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的知识氛围

20世纪的知识氛围似乎有利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成长，而使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趋于枯萎。正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4]曾经观察到的，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也影响着伦理、宗教和科学等领域的思维模式（82：ⅷ）。如果一种传媒理论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它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么它就需要大加修改或者完全废弃。正如杰伊·W·詹森（Jay W.Jensen）[15]所说，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与新兴的世界观存在分歧，这种新兴的世界观似乎正在取代那个见证了它自身成长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世界观（见73）。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是与启蒙时代的世界观相适应的。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是：牛顿的永恒运动机械世界理论，认为世界是按照不变的自然法则永恒运动的。约翰·洛克的天赋人权哲学，相信自由是天赋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相信人在为自我利益工作的同时必然也在为共同利益工作。约翰·弥尔顿的自我修正过程，认为观点只要在公开市场中自由交锋，真理就会显现。

但是，现代思想革命几乎完全摧毁了这些支撑传媒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塑造20世纪新兴世界观的是达尔文—爱因斯坦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知识阶层的思想。詹森总结了现代思想对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冲击：

很显然，传统新闻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已经为当代思想革命所迅速摧毁。牛顿的永恒静止的机械世界已经为进化论思想和现代物理学的动力概念所颠覆。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不仅被浪漫主义哲学彻底推翻，而且为当代社会科学所抛弃。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遭到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否定，在实践中也几乎不为所有现代工业国家所采用。而且，弥尔顿的“自我修正过程”学说最近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73：405—406）。(https://www.daowen.com)

破坏牛顿的宇宙论和传统理论哲学基础的那些思想，与社会集体主义理论更为和谐统一，而与产生自由至上主义制度的个人主义理论更为疏远。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多少有些对立的社会理论，与传媒的功能及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法都有着重要的联系。个人主义理论预设个人优于社会。与此相反，集体主义理论预设社会优于个人。集体主义这种逻辑的极端必然是极权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然而，即便是在个人主义理论原则下运行的社会，也必然会在一些方面采用集体主义理论的某些要素。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一个思想的混合体。这并不是说社会责任理论最终要向极权主义发展。相反，它正是要用传媒的社会责任来防止极权主义。新闻自由委员会曾经说过，新闻自由面临的巨大潜在威胁是这样一种诱人的观念：政府可以解决复杂的现代社会和权力集中带来的所有问题。不用想，如果真的依靠政府来纠正传媒的内部环境，国家很可能会走向极权主义。“如果现代社会需要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如果这些集中强大到足以威胁民主社会，如果民主社会不能单靠拆分这些机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就必须控制自己，否则就要受政府控制。而如果它们受控于政府，我们就失去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卫士——而且同时向极权主义迈进了一大步。”[16]（66：5）

民主资本主义思想在20世纪也发生了变化。每一位企业主在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就会自动服务于共同利益的信念，让位于美国工商业必须对社会承担某种责任的观念。“该死的公众”一词已被“顾客就是上帝”所取代。美国工商业在20世纪的这种对于公众的责任感，促使传媒产生了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它为随之而来的社会责任理论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