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
现在，我们可以撇开这些背景和政治架构，开始直接讨论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了。我们关于苏联传媒的第一个论点将表明，为什么有必要对政治和历史背景做这么多的描述。因为在试着定义当前苏联的大众传播概念时，我们不得不这样说：
大众传媒被当做一种工具——即国家和党的工具。
它们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
它们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
它们是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
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
它们以负有严格执行的责任为特点。
让我们对以上几点逐一加以说明。
作为工具的大众传媒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梦想是传媒不受政府管制，成为人民真正的代言人。如果国家真的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后就消亡了，他的这个梦想或许能够成真。梦想现在还留有遗迹，如苏联领袖在经营报纸的实际过程中只聘用很少的专业人员，鼓励“业余”报纸作者，这显然是对这一理论的一种实践。但是，在当前苏联的思想体系中，真正的大众传播系统更多的时候是像打字机或扩音器一样的工具。在苏联的概念中，传媒是对事件清晰而独立的反映这样的理念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苏联人也从未想过要赋予大众传播机构引导舆论、推动国家决策的责任。像麦考密克（McCormick）上校手下的《芝加哥论坛报》这样的“个人报纸”，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独立评论性报纸，像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BC）这样敢于播放反对观点的广播电台，都不在苏联概念的范畴内。苏联的传播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其存在是为了完成国家领袖特别分配的任务。总之，这个任务是要促进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世界共产主义的进步，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媒体在这个大任务中还有特定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来详细讨论这一点。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的大众传媒本身并不具有整体性。如果它们有整体性的话，那也是国家的整体性。它们是“被圈养”（kept）的工具，驯服而又机敏地遵循着来回变化的党的路线和国家的指示。
大众传媒与其他工具结合在一起 这使大众媒体有可能成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而这与我们自己的媒体是极不相同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相互平行的力量，它们影响着美国的舆论。这些力量包括小群体中的人际讨论，组织中的讨论，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以及政府的活动。有时我们很难理解苏联的这些力量为什么不是平行存在的。它们是一个力量。也就是说，街道的小组会议、学校的青年会议、学校系统、工会、党的基层组织、报纸、广播电视、出版业以及政府的警察监控系统，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的不同工具。它们全都说着一样的事情。
斯大林将政治领导定义为“使群众相信党的政策具有正确性的能力”。但是，列宁和斯大林都对那些只按字面意思行事的党员提出过批评。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知道如何将强制与说服结合起来”。宣传、鼓动、组织和强制代表了他们思想上的连续统一性。媒体不仅要向人民提供信息，还要为组织群众的鼓动员、社会团体中的党员干部、将报纸作为口头阅读材料的产业工人小组，以及经常将报纸作为教科书的中小学校服务。苏联媒体每天刊载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被看做是一种力量而不是软弱。国家领袖也从不怀疑有效使用媒体的限度。列宁说，“就无产阶级先锋队要获得胜利，实现共产主义而言（到目前，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宣传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宣传界（尽管它存在着种种缺陷）也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而言，就广大民众的各种性情而言，就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投入最后决定性的战斗而言，仅仅靠重复‘纯粹的’共产主义真理这样的宣传习惯，是起不了作用的”（转引自112：9[22]）。
作为维护统一工具的大众传媒 从上述内容可以明显看出，苏联大众媒体最重视的一项功能应该是促进国家统一。我们曾经提到过布尔什维克人如何重视他们“著名的统一”。媒体是他们在国内达到认识统一的最快速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领袖会如此不厌其烦地对国内出版物、广播电视和电影建立管理和新闻审查制度，不让外国出版物、广播电视和电影进入该国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的同质性在苏联会被视为健康标志的原因。
作为揭露工具的大众传媒 苏联传播者既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也承担着一项一般任务。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项一般任务。特殊任务是使“每一个领域都有政治揭露”。（列宁语）他所说的“揭露”是什么意思？多梅内克（Domenach）[23]曾经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他认为揭露“是统治阶级利用诡辩的外衣来掩饰他们自己利益和愿望的真实本质以及权力的真实基础，同时又给予群众一种‘真实的画面’”。（88：266）然后他引用列宁关于揭露的一段话说道，工人对于这种“真实的画面”无论在哪一本书里也学不到，要学到它，只有通过生动的场面和及时的揭露，揭露当前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或者哪怕是在窃窃私议的东西，揭露由某些事件、某些数字、某些法庭判决词等等反映出来的情况。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24]（102：1，22）。
换句话说，宣传员、鼓动员（以及大众传媒工作者）的工作就是站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本质总是用阶级斗争来定义的），并且向群众解释事件的“真实含义”。这样，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解释真实而又可信。他们从可证实的或看上去可证实的细节入手，从人们小的愤怒开始，然后进行大量的解释。多梅内克记录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如何从最微小的事例——如缺乏某种商品，关闭某家工厂，减少农村供水——来“证实”“帝国主义”马歇尔计划的“罪恶”。一场罢工，一起政治丑闻，一个有关歧视的案例，一次公众人物不明智的演说，一种可以使年轻人从军队返回家乡的对和平的渴望——所有这些都使大众传媒的工作者有机会将具体问题上升到一般理论意义的层面，用他们指示中的话来说就是“撕掉敌人的假面具”。
苏联大众媒体的这项功能极大地取代了我国媒体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功能。
作为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者的大众传媒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众媒体的基本任务是集体的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者。普列汉诺夫（Plekhanov）[25]是区分鼓动和宣传的著名人物，他的著作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他说，宣传员是向一个人或少数人表达许多观点，而鼓动员则是向一大群人表达一个或几个观点（见108）。列宁对这一区分进行评论时说，鼓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具体的不公平，并且依据这种背景，“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因此，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26]。（102：1，226）因此，共产党的思想并没有对鼓动员和宣传员进行明确的区分。他们都是战斗的党所需要的，他们的言行都是有利于党所组织的活动的。
因此，苏联的大众传播系统担负着三项任务：将“指示”通俗化，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解释理论，宣传领袖的思想；大量报道官方信息，以利于党和工人组织顺利开展工作。
作为负责任的工具的大众传媒：责任与自由 毫无疑问，苏联大众传媒的经营者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这一责任概念与苏联的自由概念紧密相关，而他们对这些词语的使用与我们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用下面的内容来讨论苏联媒体的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来说，苏联的大众媒体是国家紧密控制的工具。而在苏联人的头脑中，我们的媒体则是资产阶级紧紧把持的工具。以我们的观点来看，苏联媒体几乎没有自由。但是苏联官方却认为他们的媒体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这种观点根本冲突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苏联宪法[27]第125条的规定：
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
（一）言论自由；
（二）出版自由；
（三）集会自由，包括举行群众集会的自由；
（四）游行和示威自由。
这些公民权利的保证是：印刷机器、纸张原料、公共场所、街道、传媒、设备以及其他一切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需的物质手段均供劳动者及其组织使用。
在苏联人看来，维辛斯基的《苏维埃国家的法律》（The Law of the Soviet State，116：539ff.）或许是对这一条文意义最好的解释。而在我们看来，英克尔斯（Inkeles）[28]在《苏俄的舆论》（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95：136ff.）一书中也对这一条文的意义做出了独具天赋的评价。这些论述都太长而没有办法引用，因此我试着在这两个资料来源的基础上，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进行新的阐述，读者或许会得到一些启发。
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该条文中自由一词，苏联人是如何理解的，他们公开的观点和私下的观点是否有所不同。从马克思到布尔加宁（Bulganin）[29]，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对于“自由”的辩护。例如，斯大林在接受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30]的采访时说：
在您的问题里面透露出一种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认个人自由的。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建成这一种社会，并不是为了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使个人真正感觉到他是自由的。我们建成这种社会，是为了真正的个人自由，为了不带引号的自由。我很难设想，一个饿着肚子、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人，会有什么“个人自由”。只有在消灭了剥削的地方，在没有人压迫人的地方，在没有失业和贫穷的地方，在人们不担心第二天会失去工作、住宅和饭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能够有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个人自由和其他任何自由。（113）[31]
当然，斯大林在这段话中论述的是自由的物质基础。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并且试着对苏联的自由概念做几点说明：
（1）从苏联的观点来看，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列宁写道，“生活在社会中却不受社会的限制是不可能的”。他在另一个时候又说道，“真理是有党性的”。因此，按照英克尔斯的回忆，苏联发言人一贯认为，“在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到金钱的影响”（95：136）。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报纸必然表达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任何客观新闻的理念都是虚假而又虚伪的。至于我们所说的客观新闻，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倾向于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新闻罢了。的确，苏联的传播者坚决抵制“客观性”，他们认为，客观性是对正确路线的偏离。英克尔斯引用列宁的话说，苏联媒体是自由的，因为它不受“资本主义、功利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束缚。然而，它并不要求独立，而是十分公开地与无产阶级捆绑在一起。英克尔斯说，列宁以“一种布尔什维克人改变词语意思的独特方法”表明“布尔什维克传媒的独立有赖于对工人阶级最紧密的依靠”（95：136）。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共产党人真实而又隐秘的信念简单说来就是：没有哪一个传媒是自由的。他们有关自己的传媒才是自由的那些观点，看来不过是官方的假设罢了。
（2）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能够说出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种自由才是有价值的。
这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所鼓吹的自由是纯粹的消极自由，即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而苏联的鼓动员说，苏联人民享有在国家允许的界限内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正如穆勒指出的，苏联人认为，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国家不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如果要对抗这种邪恶，个人必须得到保护），而是一种积极的良善，一个伟大的合作企业，只有国家才能为个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105：317）。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美苏之间的不同点就在于英美国家寻求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而苏联人民则是享有带有国家恩惠色彩的自由，国家保护个人去做“有益于他的事”。前面已经多次论及，任何个人，即便是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只要他接受了国家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看起来也会是自由的。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地对他所在社会的基本理论进行质疑，他就不会享有真正的自由。
（3）因此，苏联不允许任何反对国家的自由。
维辛斯基说道：“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敌人自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他们想利用这些赋予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来损害国家——也就是损害所有劳动人民——的种种企图，一定会被判为反革命罪……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全体苏联公民的财产，得到国家充分的保证。但有一个条件，其行使要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达到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116：617）
苏联发言人在这一点上十分坦率。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苏联公民在党的领袖所创造的真正的理论和仁慈的国家中满意地生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铁幕”自然来源于这一观点。清理资产阶级残余分子或剥夺其公民权利也来源于这一观点。正如穆勒所说，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保护公民“远离那些势力强大、不负责任的人。这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会去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大多在民主社会握有‘自由的’传媒。有人可能会再加上一点，富有天赋的苏联公民也将远离西方浪漫主义的谬论，例如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32]的名言：伟大的艺术家必定是一个不遵守传统的人。苏联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会工作得更加优秀，因为他们像希腊人一样与共同体一起为共同体而工作”（105：308）。
穆勒继续说，“关于报纸的理论也是如此”。他们眼中的“积极”自由，在我们看来则是强制性的消极服从。这种积极自由只允许人们的观点略微偏离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少数人紧密控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观点。这种管理者、指导者的概念与马克思对人的认识差距是多么大！
（4）通过占有设备，苏联保证了公民的近用权，消灭了暗藏的阶级控制。
苏联发言人说，我们的传媒不是自由的传媒，而是阶级控制的传媒。维辛斯基嘲笑“资产阶级公法”（bourgeois public law）的概念，因为“资产阶级公法”认为取消了事先新闻审查就保证了新闻自由（116：612—613）。维辛斯基指出，像英美这样事先新闻审查制度已经废止多年的国家，“传媒与资本之间的联系，资本对传媒的奴役，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他提到过许多例子——他说伦敦《泰晤士报》（Times）是“银行的喉舌，它通过其董事与劳埃德银行[33]、最大的铁路公司、保险公司……都有联系”。他也注意到赫斯特的报纸，他说这个报纸的头目是“一个美国大资本家，与工业、银行业以及剥削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公司都有关系……（并且它）疯狂地煽动人们对共产党、工人运动和苏联的敌对情绪”。维辛斯基总结道，新闻自由“关键在于能否自由地发表劳动群众真实而非虚假的观点，而不在于是否存在事先进行新闻审查”（116：613）。
显然，这种强调大阶级控制印刷设备的观点仅仅是官方的看法。布尔什维克知道大多数人并不站在他们那边，但是他们声称历史使他们成为大多数人最适宜的代理人。为了便于公开与我们辩论，苏联主张谁拥有物质传播资料，谁就拥有新闻自由。他们认为，在美国只有少数人拥有物质传播资料，在苏联则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因此（至少这样推理下去），苏联传媒拥有更大的自由。而我们指出，我们的传媒有权谈论政府，苏联的报纸却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苏联人回应道：“你们的传媒不能自由讨论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这是马克思和密尔之间的老话题了，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交汇的地方。
（5）在苏联理论中，自由和责任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回想我们刚才引用的苏联宪法第125条，它从一开始就提出“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保障人民自由。苏联一直关注传播的效果。按照英克尔斯的观点，我们国家侧重自身具有抽象性的表达自由权，除了国家安全或其他人权方面的重大事件外，一般不允许限制此项权利的行使。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发言人说我们的传媒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说他们的传媒是受控制的，这是因为决定什么是“满足劳动人民利益”的，什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传播者而是其他一些人。因此，苏联首先要求——实际上是强迫——传媒承担责任，英美则首先要求——实际上是命令——传媒自由地表达。英克尔斯总结了这种差别：
在苏联，传媒的责任显然是去说明选举是党的成功，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极高等之类的问题。如果传媒在为这些目的服务时，能够使人民有机会享受到新闻自由，这很好。但是在苏联，与传媒的责任相比，这种对自由的考虑是第二位的，必要的时候还可能会被牺牲掉。而在美国，强调的是自由而不是责任。至少对于拥有表达方法的人来说，表达自由是绝对的价值。如果这样做能够促进共同福利，推动某些社会目标，履行社会责任，这也很好。但是，与表达自由相比，这种共同福利是第二位的，必要时可以为了表达自由而牺牲共同福利。（95：138）
这里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我们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分歧，不过这个分歧是可以理解的。或许需要记住的重点是：在我们看来高度威权、严密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苏联的语境下则被看做是自由而负责的传播媒介，因为苏联人认为，占大多数人的阶级有了新闻自由，他们可以利用传媒宣传“正确的路线”，取得对其阶级和国家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