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和灾难
1893年7月25日，科林斯运河正式开通，乔治一世亲临现场。来到现场的还有安德烈亚斯·辛格洛斯，当承建这个工程的法国公司破产以后，他送来了及时雨，拯救了这个项目。希腊海军的汽船鸣放礼炮。与1833年希腊第一个国王奥托上岸那天的仪式相比，这个竣工仪式不免显得有点儿寒酸。此后不久，这个场面就被在慕尼黑接受艺术培养的希腊画家康斯坦提诺斯·沃拉纳基斯画在了油画里。爱琴海到爱奥尼亚海、比雷埃夫斯到帕特雷，第一次实现了通航，缩短了100英里的路程，人们再也不必拐个大弯绕行马塔潘角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那片汹涌澎湃的海域。科林斯运河的建设历时将近10年，是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启动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最宏大壮观的一个。
7月的一天，主政希腊公共生活达10年之久的总理，却不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为国王在2个月前解除了他的职务，解散了他领导的政府，试图将王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19世纪80年代的10年是疯狂借贷和花费的10年。希腊的债务从独立革命时代就开始了，1878年的债务重构使得希腊第一次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特里库皮斯就任总理职务之初，面临着投资基础设施或军队建设的抉择，结果他两项都选了。他通过借钱使这两个建设同时进行。一位当代评论家指出，经过这10年的大规模建设，希腊实际上已经破产了。15
解除造成经济跌宕起伏的设计师的职务，是一个错误决定，国王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外国投资者对刚刚组建的新政府信任不足。那年夏天，紧急关头到来了。科林斯运河入口的礼炮的烟雾还没有散尽，希腊主打的出口产品——无核小葡萄干的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到了11月，特里库皮斯再度担任总理，承担这个恶果。1893年12月22日，他在议会中的发言内容也许是虚构的——“很不幸，我们破产了”，但这件事是真实的。希腊再一次成为国际弃儿，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再一次转移到外国债权者的手中。
希腊倒下了，但是并未出局。就在法国和英国的银行家精明地算计能从一个陷入瘫痪的国家经济中获得哪些回报时，另一位法国人正在酝酿一个几近完成的想法。这位法国人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爵士，他是一位教育改革者，深信体育运动在道德和身体方面的作用。他的想法在希腊宣布破产前一年就提出来了，那就是重新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际体育竞赛的盛事。1894年，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组建。多亏迪米特利奥斯·维凯拉斯充满激情的慷慨陈词，雅典被选为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城市。维凯拉斯是一位希腊商人和作家，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在伦敦和巴黎度过。
特里库皮斯的健康每况愈下，很快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总理办公室。他对举办奥运会提出反对意见，他坚持希腊不投入一分钱。但是，顾拜旦与希腊皇室以及其他名门望族有着良好的关系。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顺利举行，开幕式时间为希腊革命的官方纪念日——1896年3月25日，按照西历是4月6日。那天也是周一，是复活节，象征完美。
现代奥运会的举办非常成功。4天后，从马拉松湾到雅典市中心重建的泛雅典体育场的25英里长跑带来了奥运会的高潮。这是第一个马拉松，是为了重现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战争的辉煌时刻而设计的。（古代没有这样的比赛。）8万多名观众潮水般地涌进体育场，观看曾经是希腊士兵的斯皮里东·路易斯冲过最后的终点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马拉松冠军。路易斯快到终点的时候，两位皇室王子康斯坦丁和乔治从他们爸爸的身边跑过去，与路易斯一起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是比国王大不了几岁的王国的胜利时刻。第二天，远在法国地中海度假胜地戛纳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去世了。
从某些方面看，雅典奥运会的胜利要归功于希腊王国的最初几年的建设。雅典新旧结合的城市面貌依然在塑造之中，重建的体育场是最新的建筑，城市建设的规划是由19世纪30年代德国建筑师做出的。外国游客看到新东西在古老基础上的无缝叠加后，无不感到震撼。奥运会的复兴和希腊的复兴可以看作两位一体，完全是一个东西。希腊革命以及巴伐利亚人带来的亲希腊的王国蓝图所启动的进程的顶点就是复兴。
但是在19世纪末，现实还得继续，复兴还没有实现。希腊人对他们古代遗产的强烈自豪感一点儿都没有减少，但是他们不再把自己的国家看作实施复兴行动的国家，也不再像顾拜旦和第一届国际奥委会真正相信的那样，认为他们设计的这个现代盛会将重现希腊古代体育运动的竞赛。赞贝利奥斯和帕帕里戈普洛斯已经填补了将现代和古典分开的时代空白。拜占庭被重新发现。现在，对希腊民族国家来说，一厢情愿地实施复兴行动是不够的，更不用说从来没有很好地、欢欣鼓舞地实施过。不管奥运会的复兴对世界体育意味着什么，对希腊来说，它意味着对一个复兴的复兴，是对60年前就臻于成熟的思想的具体化。
即便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希腊王国以外的地方，比如，它的北方和南方，跨区域之间的暴力依然难以控制。在马其顿，拿着武器的说希腊语、说保加利亚语的基督徒之间发生了冲突，以暴力恐吓群众，让群众在他们之间站队。在克里特，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和说希腊语的穆斯林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在这两个地区，相互间的谋杀每天都在发生。乡村地区已经变得难以治理。在希腊，影响公众情绪的不是对受害者的人道主义关心，而是对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目标被对手抢夺的担忧。当欧洲强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特问题上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时，那个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成为希腊一部分的“大岛”好像就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希腊的视线，最终从希腊的手里滑落了。如果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占了上风，那么希腊人可能就永远地丧失了那里的土地和民众。
面对这些危险，为了未雨绸缪，一群年轻的军官在1894年年底模仿曾经的友谊社，创建了另一个秘密社团。这个社团是民族协会，从兵营和隐蔽处应时而生，成立不久就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压力集团。它的会长是与军方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雅典大学的校长、著作等身的拜占庭历史学家、王储的导师，（极有可能的）未来总理。1896年10月，民族协会公开化了，通过新闻媒体募集资金，支持非正规的军事行动，甚至对国王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其他社团显得更隐蔽，也显得更加安静，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奥运会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伟大理想”看起来真的要实现了。19世纪的最后一个机会已经到来了。
这个时候，迪里吉安尼斯再度执政，但是在1897年的最初几个月酝酿出来的公众情绪，即便这位老练的平民主义者也掌控不了了。由于奥运会马拉松项目的胜利历历在目，所以人们要取得胜利的欲望非常强烈。克里特倒是相对平静，不过其在前年的春天和夏天刚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岛的暴力事件。欧洲强国再一次出手，与奥斯曼帝国一起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方案实施得并不是特别好。到了1897年2月，希腊采取了行动，这是革命以来任何一届政府也没有公开进行过的。
在国王的次子乔治王子的率领下，一个小型舰队全副武装地从比雷埃夫斯驶往克里特当时的首府哈尼亚，用了不到24个小时就上岸了。3天后，希腊远征军登陆。乔治国王的侍从武官迪莫利翁·瓦索斯上校宣布，以乔治一世的名义对克里特进行军事占领。在苏丹的同意下，克里特的控制权转给了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不过，希腊这次遇到的小挫折并没有浇灭民族协会的热情，因为革命热情已经影响了王室、新闻媒体、军队以及一开始谨小慎微的政府。雅典到处是激奋的群众示威游行。所有阶层的人都来到大街上，要求宣战。这幅景象就像1914年很多西欧城市所发生情况的预演。1897年3月，45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部署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边界的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统率这支军事力量的人是王储康斯坦丁，他曾在半年多前陪伴着马拉松冠军一起向终点冲刺。希腊非正规武装对奥斯曼领土的袭击促使苏丹在4月17日向希腊宣战。
1897年的战争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希腊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能力上，都远逊于最近接受过德国训练并配备帝国武器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这位未来国王以及他的随行官员所展示的领导能力受到特别尖锐的批评。希腊军队大溃败。得胜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捣希腊领土的腹地。希腊的拉里萨和蒂尔纳沃斯及其在沃洛斯的前沿作战基地都落入奥斯曼人之手。色萨利遭到蹂躏，10万多名难民流离失所。1881年之前的边界以内的第一个城池拉米亚，也被希腊军队弃守了，因为希腊军队一直往南撤退，希望在古战场温泉关附近进行最后的抵抗。
欧洲强国的又一次干预挽救了康斯坦丁和他率领的部队，使他们避免经历最后的生死考验。欧洲强国的磋商一直持续到年底，其间，苏丹被要求放弃他的军队取得的所有成果，从而换取一笔巨额赔偿以及边界的些微调整。在莫纳斯提尔（今北马其顿共和国比托拉）的奥斯曼军事学校受训的一位17岁的学员，对欧洲强国的横加干涉有着强烈的挫败感。据说，他从此痛苦地认识到：“如果奥斯曼帝国赢得胜利，欧洲列强就出来干涉；但如果失败了，它们就不管了。”这位军校学员的名字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阿塔土克，他是“现代土耳其国家之父”。16这次短暂的战斗结果所决定的，不只有希腊的命运。
在1897年的崩溃中，还有一个认识需要明确。保证希腊独立的协议签署了快70年了，现在依然奏效。希腊这个国家的存在，从来都不只是希腊人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他们自己能保卫的。现在，随着19世纪末的到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论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是在决定欧洲大陆未来的几个强国那里，希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保证。不管20世纪的“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希腊肯定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爱国的新一代奥斯曼官员来说，这个现实不管有多么让他们愤慨，他们都不可能通过武力来改变希腊革命以及随后几十年取得的成就。
即便如此，鉴于以前发生的和以后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希腊这次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希腊财政破产，对苏丹的赔款只能由欧洲强国来支付。为了归还这笔资金和其他的巨额债务，欧洲强国在第二年成立了国际金融委员会，这是从希腊政府的控制下夺取国家经济的有效一步。希腊独立以后，这种事已经发生3次了，而这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对希腊来说，1897年的这次失败紧随1893年的破产，是对19世纪国家颜面的一次最大羞辱。对年轻的国王来说，在所有的教训中，最痛彻心扉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现实：虽然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它既没有军事实力，又没有经济实力。
1897年的灾难是对特里库皮斯政策的死后辩护。17就其本身来说，这么大规模的灾难即便证明了某种事情的正确，这种正确也是很怪异的。希腊国家唯一的进展是克里特在第二年成为一个自治的公国，受到欧洲强国的保护，由乔治王子担任首脑。在随后的岁月里，特里库皮斯启动实施的很多项目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在1912年和1913年带来的回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随后15年里的更大的胜利以及更坏的灾难证明，1897年所揭示的那个痛苦的现实，就像物理学定律那样是不可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