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印刷媒体的控制

对苏联报刊进行控制主要是党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很重要。政府设有一个新闻审查部门，叫做格拉夫利特（Glavlit），是俄文“文学事务与出版总署”（Chief Administration for Literary Affairs and Publishing）的简称。但是，格拉夫利特并不审查任何一级党组织的出版物，也不审查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Ogiz）出版的书籍和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显然，大多数苏联报刊都不在格拉夫利特的职权管辖范围内。

事实上，政府并没有设立公共信息部门。这一职能由党的宣传鼓动部来行使。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下设中央宣传鼓动部，它直接受中央委员会监督，其分支机构遍布各级党组织。

苏联将这一职能赋予党而不是赋予政府完全是出于理论的考虑。理论假设政府是要消亡的，传媒属于人民，而人民的代表就是党。进一步来说，苏联领袖高度重视党作为价值维护者和目标决定者的形象，高度重视媒体作为“群众和党之间联系纽带”的角色。斯大林说：“报刊是党每日每时用自己所需要的语言与工人阶级讲话的最有力的武器。其他在党和阶级之间架设精神导线的方法，其他同样灵活的机关，在天地间是没有的。”[35]

党有三种控制报刊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党的各级宣传鼓动部门负责任命报刊主编，然后由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鼓动部确认这些任命。他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被任命者的政治可靠性。苏联建国初期，报刊缺乏编辑技巧，党必然会完全按照政治可靠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水平来挑选从事编辑工作的党员。虽然苏联报刊的专业水平现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政治可靠性而非专业特长无疑仍是苏联主编的基本资质。英克尔斯引用苏联新闻工作者学习课程的名称以及教科书各章的标题，来说明我们所认为的“编辑技巧”在苏联编辑的培训中只占非常小的比重，而他们所要学习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和世界政治。

第二种方式，党通过宣传鼓动部发出大量指示，指明哪些材料可以在报刊上出现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材料。报刊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称其为准备好了的宣传材料（handout）——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往来信件、公开演说以及官方文件。而处理其他材料的指示往往十分详细。(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种方式，党评阅并批评报刊。这项职责执行得十分严格。党的各级组织都设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抽检和批评同级报刊。《真理报》可以随时批评其他报刊。各类专业化党报的上级报纸通常可以批评下级报纸，如工会或军队的上级报纸可以批评相应的下级报纸。除了这种正式的批评外，还经常有自我批评（samokritika），即来自于苏联人民的自我批评。这是苏联人一个古老而又引以为豪的习惯，它表现为大量读者来信指出报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所犯的错误。从中可以看出苏联报刊一直完全处于新闻审查状态。

人们通常指出，苏联主编的职位并不令人羡慕。他的职责是将路线应用于他所了解的问题和受众。他的问题越大——如在某些地区或不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就越有可能偏离路线，越有可能感觉到路线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而且，他必须机敏地与变化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一旦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毫无疑问，苏联的许多主编都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工作的。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对于编辑一张“人民的报纸”是怎样看的呢？当编辑一张报纸要考虑的不是事实而是辩证法，不是具有时效性的事件而是“路线”时，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36]的经验就是最好的描述之一：“我逐渐开始怀疑自己对于事实机械的先前认识（preoccupation），转而根据辩证法来解释我周遭的世界”，他这样说，“这是一种令人满意而且的确是幸福的处境。一旦你掌握了这项技术，你就不再会被事实困扰。它们会自动地呈现出适当的色彩，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党在道德上和逻辑上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在道德上，党的目标是正确的，即符合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这些目标使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手段都具有了正当性。逻辑上，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是正在起作用的历史规律的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