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威权主义制度的关系
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苏联的制度是一种威权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历史上控制最严密的制度之一。因而问题就出来了：它与本书前面讨论的威权主义制度有什么区别，与纳粹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威权主义又有什么不同？
如果将苏联的威权主义制度与启蒙前英国的威权主义制度进行比较，或者与今天许多自由国家中威权主义的现代遗迹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苏联制度中媒体是国家所有的，而在其他威权主义制度中，媒体大部分是私人所有的。广播电视系统通常都是国有的，偶尔也有一两个威权主义国家会去控制图书业或出版国家自己的报刊。但是，这些国家的报刊一般都是私有的，虽然它们也受到特许制、许可证、行会、政府压力以及新闻审查制的严格限制。就媒体的政治内容而言，结果可能大体都一样。如我们所说，苏联制度受到所有制、任要职的党员、指示、评阅、批评和新闻审查的控制。但是，在苏联以外的威权主义制度中，媒体一般是商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体很少专门去做政府的工具。旧式威权主义制度下媒体受到政府的束缚，而苏联的媒体则包含在国家之中，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些制度和概念之间真正的区别。让我们来回忆其他一些或许是更重要的差别：
（1）苏联制度消除了出版业和广播电视业谋利的动机。因此，媒体可以自由地履行它们的义务，即充当党和国家的工具，而不会为了博得公众的喜爱而去相互竞争。所有权的收益不在于广告和发行，而在于对公众思想的影响。管理的收益不在于经营的兴旺所带来的效果，而在于宣传的正统性和技巧所带来的效果。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公众，而取决于少数几个掌控路线和权力的人。
（2）苏联制度积极地界定大众传媒的职能，而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则是消极地限制它。也就是说，一般性质的威权主义国家不允许传媒做许多事情，其中主要涉及对政权当局的批评。而在苏联制度下，重点则是要求传媒去做一些特定的事情。苏联并不禁止传媒批评政权当局，实际上他们相当开放地邀请媒体批评级别较低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政府官员。但重点放在要求传媒去做的事情上——例如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号召人民拥护领袖及其纲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水平，等等。换句话说，苏联传媒完全是工具性的。而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允许传媒在有限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服务级别和功能级别。
（3）比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更进一步，苏联制度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起来的，并且它力图推动这一变革的完成。“揭露”资产阶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以及推动资本主义最终灭亡、无阶级的社会最终到来这些任务，都落在了大众传媒的身上。而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主要受维持现状的观念支配。政权当局希望避除可能影响其地位的批评性和揭露性信息。苏联制度的确也想要维持苏联现状，但却总是处于变化和发展中。
（4）有一种更为普通的方式可以说明这些制度之间的一些差别。简单地说，苏联对大众媒体采取威权主义政策的理由与旧式的威权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苏联的政策行动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而不是以神权为基础。苏联的威权主义建立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上，目标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最终达到无阶级的社会。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建立在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上，这种制度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并且要求底层阶级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为统治阶级服务。而苏联制度自身就含有变革的种子。这一制度被设计成这样：如果国家真的消亡了，大众传媒可以在党或者代表这一阶级的任何组织的指导下继续存在。而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没有为变革做过这样的准备。
（5）有一点很明显，苏联的大众传媒完全属于整个传播系统，也完全属于政府，而旧式的威权主义从来不是这样。苏联的制度是计划性的制度，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是控制性的制度。苏联的大众传媒与党及其后备组织、口头鼓动的辞令语言以及控制和监视机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报纸就像苏联军队的一个士兵，它通过既定渠道取得指令，与其他士兵齐步前进，并从整个军队里获得重要的特色和个性。而在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下，大众媒体很少有这样的结合。17世纪伦敦的主要报纸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只是讨论的内容受到限制。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的工具，但它参与政府活动的方式与乌克兰报纸的方式并不相同。那种结合方式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40]才逐渐得以承认和完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就是这种结合的体现。(https://www.daowen.com)
这使我们需要简短地谈一谈纳粹的大众传媒。把纳粹和苏联制度都放在“极权主义”这个术语下是很容易的，但是不太有用。如果有人将本书讨论的三种主要制度——旧式的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苏联制度——看做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那么纳粹制度就位于旧式的威权主义和苏联制度那一边中间的某处。它在某些方面像这个制度，而在其他方面又像另一个制度。让我们从某些方面把纳粹式的威权主义制度与苏联制度进行一下比较。
（1）显然，两个制度是在极其不同的哲学假设下运行的。苏联制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为基础，其中有“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还掺入了俄国古代的一些思想。纳粹建立在黑格尔（没有颠倒过来的）、康德（Kant）[41]的责任哲学和费希特（Fichte）[42]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纳粹的思想中没有苏联的物质决定论，但却有一种神秘主义（mysticism），一种对精神、种族遗传和“正确观念”（right idea）朦胧的信赖，这与苏联相信有直接源自马克思的“正确路线”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这两种制度的起源多么不同，它们却经常采取完全相同的策略。举例来说，纳粹和苏联一样蔑视“客观性”。戈培尔[43]（Goebbels）的副手哈达莫夫斯基（Hadamovsky）[44]曾说：“‘不偏不倚’（impartiality）是对一切软弱性格的威胁。‘客观的媒体’都‘赞成国家性的事物’。但……这不是那些想要在某种名义下团结起来实现国家主义的人所需要的……产生这种人的这类媒体（它们自称是自由的、独立的、中立的、无党派、超党派和客观的）在德国必须改变或者消失。只有一个目标值得媒体为之付出巨大努力，那就是国家。”（见92）在谈到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 Beobachter）时，他说：“与那些认为世界在围绕它们旋转的自由至上主义报纸的图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喉舌既不想成为一张新闻纸，也不想成为客观的、自由的和独立的媒体。”（见92）词语虽然不同，但是流露出的情感却是我们所熟悉的。
（2）纳粹通常允许大众媒体保持私有性质。在这一方面它更像旧式的威权主义制度，而不像苏联的威权主义。
（3）另一方面，纳粹制度更像苏联的地方在于，它是工具化的、更加紧密结合的制度。与苏联制度一样，纳粹制度也被用来引发变革——使纳粹掌权，再教育、再塑造德国人民，以及帮助纳粹军队。纳粹制度必然与苏联制度不同，因为产生它的条件和它所运行的环境与苏联有着很大的不同。布尔什维克通过迅速而激烈的革命取得政权。他们必须为政权而斗争，但也需要建立一套管制制度和有计划的传播网络。而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平手段逐渐取得政权的。他们的传播制度比苏联制度发展得更加全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很难接近大众媒体，这使得他们开始完善群众集会这种宣传技巧。像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很早就看到了党组织的重要性，并且发展出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战斗党。但他们通常都是在设法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制度，把它当做国家的工具来使用。而布尔什维克有能力建设一套这样的制度，并且使之与党更加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4）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纳粹将强迫与说服结合起来使用。纳粹的用语是“观念、宣传和权力”。他们的许多控制方法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正好一样——如在传媒的重要岗位安插党员，发布政策指示，威胁和监视。他们控制了传媒的“命脉”——如通讯社和广播网。传媒会给他们找麻烦，而这种事情在苏联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或许是因为纳粹从未掌握过传媒，而德国传媒自由和直言的传统又非常强大，不会仅仅因为恐吓和轻微的压制就保持沉默。哈达莫夫斯基和戈培尔对传媒大吼大叫。像苏联一样，他们认为“真正的自由和客观只能存在于为伟大事业的服务中”。但是他们从未达到这样一种极权化的水平：使整个新闻界真正成为纳粹党和政府的工具。
（5）纳粹的“政治类型”（political type）概念与“布尔什维克类型”形成有趣的对比，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已在前文有所涉及。纳粹认为一个复兴的德国需要创造一种“政治类型”，“它以领袖（希特勒）为模型，按照特定的指导原则进行种族选择”。“要塑造这种类型，必须利用一切可供形成舆论的手段。”（见92）像苏联人一样，纳粹党人不去理睬自由和自发舆论的概念。像苏联人一样，他们改写了历史书和政治教科书。像苏联人一样，他们依靠青年一代去创造他们所希望的“政治类型”的大部分内容。有趣的是，这两种制度最终得出了本质上相同的观念：大众传媒这种工具必须将公民塑造成一种国家工具。
（6）应当指出，两种制度都存在很大程度的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自己承担了一项几乎是令人恐惧的责任：给予2亿人民“正确路线”，而这个路线既不允许背离也不允许讨论。苏联所有的资源都有赖于领袖感知的正确性。纳粹党人也力求按照“领袖”的想象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他们重新解释历史。事实上，德国所有的资源都有赖于他们新的解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领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大量的人民牺牲在他们信念的祭坛上——虽然一个敬拜的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希特勒之类的有些非理性而又神志不清的神，另一个敬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唯物主义的，但在某些方面同样也是非理性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