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全新的责任感
很难说究竟从什么时候起，认为自由实际上不受限制的传统理论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出版商承认他们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确，虽然以前的新闻工作者有着较高的觉悟，但只要出版商本质上是印刷商，他们就不大可能关心职业伦理，只不过将报纸看做是印刷厂的附属物罢了。19世纪中叶，一些有教养、有原则的人开始进入新闻界，他们为自己的行业定下了很高的标准，并且力求真正达到这些标准。其中的一些人还为自己的员工制定了伦理规约。毫无疑问，日益发达的职业精神中有一部分是由新闻学院培养起来的。这些新闻学院在20世纪初大量涌现，不仅教授新闻技巧，而且对媒体责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出版商越来越多地谈到与宪法赋予传媒的特权地位相伴而来的义务问题。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7]在1904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8]上为他成立新闻学院的提议辩解时说：“只有最高的理想、最兢兢业业的工作愿望、对所遇问题最准确的知识和最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新闻事业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与公众利益为敌。”（75：658）
随着20世纪的发展，其他一些出版商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他们不仅谈论运用自由的权利，而且也谈论运用自由所带来的责任。电影制片人和广播电视工作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一城一报的出版商们谈论着垄断带给他们的责任。传媒集团制定了行为伦理规约。而且不仅是大传媒集团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普利策为《北美评论》撰写文章50年以后，明尼苏达州亚历山大城一份小报《公园区回声报》（Park Region Echo）的股东们发表了一个目标宣言，其中说道：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承认，一份真正伟大的报纸一定要比任何一名主编的良心或全体主编的集体良心都要伟大。因为当它说话时，它的言论是由那些非常明智、非常理性、非常公正、非常富有同情心、非常具有理解力以及非常诚恳的人们做出的，而不是由那些受到人类弱点和缺点腐蚀的、仅仅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人们做出的……一份真正伟大的报纸必须摆脱任何以及全部特殊利益集团的束缚。
广播电视的兴起使政府成为社会责任理论的主要贡献者。20世纪早期，广播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造成一片混乱。竞争者们在相同的波段上播放广播，业余广播的信号和专业广播的信号混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家庭听众只能收听到一片杂音。在广播业的强烈要求下，政府很不情愿地开始插手无线电秩序的协调工作。1927年，国会成立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负责分配电波频率，监控节目内容。《1934年通讯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19]规定广播要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且创建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永久性机构，负责颁发广播电视许可证和监测无线电波。(https://www.daowen.com)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查节目材料，但该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监督所有节目内容以确保这些内容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尽管许可证持有者个人有权选择特殊的节目材料，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这种选择必须“符合国会的基本政策，即广播是全体普通公众自由言论的媒体，而不是许可证持有者获取纯粹个人或私人利益的渠道”（80：33）。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政策说明，它反对一些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做法，以及它颁发或吊销许可证的权力，这些都在提醒广播电视工作者，这个委员会只不过是无线电波的托管人，而不是所有者。
一旦我们确信传媒及其批评者都同意传媒应当承担某些责任，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社会责任理论，那些最能言善辩的传媒发言人为了传媒自身正在对它进行阐释。另一条路通往另一种理论，新闻自由委员会业已对它进行了最为清晰详细的阐述。两条路都远离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相互平行地发展，时而近些又时而远些。虽然传媒对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总体上怀有敌意，但它对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批评并不是针对报告的几个主要假设。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哪个媒体抨击了新闻自由委员会有关传媒具有社会责任的基本论点，或是抨击了传媒在当代民主社会中的功能作用。的确，许多传媒发言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看法一致，而且新闻自由委员会也曾说过，它大部分的观点都来自于传媒业自身的人员。传媒真正要批评的是：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表现行为的评价，传媒认为自己没有新闻自由委员会描述的那么糟。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媒体的集中已经威胁到了观点的自由传播，传媒回答说竞争的性质已经变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委员会建议政府应该谨慎地扩大管制媒体的权力。
既然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著作提供了有关社会责任理论目标的标准一致的讨论，既然还从未有人就这些著作对传统理论的意义进行过详细的分析，那么本章下面的大部分内容将主要讨论新闻自由委员会及其成员威廉·霍金所阐述的社会责任理论。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媒体从业者在他们的工作和实践中为这个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同意新闻自由委员会报告在逻辑上延伸出来的那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