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发展

自由至上主义在16世纪积累了经验，在17世纪发展出了哲学原则，在18世纪将这些哲学原则付诸实践。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1]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是最早对西方自由至上主义的历史进行叙述和分析的著作。他指出，社会理论通常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不把它和产生它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就会令人费解。16世纪的地理上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它直接引发了经济扩张和贸易保护，通过对外国民族和风俗知识的介绍，它也瓦解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与地理大发现一样，科学发现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科学强调宇宙的合理性，认为通过仔细分析就可以理解宇宙。17世纪的人们相信，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由一系列的规律控制的，而这些规律可以简化为一个严格的数学公式。牛顿、哥白尼（Copernicus）[2]、开普勒（Kepler）[3]和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4]为建立新的机械宇宙论奠定了基础。西方意义上的进步带来了一种新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新思维方式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笛卡儿（Descartes）[5]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坚持理性至高无上，向权力和权威的整个信仰体系发起挑战。他的理论暗示了世俗宇宙观的至高无上，这与神学宇宙观是对立的，人们必须依靠自身而非神圣的上帝。

宗教改革虽然是一场宗教和政治论战，但它却很不情愿地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源头。英国清教徒将《圣经》作为他们的权威来反抗教会权威，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样做是在培养人们自己做出判断的习惯。宗教中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宗派主义（sectarianism）、自然神论（deism）和世俗主义（secularism）。宗教改革也带来了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论辩方式。由于宗教和政治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种论辩方式也就很自然地转移到纯粹的世俗领域中去了。

影响自由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西欧许多国家，处于发展中的商业阶层由于利益的需要，要求结束宗教纷争。同时，他们也要求限制王权和贵族特权。资本主义企业与中世纪有关地位和安全的观念格格不入。自由契约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而这也是经济扩张时代所需要的。教会和国家都不允许人们质疑一个正在积累财富的社会的道德正当性，因为这个社会正在忙于满足人们的需求。(https://www.daowen.com)

英国是17世纪政治哲学的主要发源地。这个世纪初威权主义理论达到鼎盛，这个世纪末自由主义取得胜利。1688年革命的结果是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权力，创立了政党制度，而最重要的是革命要求的权利得到了合法化。约翰·洛克是这一时期英国发展状况的辩护人和理论家，他的政治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西方所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以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人民主权理论，该理论认为权力的核心在于人民的意志。政府不过是人民的委托人，人民授予政府权力，也可以从政府那里收回这种权力。洛克的政治哲学为以下一些观点提供了依据：限制君权，以法律形式确定人民的权利，容许多种宗教观点与政治上的统一并存，以及从经济制度上保障私人企业的自由。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是洛克理论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在理性的外衣下将一部分个人权利让渡给国家，以换取国家对个人天赋权利的认可和保护。他否认教会体制的政治合法性，并且有力地论证了宗教宽容的必要性，当然破坏国家的因素除外。洛克革命的这一面使他成为鼓舞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源泉，他用过的很多词汇都可以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

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于肯定和传播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启蒙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外界束缚，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解决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支撑启蒙运动所有流派的基本思想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非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就可以理解世界体系，这种新的理解方式将会导致新的控制世界的方式。启蒙运动力求使这个理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物理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中得到普遍认同。”（37：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