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世界
在179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欧洲没有人能说得清拿破仑下一步的棋会怎么走。奥地利暂时摆脱了困境，但是直到1805年才迎来真正的转机。拿破仑有可能入侵英国，不过，维莱斯汀利斯和他的朋友希望有另一种可能，法国军队既然能够占领爱奥尼亚群岛，那么从逻辑上推断，也能够占领奥斯曼帝国，这样想的不止他们几个人。况且也有证据证明，拿破仑1797年在意大利停留的时候，也开玩笑地提出过这个想法。最后，法国革命的军队的确是往东开进，进攻奥斯曼帝国，但不是进攻其在欧洲的行省。1798年7月1日，法国远征军登陆亚历山大里亚港，开启了拿破仑对埃及为期3年的占领。
几百年来，埃及一直属于奥斯曼帝国。不过，拿破仑入侵的时候，埃及马木鲁克的统治者基本上是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但是，欧洲入侵的震惊消息还是一路报回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到了8月，霍雷肖·纳尔逊统领下的英国皇家海军在阿布吉尔湾的战斗中（尼罗河战役）击溃法国舰队，切断了拿破仑占领军的补给线。在这样的情势下，在奥斯曼帝国首都进行的外交斡旋，竟然建立了最不可能形成的联盟：有着百年宿怨的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走到了一起，两个帝国现在都加入了英国的联盟。
此后15年的动荡局势给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带来了影响。我们以爱奥尼亚群岛的命运为例。爱奥尼亚群岛的7个岛被纳入法国版图仅一年后，就被俄国和奥斯曼海军联军在1798年岁尾夺走了。时针走到1800年，新的统治者在岛屿统治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就在俄国的名义保护下，建立了塞普丁修拉共和国，也就是七岛共和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让说希腊语的人管理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且有着“共和国”这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只是，这个试验并不太成功。共和国延续期间，英国军队曾经在1801年短期驻扎，维持科孚港的社会秩序。到了1802年，俄国人又回来了，掌握着对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当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俄国人的控制是通过一位全权代表实现的，这位代表是爱奥尼亚群岛的一个贵族成员，属于那个时候已经将实力和影响远远延伸到俄国领土的东正教联邦。1807年，亚历山大沙皇与拿破仑握手言和，俄国将爱奥尼亚群岛奉还法国，当然，严格地说，这个群岛不是俄国的，俄国是无权奉还法国的。其后的两年里，爱奥尼亚群岛被并入已经更名的法兰西帝国。但是，到了1809年秋天，除了科孚港，所有的地盘都被英国皇家海军夺走了。最后，根据1814年签署的《巴黎条约》，科孚港也被英国拿走了。此后50年，爱奥尼亚群岛都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你糊涂了吗？那么那个时候说希腊语的人一定更糊涂。爱奥尼亚群岛和奥斯曼帝国没有报纸，消息传播得慢，也常常不可信。这些权力更迭没有一次是决定性的，而且每一次很快就会被下一次更迭取代。在这样的权力博弈中，多数大国至少进行过一次甲方、乙方的身份转换。如果你生活在爱奥尼亚群岛的任何一个岛上，并亲身经历了这些动荡不安和起起伏伏，或者很久以后听说了这一切，那么你一定会认为，所有看起来确定无疑的政治事件都随风飘逝了。
在位于多瑙河北部、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公国里，情况甚至更糟糕。这个地区是几个边疆地带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公国里说希腊语的精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相比，这个边疆地带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几乎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这个冲突是1806—1812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公国境内并由公国权力引发的，其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城市围困以及坚固城池的溃败事件。在长达6年的战争时间里，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成为俄国的附属国，传统的君王统治体制被废除。尽管如此，两个公国原有的行政机构大部分都像以前那样，继续在同一帮说希腊语的东正教精英手里运行。直到1812年沙皇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之间的关系恶化，这场残酷血腥的、始终没有定论的战争才停了下来。随着拿破仑对俄国采取决定命运的入侵行动迫近，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12年5月28日签署了《布加勒斯特条约》，从而建立了和平。俄国将摩尔多瓦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除此以外，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恢复了18世纪时的友好关系。说希腊语的君王再度回到满目疮痍的公国，与以前一样，依然采用苏丹的管理体制。
拿破仑在1812年发起的对俄国的战争，标志着法兰西帝国覆亡的开始。法兰西帝国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投射出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孕育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某种理想主义。到了1814年夏天，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当然除了拿破仑戏剧性地从囚禁他的厄尔巴岛逃脱，并最终在1815年6月18日以滑铁卢战役结束了“百日王朝”。此前一年，获胜一方各自的代表聚首维也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在欧洲重建高度保守的政权工作。维也纳会议以后，所有革命性话语和改革措施都被从欧洲大陆中清除了。欧洲协调机制在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有了新的口号，那就是“恢复”。但是，曾经激发1789年革命的那种精神，以及对拿破仑·波拿巴所向无敌的完美战术的怀恋，在欧洲的很多地方依然清晰可见。1815年以后的“恢复”岁月充满了诡计和秘密团体，充满了阴谋和流产的革命。这就是孕育1821年希腊革命的那粒种子的气候。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来自外部的、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及其边疆地带说希腊语的人身上的变革与动荡，只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在几个不同地区生活的东正教徒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西方的历史一度认为，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处于衰退的末期，其实力在一次又一次与日益强大起来的俄国的交战中，被严重地削弱。从奥斯曼帝国内部看，高度中央集权的苏丹政权，在区域性、本土化等不同层级势力兴起的情势下，受到极大的侵蚀。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帝国当然很快就会崩溃，这也是官方的说法。的确，在18—19世纪，很多观察家都相信现实会这样发展，其中包括拿破仑——如果他不那样认为，就不会入侵埃及了。就这样，“东方问题”应运而生，并在19世纪主导了欧洲对欧洲东南边界的外交和战略态度，也是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背景的一部分。但是，“东方问题”除了是一个概念外，还有其他的内涵吗？
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的迅速灭亡提前了100多年，因为拿破仑在埃及失败了。此后在经历了1914—1918年的一战和安纳托利亚世俗国家主义运动的兴起后，奥斯曼帝国才走向覆亡，这时已是1923年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就已身处复杂的内部变革中了。但是，就像今天发生的变革一样，那并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衰退。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以及19世纪的前20年，奥斯曼帝国的确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内部威胁，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除了希腊独立这一问题外，它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他威胁。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希腊的成就显得更加了不起。
这些威胁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正如传统希腊词语所描绘的，在很多地区的最底层，越来越多的武装土匪“啸聚山林”。社会权力逐步集中于拥有土地和相对富裕阶层的人手中，尽管权力规模持续扩大，但是依然发生在相对基层的水平。根据法律框架，所有的资产都只属于苏丹。不过，在18世纪，包税制在帝国的行省中已经变得很普遍。帝国的官员会将征税和交税的职责分包给当地的贵族，这些贵族就像英国传统的主教。如此一来，这些“主教”就不遗余力地雁过拔毛，征收的税多，上缴的税少，从而通过吃差额过着优渥富足的生活。
在一些地区，比如穆斯林人口稀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拥有这一特权的富裕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东正教徒。在警察等中央权力缺失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当地的秩序，基督教主教就像穆斯林统治者一样，依赖招募的地方力量。在19世纪初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土匪成灾，以致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在1806年联手将土匪彻底剿灭。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很多土匪被消灭，还有一些逃窜至爱奥尼亚群岛。直到希腊革命爆发以前，这些土匪都没有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过，由于这些土匪加入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占领爱奥尼亚群岛的外国军队，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斗力更强了。
当地的土地拥有者和包税人充分利用当时中央权力的弱化，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只是当那些基督教“主教”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时，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阿里帕夏就代表非常知名的案例。他也被称为阿里·特皮德兰利，因为他的家乡是阿尔巴尼亚的特皮兰奈，有“约阿尼纳之狮”的绰号。阿里帕夏出生于一个说阿尔巴尼亚语的家庭，当时，他们全家刚皈依伊斯兰教不久。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阿里帕夏都将狡黠的外交手段和冷酷的镇压结合起来，成为一块狭长地带上的卓有成效的统治者。这片领土包括今阿尔巴尼亚南半部和希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名义上，他的很多权力都是苏丹授予的，但是，“约阿尼纳帕夏”这个官衔与他以前获得的其他官衔一样，是事后补授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简直是在抢夺地盘，苏丹尽管极不情愿，但也只能默许。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阿里帕夏已经牢牢地掌握自己王国的权力，开始发动战争，甚至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本不向苏丹汇报。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军阀。在多瑙河南边的维丁，奥斯曼·帕斯凡诺格鲁成为公开反抗苏丹政权的第一位军阀。他在1795年发动暴乱。一份材料显示，苏丹派遣的20万官兵用了3年时间，才勉强将暴乱镇压下去。不过苏丹接着就赦免了帕斯凡诺格鲁。1807年，这位军阀死在了自己的床上。2过了20年，70多岁的阿里帕夏提出要完全独立。这一次暴乱的结果与上一次不同。1822年，阿里帕夏的头颅被割下来，放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外面示众，头颅上还留着他著名的长长的白胡子。这个事件发生在希腊革命爆发的一年后，奥斯曼帝国在这个事件中再次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中央权力。
奥斯曼·帕斯凡诺格鲁、阿里帕夏等军阀造成的内部威胁，与宗教信仰无关，也与我今天说的种族忠诚无关。这两位军阀都是穆斯林，都是向临近的基督教徒开战，但是他们还在自己的幕府里欣赏和重用东正教精英中的成员。世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里格斯救了帕斯凡诺格鲁的命，帕斯凡诺格鲁曾经在里格斯被处死的前夜走上贝尔格莱德街头游行，希望将里格斯救出来，从而报答里格斯的救命之恩。这个故事也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里格斯的“战歌”将帕斯凡诺格鲁凸显出来，将之视为英勇的自由战士，使其成为希腊人学习仿效的楷模。
在爱奥尼亚群岛，阿里帕夏踌躇满志，把自己的宫廷打造成“启蒙君王”的宫廷，从整个东正教联邦中吸引饱学专家和艺术人才。老师、教育家阿萨纳西奥斯·普萨利达斯以及诗人、翻译家扬尼斯·维勒拉斯都受雇于他的宫廷。年轻的扬尼斯·科莱特斯是一名私人医生，他受委托照顾阿里帕夏的一个儿子，后来在希腊独立后的20年里成长为最有成就的政治领导人之一。阿里帕夏宫廷重视知识和规范，所有官方往来函件都是用希腊语记录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阿里帕夏与其说是个启蒙者，更不如说是个专制者。与所有从主教转变而来的军阀一样（不论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阿里帕夏除了扩大和强化自我权势，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当阿里帕夏最后以孤注一掷的行为反抗他的主人苏丹时，他就像早前的帕斯凡诺格鲁一样，除了代表他自己的个人野心外，什么都不能代表。这至少是他们两人失败的部分原因。
苏丹政权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来自帝国内部的军事制度。几百年来，禁卫军一直都是一支精英突击部队，担负着保卫苏丹的重任，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战争中，一直都是急先锋。那个时候，禁卫军士兵是从基督教徒中招募的。年幼的男孩子被迫离开家庭，皈依伊斯兰教，在军营里长大成人，过着简朴苦行的生活。禁卫军士兵不能结婚，所以除了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不知道该忠于谁。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到18世纪末，禁卫军士兵已经成为自私自利的落伍于时代的人，成为毫无节制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征兵的特权阶层人员。维持这支部队的成本不断提高，相应的军事效率却在下降。曾有几年，苏丹塞利姆三世想对禁卫军进行改革，但是在帝国中，军队被军人完全掌控，所以对于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禁卫军强烈抵制。实际上，禁卫军的权力已经非常强大，为所欲为，甚至成为在首都爆发的一次叛乱背后的支持力量，从而导致1808年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两位在位的苏丹被谋杀，他们分别是推动改革的塞利姆三世和他的继任者穆斯塔法四世。正是在这种国将不国、大厦将倾之时，苏丹马哈穆德二世上任，并挽狂澜于未倒，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塞利姆统治时期，禁卫军对于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以为然，认为权力唾手可得。在帝国一个偏远的角落，禁卫军的放肆、傲慢引发了一场地方冲突，这成为后来所发生事件的先声。1804年，塞尔维亚发生农民起义，这个事件常常被视为第一个“全国性”叛乱，导致后来的现代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建立。但是，这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读罢了。事实上，贝尔格莱德省发生了极其凶残、惨烈的杀戮，这是由禁卫军发动的，旨在强化他们自己的权力，从而替代苏丹派往贝尔格莱德省的执政代表。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东正教徒不自觉地加入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力量中，抗击苏丹内部的敌人。1804年的叛乱终于被平定，用时长达9年，而且由于俄国人的介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1815年发生了第二次叛乱，首次成功地争取到由一位东正教徒军阀主管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这位军阀是米洛斯·奥布莱诺维克。苏丹马哈穆德全神贯注于应对政权面临的更大的威胁，也满足于接受这种安排，以为此举可换取新军阀的忠心。与在遥远南方的伊斯兰教徒阿里帕夏相比，米洛斯·奥布莱诺维克根本不是什么威胁。不过，这毕竟破了先例。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旷日持久的斗争逐渐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历史上掀起了后来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国家自决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就这样，这个反帝国的、要求权力下放的力量（禁卫军），引发并推动了一系列事件，即便禁卫军不存在了，这样的事件也层出不穷。苏丹马哈穆德在1826年完全取消了禁卫军，那时的希腊革命风头正炽，消灭禁卫军是这个无情帝国取得的最为显赫的成就之一。
在19世纪的前20年，尽管欧洲有时疯传着一些可怕的预言，但是奥斯曼帝国经历的内部沉浮与改革的步子还是很缓慢的。这些起伏和变革将走向哪里？谁也说不清。在所有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在精英阶层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会在应对共同的生存威胁方面携起手来。忠诚是变动不居的，会随着不可预知的权力从一个中心或机构向另一个中心或机构转变。从某种角度看，它只不过是1789—1815年观察欧洲其他地方的一面镜子。
在所有这些动荡和混乱之中，国家自决、公民权利以及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开始传播。在接受希腊语教育的东正教徒构成精英的边疆地带，这些思想传播得最为迅猛。尽管在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有这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