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领导的来源
共产党握有这种组织权力，因此它认为自己有权成为群众的先锋队和领导者。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苏联的政治基础——也是工人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原则——是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所有领域处于领导和指导地位。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理论上和组织实践上全面彻底地阐述了这一问题”（116：159）。但是，正如塞尔兹尼克（Selznick）[16]所指出的那样（112），党不仅处于群众领导者的地位，实际上它还通过组织群众来创造群众，即通过建立各种进出机关和控制机关，将分散的群众变成可鼓动的权力资源。
因此，党把自己当做工人群众的参谋部来看待。它是基本理论的维护者、群众的耳目、行动的指导者（见110）。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以来，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群众的作用则越来越低微。群众在接受党的指导时也必须接受严格的控制。党显然是按照波拿巴主义（Bonaparitism）[17]工作的，即群众将权力托付给领袖，领袖在任期内享有无限的权力。因此，抨击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清洗是惯用的统治手段。政治机器必须具备鼓动和指导群众力量所需要的一切控制结构。
党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它的领导？维辛斯基这样说道：
实践中，党对苏联政府的领导表现如下：（1）首先，党在苏联政府选举时努力将自己的候选人提拔到国家工作的重要岗位——这些候选人是党最优秀的工作者，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拥有人民群众最大的信任。党在这一方面做得很成功……（2）“党新闻审查政府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工作，纠正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制定政府决策，力求保证群众对他们的支持——一切重要决策都是在党相应的指示下制定的。”（3）“在制定某个权力机关的工作计划时——无论是按照工农业路线还是贸易和文化路线——党都会给予总体指示，详细说明工作的性质和方向……”（116：160）(https://www.daowen.com)
群众要服从党的专政，党也必须服从它的中央机构和领袖的专政。像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表现出布尔什维克对于组织的坚定信念，因为他们需要组织来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例如，列宁曾表达过他和他的同志是如何“痛切地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8]布尔什维克所需要的组织就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党。它不允许任何竞争性权力结构的存在，也不允许任何本质上背离意识形态的行为。事实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结构能够经受得住党所要求的策略变化和无休无止的斗争。正如斯大林所说：“党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了……使其能够在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剧烈的历史转化时刻避免了分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党……能够经受住这样的剧烈转换而不发生混乱和分裂。”（113：221[19]）
真理和路线 “真理”如何从“路线”中体现出来？几十年来，这一方面的变化十分明显。按照米德的说法（104：21），我们可以认为，在苏联政权的早期，党是通过集体商议最终得出真理的。因此，每一名党员在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以前，都有充分的自由参与讨论。但是，早在1921年党的第十届代表大会时，列宁就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性表示了重大的怀疑。20世纪20年代，控制权迅速地从广泛讨论和党的代表大会转移到了一小部分党的最高领袖手里。20世纪20年代末及以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主要就是为了通过已经制定好的决议。“在今天，一个党员恰当的行为”，米德博士说，“是了解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接受党的路线的指导来应用这些原理，而不是去思考它们”（104：21）。
因此，这种发展变化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的大众传媒都把向一小部分党的最高领袖负责当做是自己的基本责任。苏联所有的大众媒体都变成了这些领袖的传声筒，主编和导演们急切地盼望得到有关“真理”的最新神圣指示。
第二个后果是，它制造了一个多变的路线，使每名党员都充满了不安全感，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今天还是真实和忠诚的行为，明天就有可能被冠以虚伪和不忠的罪名。正如一个俄国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一个在科学上提出过特殊观点的人，在失宠几年之后，可能会在他下放的边远地区——一种流放的温和形式——突然被叫了回来，成为一家重要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的头头。他可能会被公开描述成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那个他所取代的人，在五年前接受同样的任命时也曾被称为是绝对的忠诚和优秀，现在却遭到揭发，成为了‘人民的敌人’，或是被扣上了其他任何官方诬蔑的罪名……这种认为每个人骨子里就完全是好人或完全是坏人的推定，是以传统的俄国人的性格为基础的，它非常巧妙地配合着苏联的政治实践”（104：33）。
第三个后果，它制造了一个至少在外界看来是双重的真理标准。一方面，基本法则被认为是绝对的、牢不可破的。列宁说过，“马克思的教导不可动摇，因为它是真理性的（verno）”。但他又说，“真理（istina）[20]是与现实相符合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苏联人主要信奉物质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无产阶级必然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对于这类问题，我们的妥协理念在苏联领袖看来简直无法理解。因此，一个美国谈判家在他的报告中说道：“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苏联人）认为诉诸舆论不过是虚张声势。如果美国的舆论与公众想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那么我们的政府或某些不露面的组织如资本家的政治局，一定在操纵着舆论。我们认为妥协是开展工作的一种很自然的方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妥协通常伴随着被腐化的意味。他们对于我们希望妥协的做法感到十分困惑不解。”（转引自104：15）
对于苏联的谈判者来说，这里没有“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符合现实的东西和不符合现实的东西。
因此，一方面基本理论和目标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判断传媒的标准却不是客观真理而是它们所发挥的影响。它们是否对基本目标做出了贡献？正如莱特斯（Leites）[21]所说，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反对俄国知识分子强调“真诚”的老传统。（100：123）苏联的发言人可以做出托尔斯泰谴责的女人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用语言去表达思想，而是去实现目标。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官可以在战略上的关键时刻主动撤退（例如，与德国签订条约或拥护世界和平共处），只要这些撤退行为从长远来看对基本目标有利。媒体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它的编辑方针，抨击它先前奉承过的人，或鼓吹他先前批判过的政策，只要最高领袖在这些方面下达了新的指示。从我们国家报纸主编的角度来看，真理与苏联报纸的编辑工作无关。另一方面，妥协的方法、多数人的意见以及“中间道路的政策”，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传播者和议员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苏联主编或政治家看来不是有问题的，就是该受谴责的。
国家性质 我们将苏联的大众传媒定义为苏联路线的代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因此，在直接讨论大众媒体之前，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发展状况适当地稍加说明。
我们已经充分地讨论过这个国家，了解了它的基本性质——专制独裁。在这个专制国家里，权力的金字塔从无产阶级迅速上升到无产阶级产生的政党，再上升到党的少数领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像预言的那样“消亡”。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国家紧紧地控制着资源、设备和生产关系。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苏联依靠强制和说服两种手段共同协调发挥作用。说服是鼓动员、宣传员和媒体的责任。有人会认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中使用强制手段是不合适的，使用说服手段也没有必要。为了避免人们产生这种看法，苏联领袖指出现在是“过渡时期”。因此维辛斯基说道：
国家镇压和使用武力在过渡时期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大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所使用的武力，在类型上不同于以往，使用的原则也是全新的……
新的苏联国家是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机器，是废除剥削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机器，是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及其对劳动人民的领导，以达到普遍消除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机器……
由此便产生了消灭社会主义敌人的具体任务，尤其要强调揭露和消灭他们的手段，如提高劳苦大众的革命警惕性，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加强保卫苏联边疆，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等等。（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