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根基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是什么样子的？”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1]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自己做出回答：

“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Pre-Marxian sociology）和历史学充其量不过是对事实的无序积累和对孤立历史片段的描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研究的方法。它专注于所有矛盾关系的总体，并把它们简化为社会各阶级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它在选择或解释“大师”思想方面排除了主观主义和恣意武断的做法。它揭示出，所有的观念和所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无一例外，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116：82）

看来维辛斯基先生似乎说得太过了。马克思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其追随者对他思想所做的解释表示不满。他厌恶地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Je ne suis pas Marxiste，原文是法文）。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学说在今天的俄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遭遇，他也会再一次做出这样的否认。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在其继任的理论维护者手中，在马克思写作时还无法预见的种种事件和局势的压力下，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很明显，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并且至少提出了三个系统的观点，这些成为他的苏联追随者建立一切事物的基石。(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总的看法很难用几个字来阐述，但是在我们刚刚引用的维辛斯基的那段话中有这样的描述：马克思主义力求“全面”，他“专注于……总体”，它“在选择……思想方面……排除了主观主义……”，它力求揭示出“所有的观念和所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共同的根源。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通的历史哲学，而且还有教条的意味。它是比民主更简洁、更严密的系统。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维护人们的反对权利——相互反对，反对政府，反对宗教。民主制度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发展的：自由的人们对于共同的目标、人类应该享有自由的程度，往往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而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却赋予“统一性”（unity）一种近乎神秘的价值——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党的统一性，以及在可选择的情况中做出选择的统一性。有一次一个俄国人问我：“如果错误的一方获胜，你们的选举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他的这种说法已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比我们长篇累牍的分析可能还要清楚。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威权主义，坚定不移、明确严格地区分是非曲直的倾向，以及凭借一小部分经济事实就能对巨大的人类行为领域做出解释的令人吃惊的信心。

马克思留下的这个遗产在俄国人那里有了真正的重要性。卡莱尔曾说过，俄国人最卓越的才能就是服从的才能，而且他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体验，已经习惯于服从权威。苏联的压制政策，共产党在面对争议时搁置不理或极力辩白的习惯，以及许多共产主义煽动者传教士般的热情，这些显然都是与源自马克思的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理想分不开的。俄国人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这些总的看法，成为苏联与美国之间许多误解的根源。我们往往认为人们必须而且应该持有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因此我们鼓励妥协的艺术和多数决原则。苏联人却认为人不应该持有不同的观点，妥协是软弱的表现，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立场，而且要维护、宣传并坚定这个立场。对于我们来说，穆勒（Muller）[2]所说的“著名的俄国的统一性”（105：310）似乎是反动而且专制的。而对于俄国人来说，我们对待争论、妥协和批评的宽容态度，似乎又是无政府状态的或是极度混乱的。

在这一总的态度的影响下，马克思发展出了他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概念。我们可以从社会变迁的动力（辩证法）、动因（物质决定论）及其目标（工人阶级获得胜利，最终达到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这几方面来对它加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