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社会变革的目标和结果。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夺取了生产资料，当他们“结束了无产阶级的身份，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也就不存在了，国家也就消亡了……国家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第一次行动——以社会的名义夺取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89：410）。从那时起，国家必定会“自行消亡”。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国家只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从这个定义上看，国家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种对人类的看法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乐观啊！甚至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热烈拥护民主的人，也从不认为人能够完美到不需要政府就能生活！然而，马克思所构想的图景中存在着一个缺陷。在这个黄金时代，人是否会毫不犹豫地担负起分配给他的任务？马克思指出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甚至是党的专政。那么，人被教育成“仅次于天使”（just below the angels）的过程和国家消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一旦人被组织起来，成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6]所说的“改造社会的机器”，他又如何才能成为马克思所明确构想的神一样的自由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讲得非常少。他们坚信黄金时代必然会到来，但并不是特别清楚一旦掌权后如何达到这个黄金时代。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追随者们对于黄金时代的细节问题也感到很棘手。事实上，苏维埃国家远没有显示出消亡的迹象，反而大规模地增加行政机构和警察系统，这使一些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感到十分尴尬。

虽然马克思本人几乎从未谈论过大众传播问题，但苏联传媒理论的基础就来源于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内容。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概念及其对正误的严格区分是不会允许传媒行使“第四等级”的功能的，即独立地批评政府或提供一个自由讨论的论坛。而且，共产党的传媒被看做是解释共产主义理论、执行工人阶级或党的政策的工具。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论的著述也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传媒的控制权掌握在那些拥有媒体设备——印刷机、纸张和广播电视台——的人的手中。只要资产阶级控制了这些物资，工人阶级就永远不会拥有公平地接近和使用传播媒介的机会。为了真正得到这些机会，工人阶级必须掌握大众传播的方法和设备，因为传媒像其他国家机构一样也是一个阶级工具。与此类似，马克思也必定认为只有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夺取了传播所需的物质资料，不再担心受到资本家的控制时，他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克思的确非常重视这种自由，并且想要创造“真正的自由”所需的条件。最后，有人可能会猜测，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关注新闻自由一定不如关注传媒责任那样多。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在世界许多地方都被当做福音书来宣扬，但有必要指出，马克思著作中对于许多关键问题的论述要么是前后矛盾的，要么是不完整的或模糊不清的。他的这种模糊性或矛盾性主要源自于他的科学家和传道者的双重身份。因为甚至当他分析历史过程，论断这一过程是由物质决定、具有必然性的时候，他也仍然在宣扬人可以通过正确的知识控制自己的命运。正如穆勒所说，“他（马克思）自己对现代历史的影响正是观念和理想具有力量的最佳证明”（105：312）。在谈到真理时，马克思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多次论证所有思想都有阶级偏向，但是他又坚持自己的历史理论具有无懈可击的真理性。他的追随者热情而又充满信心地谈到的许多理论问题，马克思实际上都没有谈到过——例如大众传媒的使用问题。但是，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来看，马克思忽略的问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他没有给革命提供一套政治理论，甚至没有以任何特别的形式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留给了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筑师。

当本文开始校对的时候，苏联传来了赫鲁晓夫（Krushchev）在最高苏维埃上公开指责斯大林的消息。这是一个极为显著的发展，它立刻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预示着苏联的目标和体系结构将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尤其有必要问的是，这一政策是否会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所有重要成果。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下面的部分谈到。当然，我们也会静候事态的发展。但是，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苏联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苏联外交关系的方式态度会改变，但苏联外交关系的目的不会改变。“一个领袖”的概念在苏联可能会暂时消失。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似乎正在分配着政府职务和决策权力，而基层党员参与政府事务和批评政府的自由程度可能也会适当放宽。政府将会鼓励人们增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监视至少会暂时减少。这些还只是信号和趋势，至于苏联部分领导人的这种新姿态是一种假装还是真正的新貌，还需要几年时间来观察。同时我们也必须假定，苏联的基本目标和它控制传媒的基础，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长期影响，将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对于这一假定，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1956年7月7日《真理报》（Pravda）[7]上刊载的一则声明：“共产党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精神和思想的唯一领导者，是人民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整个过程中的代言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表明我们仍将会与马克思一列宁—斯大林模式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