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传媒报刊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苏联报刊很奇怪，就一点而论，苏联报刊上几乎没有广告，这在一个没有私人企业的国家是可以预料的。而它的编辑内容看起来更奇怪。在我们的概念中，这种报纸根本不能叫做报纸。新闻对于我们来说是新近发生的事件，而对于苏联主编来说则是对社会进程的解释。英克尔斯明确地指出，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事件，事件的变化发展是我们的报纸所要反映的东西，事件的细节可以由它的时效性（timeliness）和我们称之为符合“人情味”的东西来补充。另一方面，还是引用英克尔斯的话，“在苏联，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新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即建设苏联社会的全部成就”。

只有当事件能够与这一进程有意义地关联起来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新闻。因此，30年代中期，苏联传媒可以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将主要版面都用于讨论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37]，因为合理的生产方式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很重要的。或者从意识形态领域举一个例子，如果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一周时间内用差不多全部版面的一半来报道全国生物学家会议，而这个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为美国生物学家的“科学”工作制定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政策，并且确认美国遗传学的本质特点是环境取向而不是继承取向，这就会完全超出我们想象。而这确实是《真理报》在1948年8月的某一周所做的事情，内容是有关苏联生物学家会议的。（93：139—140）

不可否认的是，提供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只是苏联主编努力成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苏联人的头脑中，事件一定是具有很多共同点的。主编可以对稿件进行筛选，以满足他说明社会进程、教育读者的需要。他不需要在某一特定事件发生后立即将其呈现出来，因为其他事件也可以说明他要宣扬的东西。报纸上大部分的内容根本不是新闻：它是党、工厂和农场中希望提高生产率的工人及地方社区或学校在“读报时间”里的“辅助性”材料。从实际来看，苏联主编一定会觉得他在控制着事件，而美国主编则会感到自己在事件面前无能为力。为了插入一则重要报道，美国的主编会在离开印只有几分钟时将自己的版面撕毁。而苏联的主编则经常能够“提前一个月就设计好内容和版式，并且在发行前几天就把当期内容的50%编排停当”（95：140—141）。(https://www.daowen.com)

美国观察家常常惊叹于苏联报纸工作者的数量之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提供了大量材料，并且经常给予指示。二是因为宣传鼓动部重视对“业余爱好者”所撰写的大量材料的利用。的确，一份典型的苏联报纸可以从那些与报社员工毫无联系但是能够提供自我批评、解释的文章或讨论马克思理论的个人那里，获得报纸四分之一到一半篇幅的材料。

因此，按照苏联官方的观点，他们的传媒在创建“人民的传媒”方面是一个伟大的试验，这个传媒是由人民的代表所掌握和控制的，它按照“一个正确的模型”来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社会。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而且可能也是苏联领袖暗藏的观点），这种传媒是受到严密控制的传媒，它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做出一些事情抛给人民，不是让人民选择与决定，而是替他们决定，然后不给他们任何选择机会地说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