性质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力图证实17世纪政府的许多威权主义政策是合理的。尽管其最伟大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既受到保王党人和克伦威尔[12]派的抨击，又受到英国国教徒和清教徒的抨击，但是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该书常被引用来印证许多政府专制行为的合理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被认为是现代威权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他为现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下面引自黑格尔的著作的一小段话，被看做是欧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13]所说：“每一个字都意味深长……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的以往哲学思想的追忆。”（28：ⅹⅶ）
黑格尔写道：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同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https://www.daowen.com)
…………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28：3）[14]
黑格尔将其基本原则应用于传播领域和公民参与的公共决策中，他嘲笑“所有人都应当参与国家事务”的想法。个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集团、社团或组织的成员而非国家成员时，他才需要知道和关心公共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由意味着个人有权知道他是不自由的，他的行动是由历史、社会及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决定的，而国家就是绝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
真正的自由是在国家内的自由，而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这一理念在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戈特哈尔德·冯·特赖奇克的小册子《自由》（Freedom）和他后来的巨著《政治》（Politics）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基于对一般民主制度，尤其是瑞士和美国民主制度的悲观看法，特赖奇克断言，多数统治（the rule of the majority）既不能保证政治自由，也不能保证社会自由。国家在历史的自然演进中是一个巨大的个人，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自由和生命。特赖奇克虽然整体上反对尼采（Nietzsche）[15]，但是像尼采一样，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总结说，领导国家的英雄或领袖为人民的福祉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从柏拉图以来，很多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威权主义理论。其中包括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6]的非世袭专制政体思想，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的英雄理论，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enquet）[18]强调的国家—社会决定功能，以及晚近的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9]所总结的德国人的自由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