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思想
第一位公开自己思想的人是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也就是命中注定要在1797年被逮捕的那位阴谋家。对于维莱斯汀利斯本人，我们所知甚少。他出生于1757年或1758年，家境殷实，家乡是色萨利的维利斯提诺村，距离今沃洛斯不远。他的父母为他创造了接受教育的条件，使他拥有了进入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精英阶层的通行证。他受洗的名字是基里西斯之子安东尼奥斯。成年以后，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选择“里加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希腊语里常见的名字，而是一个很寻常的词，意思是“国王”，而且大多用在寓言故事以及扑克牌游戏里，从来不指称真正的国王。在维莱斯汀利斯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里，没有一个人有专属于自己的姓氏。所以，与很多人一样，他以自己的出生地作为姓。令人糊涂的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维莱斯汀利斯，意思是“来自维利斯提诺的人”；一个是“费莱奥斯”，意思是来自费莱伊的人，费莱伊是当地的一个古代地名。根据留存下来的肖像，维莱斯汀利斯脸色红润，长着卷曲的黑头发和同样卷曲的胡子，脖子粗短，大腹便便，乌黑的眼睛里泛着淡淡的哀愁。
据我们所知，维莱斯汀利斯的事业奋斗之路与东正教联邦中多数人的路子是相似的，从农村到首都，从首都到多瑙河地区公国都城之一的所在地布加勒斯特，最后加入说希腊语的宫廷。在布加勒斯特期间，维莱斯汀利斯可能去了几次维也纳。他的多数作品坚守着“希腊启蒙”的精神和实践，主要包括翻译作品和改编作品。
没有什么选择比维莱斯汀利斯最后的选择更加激进，他在1793年翻译了《法国革命宪法》。那个时候，对那些被维莱斯汀利斯作品感动的同时代人来说，令他们震惊、兴奋以及感到新奇的是，维莱斯汀利斯竟然把西方的思想引进到奥斯曼帝国说希腊语的人群中。另一方面，对后来研究思想的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来说，维莱斯汀利斯翻译西方作品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翻译成什么，而在于他为原著增加了什么。
我们从书的名字就可看到译者增加内容的印记。原著的书名是一个非常醒目的词——《宪法》，在希腊语里变成了《欧洲土耳其、小亚细亚以及地中海诸岛和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居民的新文官政府》（以下简称《新文官政府》）。3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不是建设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家乡，而是建设一个涵盖奥斯曼帝国所有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全部的“希腊共和国”（包括今希腊、土耳其以及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维莱斯汀利斯最令人惊讶的成就是，他将巴黎“恐怖”时期经过血与火锻造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彻底改造，并引入奥斯曼帝国多文化、多信仰的现实之中。
维莱斯汀利斯的愿景是包罗一切的，而不仅仅体现在领土上，这不免令人称奇。《宪法》的第7条提出了宪法原则：
享有主权的人民包括这个帝国的所有居民，不以宗教区分，也不以语言区分，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
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享有主权的人”被命名为“希腊人”以及“希腊人的后裔”（古代希腊人的后裔）。4很明显，这些人口不是按照统一的基因遗传来定义的，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的语言群体以及宗教社区都自愿认可的共和国原则。
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常常被描述为乌托邦，从某些方面来说，的确是乌托邦，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并不必然是乌托邦。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一种尝试，试图进一步强化利用某些以东正教联邦形式真实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希腊语作为教育通用语言的地位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彻底建立起来了。尽管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完全是世俗的（他甚至将法国原著中的“至高存在”参考资料都去掉了）5，但为其整个理论大业默默提供支持的是东正教的等级制度以及接受希腊教育的法纳尔群体。正是由于它们的现存的作用以及影响，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才得到传播。
《宪法》的第4条是更加包容的。在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如果他的服务对国家有用，那么他就可以成为希腊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莱斯汀利斯首次在希腊语里使用了“民族”这个词。居住地、宗教或语言，也可以作为成为希腊人的证据：“如果一个人说现代或古代希腊语，帮助过希腊，那么即便他生活在安特波地斯，也可以被看作希腊人，或公民（因为希腊酵母粉已经传播到南北半球）。”宗教包容是根本的。平等也是这样的。所以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比法国原著走得更远，把平等的权利从男人延伸到女人。他甚至想让女人到军队服役，“她们在不会用步枪的时候，可以拿一根长矛”。6
这一切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某些方面来看，维莱斯汀利斯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直到2016年，英国和美国军队中的所有作战职位才对女人开放）。20世纪末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往往被人们怀旧地归功于奥斯曼帝国。维莱斯汀利斯在他的《新文官政府》中就使用多元文化主义来设计一条现代化道路，一旦这一想法实现，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就可能早于伦敦、巴黎和纽约变成多元的、民主的、法制的城市。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是“希腊的”，英国诗人雪莱在其后不久就说，整个欧洲也是“希腊的”，因为两者都是古代希腊文化遗产的继承者。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党人曾在一段时期内，努力以古典雅典和罗马为示范样板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和体制，大西洋另一边的各种各样的欧洲移民也在寻找作为美国人的共同身份，如此说来，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发生的类似事情，并不必然就是不切实际的。
1793年的法国宪法是法国大革命后不久、在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还不到两年，它就被另一个不激进的宪法替代。即便在法国，那些维莱斯汀利斯试图将条款规定植入差异很大的奥斯曼帝国的想法，也早就证明行不通。维莱斯汀利斯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在他的书中，有些后来的条款是他自己起草的。这种完全来自国外的思想在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神权的社会到底有着多大的机会？新的机制应该怎样引进到已经存在的机制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维莱斯汀利斯的宏伟蓝图确实有一些乌托邦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提到一点儿实际的计划，比如可能会出现的新的状态等。即便他提到了一点儿实际的计划，计划看起来不是诡辩骗人，就是夸夸其谈。在他增加的关于军事起义组织的一段中，他只是告诉我们，每十人要有一个十人长，每百人要有一个百人长，以此类推。士兵的衣服要用共和国的3种颜色，其中衬衣是黑色的，外衣是白色的，靴子是红色的。真是红色的靴子吗？这样选择颜色，不算是维莱斯汀利斯的错，因为这也是为了凸显共和国三色旗帜的特色。纳粹的标记“卐”也采用了这3种颜色。维莱斯汀利斯写道：“每个士兵都要戴头盔，每个公民都要戴帽子，上面都要装饰着共和国的符号。”这个符号是赫拉克勒斯的手杖，手杖上装饰着3个小十字架。7
很明显，维莱斯汀利斯在法国原著以外增加了很多东西，其目的是劝说，而在1793年的巴黎，这是不需要的，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而且死刑采用的执行方式是上断头台。维莱斯汀利斯为译文增写了辞藻华丽的前言，详述了奥斯曼帝国发生的种种暴虐和罪恶。更加感人和更加振奋人心的是《新文官政府》最后的“战歌”，这完全是原创的，其目的是发出激昂的号角，呼吁人们进行革命。而这种鼓动人心的语言，是法语官方文本所没有的，也是其不需要的。8维莱斯汀利斯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完全新创的东西，那就是欧洲东南部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当代地图被印在了十二张大纸上，上面标注着古代的地名以及历史事件的图像。维莱斯汀利斯这样做，是为了让在前一个世纪就逐渐兴起的新历史地理灵动起来，并为政治大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这些形象化的做法的效果一点儿不亚于鼓舞人心的“战歌”，具有特别强的说服力，影响的大众比那些仅阅读和理解正文的人可能还要多。
维莱斯汀利斯为想象中的“希腊共和国”写的宪法将继续是一纸空文，他的革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是胎死腹中的婴儿。但是，他借鉴法国革命而提出的希腊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从1798年夏天维莱斯汀利斯被执行死刑的那刻起，这一思想就再度被人强调，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阐述。
1798年，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已经年近五旬，住在巴黎。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事业还没有开始。科拉伊斯知道维莱斯汀利斯及其同伙被逮捕和被引渡，但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他对维莱斯汀利斯命运多舛的《新文官政府》的了解也不会很多。但是，他所知道的就足以让他致敬“那些为了自由而献身的英雄”。9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科拉伊斯放着一本希腊语小册子，其是东正教最高权力机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会牧首管区新设立的印刷所出版发行的。这本小册子提醒那些心怀虔诚的信徒，是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从而统治他们，为信仰东正教的教徒带来最终的好处，确保“上帝选民的得救”。这些说辞无甚新意，一直是15世纪以来教会的官方立场。有新意的是下面的话：心怀虔诚的教徒要警惕魔鬼最近编造的阴谋诡计，那就是在现世和来世诅咒信徒。这句话指的是“广为宣传的政治自由”。10这个小册子的名字是《慈父指南》，它不是东正教对来自法国的新的、危险的、世俗思想的第一次反应，却是最强烈的反应。从时间上看，它可能是对维莱斯汀利斯失败这一消息的反应。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曾经是身穿绫罗绸缎的商人，是训练有素的医生，是自我教育的古典学者，是在他寄居的城市里密切关注法国大革命每一步进程的看客。这时，他拿起自己的笔，开始反击教会。他选择的是匿名撰文，为了嘲弄他痛击的小册子，他给自己的批驳文章起名为《博爱指南》。作为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的第三个要素的“博爱”，已经来到了说希腊语的世界。科拉伊斯的信仰坚定虔诚，他熟读经典教义，博学多才。但是，他还积极宣传从荷兰新教徒那里学来的教义。对于顺从上帝，科拉伊斯给予了怒斥：
顺从上帝不是指别的，而是指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指人民全体一致的、共同的意见，所以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
因此，他得出结论——不应该顺从奥斯曼统治者，“那些被暴君统治的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采用一切方式，摆脱暴君施加的枷锁，重新享有自治政府的宝贵礼物”。11
由此，科拉伊斯开启了长达35年的奋斗历程，他是希腊独立大业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设计师，也常常因此被颂扬为“希腊国家之父”。
如此说来，科拉伊斯似乎很自然地成为维莱斯汀利斯思想衣钵的传承人，继续推动维莱斯汀利斯已经开创的事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科拉伊斯生于1748年，比维莱斯汀利斯年长10岁。这两人无论是知识修养，还是背景、外貌以及性格，都截然不同。科拉伊斯出生在城市，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士麦那长大，而维莱斯汀利斯出生在地方的行省。维莱斯汀利斯是在帝国之内接受的教育，而科拉伊斯是在欧洲接受的教育。从肖像上看，维莱斯汀利斯一定非常享受生活，科拉伊斯则显得律己甚严，上衣领子高高竖起，完全是西方打扮。他看起来胸膛凹陷，两肩瘦削（他可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他的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表情凝重，仿佛对古典罗马肖像有意见似的。维莱斯汀利斯可能梦想过亲自将自己的思想变为现实，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面。科拉伊斯的一生则献给了书籍，不是读书，就是写书。当然，他还做了些其他事情，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经营父亲的产业，在蒙彼利埃当医生等。不过，据他自己所言，他做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12对科拉伊斯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积极地参加政治事务。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他就在巴黎定居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巴黎。的确，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再次踏入今希腊的任何一块土地，他一生都是一个思想者。
维莱斯汀利斯超越时代，积极为想象中的共和国制定法律；科拉伊斯却从来没有为独立后的希腊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在很久以后，受1821年希腊革命的驱使，他才拿起笔提了几点建议。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是法国东方远征军曾驻扎埃及，此后不久，科拉伊斯就认为，法国军队可以成为解放希腊的力量。如果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府能够统治他的同胞，正如1797年和1798年爱奥尼亚群岛上所短暂发生的那样，那么他会非常满意，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了。但是，即便在科拉伊斯政治思考的最早期，他的思想也有了一些新的特征，从而有了完全不同的转向。
维莱斯汀利斯的宪法翻译借用了法语中的词汇“nation”（民族），但实际上在文中主要指的是“state”（国家），科拉伊斯使用的是一个希腊语的词汇“ethnos”（民族），以此翻译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共同体”（ethnic group）13，这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也更加模糊的概念。维莱斯汀利斯允许巴尔干半岛所有不同宗教信仰、所有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申请获得一个新的“希腊人”的身份，而根据科拉伊斯的逻辑和立场，他理解的“国家”不包括那些不是希腊民族的人。
科拉伊斯与爱德华·吉本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其他研究古代史的史学家一样，认为古代的希腊世界很早就灭亡了。他说，希腊人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臣民了，臣服于说希腊语的皇帝从君士坦丁堡施加的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科拉伊斯在1801年撰写了另一篇论辩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匿名出版的，痛悼拜占庭遗产对当时希腊人的影响：
很多次，（拜占庭）军队没有将真正的罗马人扶上王位，被扶上王位的是色雷斯人、保加利亚人、伊利里亚人、特里巴利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更凶残野蛮的专制君主，他们施加的枷锁变得更加沉重，从而（古代）希腊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了……14
现在，自由已经深深地融入国家的血液里。维莱斯汀利斯的政治愿景建立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的或唯意志论的民族主义之上，个人或团体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选择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此前40年，罗素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对科拉伊斯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其遗产继承定义的。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大量的研究精力用于他所说的“国家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的希腊语言。15其实，早在19世纪初的论著中，科拉伊斯就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来定义希腊国家的含义。
科拉伊斯没有将最早的这些完整的思想讲述给他的希腊同胞，而是讲述给了巴黎的一个知识团体——人类观察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都是现代人类学的先驱，除了科拉伊斯，他们都是在本土出生的法国人。该协会创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1803年1月6日，科拉伊斯向他们宣读了题为《希腊文明现状》的论文。16在这篇论文里，科拉伊斯与维莱斯汀利斯思想的不同就变得非常明显。维莱斯汀利斯的“希腊共和国”有一些新东西。“拥有主权的人民”可以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但是其政治体系与曾经存在的体系都不一样，除了初出茅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体系。与此相反，在预想未来独立的希腊是从过去的体制中复活的方面，科拉伊斯看起来是第一个。科拉伊斯的文章是用法语写的，他在开篇语中介绍了他用来定义政治途径的术语，比如“国家”“再生”“文明”。最后一个术语是深受启蒙主义者喜爱的概念。尽管一般人认为希腊人发明了这个词，但是希腊语中并没有与此对应的词汇。围绕这个含义，科拉伊斯首先造了一个词，这个词一直到今天还是标准用语。科拉伊斯坦承，希腊词语“国家”反映了18世纪法国和英国旅行者使用的术语已经“从古代先贤的美德中堕落了”，目前正在以一种“野蛮状态”停滞不前17。但是从20世纪中叶，这种糟糕的状态就开始转变了。
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讨论的是几十年来希腊在教育和商业方面取得的进展。归结到一点，科拉伊斯认为，这些进展的作用一点儿不亚于一场“革命”的作用，这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道德”的革命罢了。18在法国真实革命的推动下，这场“道德”革命的进程加快了。但是，这篇论文没有提到暴力行动。科拉伊斯反倒描述了希腊人的“觉醒”——承担起责任，不辜负他们所继承的古代先人的名声。（用法语说这些要比用希腊语容易，那个时候，说希腊语的人依然被当作Romioi或者Graikoi（科拉伊斯更喜欢的术语），而不是Hellenes。“祖国”的再生已经开始。最后，在谈及祖国的化身时，科拉伊斯总结道：“只有你们在民族之林中重新获得地位，我的生活才会变得有意义。”19
从那以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科拉伊斯将自己的精力都用在说希腊语的人身上，尤其在奥斯曼帝国里的那些人中间宣扬这一观点。为了宣扬这一观点，他设计、编辑了一系列古代文本，并将其命名为《希腊研究文本集成》。这些文本在印制时采用了经典研究最高的标准，有很长的前言。科拉伊斯在前言中用现代语言详细阐述了他的关于语言、教育和道德的改革的思想，他相信这些改革会带来他所渴望的再生。在这些文章中，科拉伊斯回避了他早期的、未署名的论辩文章所彰显的暴力和革命，而是以很长的篇幅不断充实自己最初用法语表达的“再生”的观点。他不奢望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实际上，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坦陈希腊要想获得独立，要等到1851年，那是在希腊革命爆发30年以后。20
并不是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如此有耐心。《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当时是一部激情洋溢，甚至是放纵暴烈的著作，匿名出版于1806年，发表地点可能是意大利海港城市里窝那。全书共有250页，以现代希腊文撰写，文字排得密密麻麻，不分章节甚至段落。该书的作者至今仍不明确。21
这是一部纪念维莱斯汀利斯的著作，把维莱斯汀利斯描述为一个“伟大的希腊人”，一个“英雄”，一个“热爱希腊的人和爱国者”。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卑鄙无耻的同志、最一文不值的叛徒的下贱和怯懦”，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叛徒将维莱斯汀利斯指认给奥地利人，那么维莱斯汀利斯会成为“希腊的解放者”。这些描述能让你感受到这部著作的语言风格。尽管作者对维莱斯汀利斯非常敬仰，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比科拉伊斯对维莱斯汀利斯政治思想的了解还要多。这位匿名作者所知道和钦佩的，是那首革命的战歌以及维莱斯汀利斯遭背叛和被处死的故事。维莱斯汀利斯死后不久，那首战歌就在法国统治下的科孚岛发表了，维莱斯汀利斯的故事也得到大范围传播。22另一方面，这位匿名作者的观点更接近科拉伊斯的思想，而不是他所崇敬的维莱斯汀利斯的思想。他在提及科拉伊斯的时候，也充满着敬佩。
这部著作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幸福和发展的唯一保证是法治。“nomarchy”（法制）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是对“monarchy”（君主制）的仿写，“君主制”这个词在希腊语和英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作者将两个辅音字母进行调换，从而几乎调换了词语的意义，不再是“一个人”（monos）的统治，而是“法律”（nomos）的统治。整部著作的诉求就是解放，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解放，但更为具体的是作者所指称的“Hellenes”的解放。“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仍然存在，通常指古希腊人。即便科拉伊斯在当时谈到他同时代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词语都是来自拉丁语的名字“Graikoi”。但是现在，在《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部著作中，现代希腊人不再像科拉伊斯和维莱斯汀利斯所说的那样，仅仅指古希腊人的后裔。在菲利普迪斯和康斯坦塔斯1791年出版的《现代地理》中，他们甚至还不是“新”希腊人或“现代”希腊人。现在，他们是希腊人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那在1806年是多么大的进步。事实上，“Hellenes”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增加了一个用法，这个用法在欧洲的其他语言中已经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标准，其中，同样的词语（“希腊”和“希腊语”）被用来指称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和居民。
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来说，这些“Hellenes”很自然地要依附于一片土地。几乎在每一页，他都用希腊语写上“Hellas”，正如科拉伊斯用法语写上“la Grèce”（希腊）一样。这两个人都没有就这片土地的边界在哪儿给出任何明确的意见。当然，当时的政治地图上也不会有任何边界。对照起来，维莱斯汀利斯不论在地域命名上，还是在实际绘图上，都精确得多，他认为构成他理想中的“希腊共和国”的地区是欧洲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维莱斯汀利斯一直努力从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着手工作。科拉伊斯和《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都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外进行写作，他们看不到帝国内机构的合法性。科拉伊斯认为，国家“再生”已经开始孕育。为了响应这一观点，并呼吁尽快完成国家“再生”，《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在结束的时候反复号召“国家复苏”。23
关于国家“再生”的方式、方法以及帮助“被奴役的希腊人”重获自由所依赖的实际资源，这位匿名作者比他的两位前辈有更多的发言权。他谈论的诸多内容中，就有希腊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为了再一次回应科拉伊斯，他坚持认为，尽管希腊多年臣服于外国主子的专横统治，但是希腊人的“性格”和“道德”并没有被削弱和淡化，依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在这方面，他提出了19世纪“民族性格”的思想。在其他方面，他依据史实判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仍然具有古代斯巴达的战斗精神。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中，英勇抗击波斯侵略者，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他还援引住在山区的苏里奥特人在过去20年里奋勇抵抗阿里帕夏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已经成为传奇。他从苏里奥特人身上看到了“被奴役的希腊的英雄和荣耀，以及希腊即将到来的解放的出发点和推动者”。绿林好汉和山贼土匪这些善于发动游击战争的人的习性，已经引起了维莱斯汀利斯的仰慕。《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也许是第一个赞美那些亡命之徒的道德品质的人，并把他们刻画成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斗士和将来本土战斗力量的核心。24
来自国外的力量也很重要，但这些力量并不在期待之列。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信任外国政府，那么我们就是智力障碍者，因为所有的外国政府都是由“专制暴君”领导的，都是为维护统治阶层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为什么用一个专制暴君来换另一个专制暴君呢？尽管作者没有点名，但这是对老牌帝国俄国和新的法兰西拿破仑帝国的旁敲侧击。作者没有把希望放在外国人身上，而是放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国外学习或经商的希腊人以及他的书能够影响到的多数人身上。他敦促他们，最后一定要回家，将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另一个国外的力量来自敌人的薄弱地方。《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的作者可能是引起大家关注“东方问题”的第一个希腊人，很快西方人就开始研究“东方问题”。奥斯曼帝国内部已经烂透了，他让读者相信，拿回自己东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更早的时候，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奥斯曼帝国的很多地区，东正教徒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80%左右，即便如此，他们的数量也没有超过希腊人。25
《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这本书还有其他的新东西，有对未来分歧的预言，那是对内部敌人的强烈谴责。那个出卖维莱斯汀利斯的同伙商人后来证明是唯一的叛徒。对于东正教会的等级制度，匿名作者使用了一些最为严厉的词汇。《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呼应法国革命反对教权主义的著作之一。从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荒唐可笑的头衔），到东正教主教公会的腐败，再到僧侣的无知和恶行，匿名作者对神职人员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仅无知、自私，而且作为奥斯曼帝国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叛国者。对于法纳尔阶层和地方君王，该匿名作者的看法也都一样。
这些人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更大的不幸，给希腊人带来了噩运，他们出生在希腊的土地上，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延长我们祖国被奴役的时间。
当然，那些精英阶层的成员并不这样认为。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希腊土地”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古怪。匿名作者满含厌恶地总结道：“这些人将成为他们后代的耻辱。”26
我们已经得到警告，与所有革命事业一样，希腊的革命事业也会受到来自其要取代的最有权势的个人和团体的威胁。匿名作者心目中的英雄维莱斯汀利斯所想象的包容一切的纲领，已经永远地随风飘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