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

在准备革命的那几年，列宁及其追随者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夺取权力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革命后的社会主义会采取什么形式。乔治·凯南（在他谦虚地署名为“X”的文章中）[8]对这个过渡时期进行了非常好的分析，他认为列宁对革命后发展前途的观念“大部分是模糊不清、流于空想和不切实际的”（98：104）。列宁说，除了工业国有化和没收大宗私人资产外，没有任何既定计划。他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农民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尤其模糊，而实际上他们在取得政权后的很多年里，农民政策也依然是模糊不清的。

因此，1917年10月以后苏联发展缓慢且很不稳定，路线上也有许多突然的变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可以说苏联采取的发展形式和发展方向是意识形态、现实环境和个人人格的产物。意识形态当然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来的——基于物质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的不完整而又笼统的历史分析。现实环境是对专制权力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只是俄国人中很小的一部分。而首次消灭私人生产和私人商业的突然行动最终也惨痛地失败了。当控制稍微有所放松时，社会上就有大部分人在等待着填补这一行动造成的权力和贸易真空。就像凯南所指出的那样，从苏联成立到现在，这一政权从未得到巩固，因此“克里姆林宫的那班人仍主要从事保住他们于1917年11月夺取的权利并使之极权化的斗争”（98：106）。本质上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人物的人格也要求这样做。

克里姆林宫里的领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稳定的，而且是狂热的。他们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9]。的确，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能够掌握如此大的权力，控制如此多的人，有如此宏大的信心认为他们精确地知道如何领导他们的臣民走向金色的牧场。凯南和其他人一样仔细地研究了列宁—斯大林集团。下面是他的一些看法：

由于不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调和折中传统的陶冶，他们特有的疯狂信念太强烈了，猜疑心也特别重，很难面对与他人长期分享权力的局面。由于他们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他们对相互敌对的势力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轻信自己的教条“正确”，坚持要降服或摧毁所有的竞争势力。共产党以外的俄国社会不存在任何严密的组织。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或协会不受党的支配……党内也推行同样的原则。一般党员可以参加选举、评议、表决和行动等全部活动，但是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行为举止并非出自各自的意愿，而是要迎合党的领导不容拂逆的意向，也囿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的心理状态。

让我们再一次强调指出，这些人主观上也许并不是为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他们无疑是相信——看来也是轻信——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社会有好处，一旦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确保无虞，不受到挑战，他们就会做成那桩好事。但是，在谋求保住自己的统治时，在使用什么方式方法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论是上帝的还是人的限制。因此，在获得安全的时刻到来以前，他们在行动的轻重缓急上把委托给他们让人民过上舒适而幸福生活的人物置于很不重要的地位。（98：105—106）[10](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意识形态、现实环境和个人人格相互结合，在俄国的土壤上创造出了现代历史上最完备的一种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强调意识形态中符合它需要的那些部分，因此它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逐渐消亡，反而极大地扩张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监控系统。它所强调的马克思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天然的敌对性，以及领袖之“言”的绝对正确性——因为领袖的话就是马克思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显然需要不断保持警惕性和领袖意识。意识形态中最容易忽略的就是那幅著名的图画：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物质基础，国家就要消亡。列宁自己从未考虑要修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而这项工作最终落在了斯大林身上。因此，斯大林面临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两个人的极为尴尬的任务。他的确做到了。他说，列宁写作著名的《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一书是为了维护和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且想要写作第二部分来总结俄国主要的经验和教训。“毫无疑义”（斯大林说），“列宁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是想依据我们国家里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经验，来继续阐明和发挥国家理论的。可是，他还没有实现这个任务，就不幸逝世了。但列宁所没完成的事业，是他的门生所应该去完成的”（113：658）。[11]因此，正如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2]所说，“在列宁灵魂的庇佑之下”，斯大林创立了苏联的新理论。其要点是：只要苏联还处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包围之中，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就需要军事和警察力量。斯大林说，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残余在苏联被消灭后，当文化革命完成后，当保卫国家的现代化军队组建后，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

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防范那些偷窃侵吞人民财富者而保护社会主义公产的职能。武力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仍然是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红海军以及为捉拿惩罚外国侦探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须的那个惩罚机关和侦探机关，也是仍然保存着。国家机关底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探机关，那末他们的锋芒已经不是向着国内，而是向着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113：661）[13]

与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不会消亡的概念同时发展的，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理想人格（Bolshevik ideal personality）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领袖的镜像，是苏联国家设计中相同元素的综合。玛格丽特·米德[14]（Margaret Mead）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理想人格，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如果读了她的著作《苏联人对权威的态度》（Soviet Attitudes toward Authority），都会受益匪浅。她认为这种“布尔什维克理想人格”是东西方特点的结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布尔什维克理想人格与创立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以及动乱时期其他许多宗教团体的创立者有着共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人格具有高度的目标指向性，强烈的“道德心”，以及不需要外力刺激就能够开展极高水平行动的能力。他的行为必定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他的私人感情必须服从于他所服务的主要目标。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人来说，就连休息和放松都是有问题的。从上面的情况来看，这并非我们所不熟悉的人格类型。但是布尔什维克人格还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党的统治。米德博士说，尽管个人“有强烈的内在道德心，但是领悟正确行动路线的任务还是要托付给一小群领导者，个人意志首先被用于其所投身的自愿行动，然后是将领袖所领悟到的真理付诸实践”（104：29）。背离这一路线被看做是极其可怕的，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广泛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机制来制止和纠正这种背离行为。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身边的人们极力要在他们周围树立的一种人格。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说明苏联的意识形态、政府和人格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单独依靠马克思主义，或单独依靠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做出的贡献来理解当前的苏联形势，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还应该强调的是，苏联的大众传媒在我们上述的那个时期是作为苏联的一个内在部分发展起来的。苏联的制度并没有一套国家理论和一套传播理论，它只有一种理论。苏联的思想是不会产生我们这样的概念的，即传媒作为第四等级可以监督、报道和批评前三个等级。大众传媒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就被当做工具来看待。正如列宁所说，报刊应当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102：4，114）。因此，媒体是国家（代表人民）通过物质通讯设备进行掌控的工具，私人媒体很早就退出了苏联的历史舞台。媒体应当是传播克里姆林宫所解释的那些“话语”的工具。媒体应当在一个高度统一、严密划定的思想含义体系内充当社会变革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最后，媒体应当是为严肃目的服务的工具。它们的娱乐功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人看来放松是有问题的。换言之，苏联媒体的发展是为了反映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的“理想人格”。这些问题将会在下文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