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战争的哪一边
战争的爆发将欧洲大陆的各个强国拉入战场，进行捉对厮杀。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强国建立协调机制，强化外交斡旋，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战争。在1914年8月最初的几天里，欧洲分裂为两大联盟，每一方都咬牙切齿地要消灭另一方。一方是协约国，包括英国、法国和俄国；另一方是同盟国，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
不论愿意与不愿意，希腊要想置身事外，可能性极小。对希腊政府来说，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趋利避害，一方面抓住机会，另一方面让威胁最小化。人们选择哪个阵营都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强国的冲突中，尽管希腊的国土已经翻了一番，但依然是一个小国，很容易就会被大国之间的战争碾轧。
就希腊而言，面前有3个选择。很少有人赞同希腊加入同盟国。即便有人拿出说服力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或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强烈愿望，地缘政治这个简明的现实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战争爆发以后，康斯坦丁很坦诚地对他的小舅子德意志皇帝说：“地中海在英国和法国联合舰队的虎视之下。”希腊商船、希腊岛屿和希腊港口可能面临毁灭。2如此，希腊的选择就减少为两个：要么参加协约国，要么保持中立。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希腊都有完美的、合理的理由。问题是，这两个选择如何取舍呢？
选择加入协约国既有地理方面的考虑，也有历史关系方面的因素。俄国近些年一直对希腊不怎么够朋友，但是协约国的3个成员国正巧都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签署协议让希腊成为独立国家。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1月加入同盟国后，突然出现了欧洲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力量——按照希腊在友谊社之后和1821年革命之前所梦想的集结在一起的那种态势。19世纪50年代，希腊的3个“保护国”中的两个结成一伙，对付另一个，还强制要求希腊保持中立，因此那种大国结盟的形势没有出现。现在，希腊的3个保护国结盟了，传统的敌人都到了对立的阵营之中，希腊政府为什么要避而远之呢？这是奥托国王和他那时候的政治领导人最渴望做的事了。
协约国的胜利当然会带来长久盼望的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那么所谓的“东方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正是采取了早在1823年马夫罗科扎托斯第一次大胆地向英国时任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所提的建议。如此一来，俄国人会尽享君士坦丁堡这顿大餐，而希腊可能就无缘这份最令人垂涎的胜利品了。但是，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在1912年年底与维尼泽洛斯的会见中，谈到了在安纳托利亚获得其他成果的前景，特别是那块包括士麦那的飞地。士麦那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希腊族聚集地。巴尔干战争让希腊控制了几乎整个爱琴海，包括靠近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几个最大的岛屿，比如，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在大陆获得一块立足之地，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考虑到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成功，如果希腊站到协约国的一边联合战斗，那么这也许会为1821年就开始的希腊革命大业带来一个胜利的结局。
如果参战，那么希腊在国家防御上也有好处。截至目前，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只有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的攻击之下参战。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黑山都保持中立，阿尔巴尼亚还不是一个被完全承认的国家。保加利亚做什么都非常关键。协约国的海上力量可能会很好地保护希腊，打消保加利亚对萨洛尼卡的企图，协约国的保护比同盟国对保加利亚施加的压力更有效。不过，以协约国作为“保护国”也有不利的方面。这些潜在的盟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以最初的保护条约的名义侵犯希腊的主权。希腊的港口在19世纪被封锁了不下三次，分别是1850年、1854—1857年、1886年。希腊在最初进行政策讨论时好像没有考虑这个方面，但是也许应该考虑。政策考虑并不需要最高大上的动机，但是希腊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时也要符合一定的政治逻辑，而不应该冒着被那些强国劫持的风险，违心行事。
同样，保持中立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要简单得多。像希腊这么大的国家，军事力量有限，其根本不可能影响欧洲战争的结果。如果希腊加入战争的一边，希腊人民就会成为参战军队和战争事件的抵押品，而参战军队和战争事件永远不是希腊能控制的。为什么要拿近一个世纪已经获得的一切去冒险追求未知的、虚无缥缈的、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未来呢？最好的情况是，一旦战争结束，不论结果如何，完全的、合法的中立就应该保证希腊新建立的边界的完整。最坏的情况是（尽管这个情况可能只是在后期才开始显现），最近获得的领土要再交出去。但是这能保证1912年之前边界之内的王国领土没有危险吗？另外，希腊还有奥斯曼帝国中的希腊族的问题。如果希腊保持中立，就可以确保那些希腊人不被其所在国扣押为人质。希腊人的生活，希腊人的财产，希腊人的幸福，在国内外都会得到保护。战争造成的可怕的人员伤亡就会避免。毕竟，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不同，希腊并没有受到同盟国的直接威胁。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选择。希腊在一战中的故事，以及从那以后为人所知的“政治大分裂”往往被委婉地淡化为个人对立，他们是民选政府总理维尼泽洛斯和加冕国王康斯坦丁。就像他们在1823年和1824年国内冲突中所做的那样，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魅力和倔强、坚定的性格肯定会发挥作用。那个时候的国家也参与了一场波及范围很广的战争，也被弄得四分五裂。但是，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国内冲突，这个“分裂”不仅仅是个人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人之间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对主权或统治权的争夺。从根本上说，这甚至不是关于合理决策的分裂，因为两种决策都基于完全、完美的理性建构，虽然用于实施这些决策的方法不怎么完美。注定将希腊分裂的恰恰是选择的本质，因为战争本身将欧洲分裂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的分裂。希腊在19世纪20年代的特殊环境下诞生，并一直在那样的环境下孕育发展，所以不可避免地成为破裂的欧洲大陆以及破裂的欧洲文化的缩影。
在做出决策的最高领导人之中，有人与欧洲分裂的这方或那方有着亲密的个人和工作关系，都是不足为怪的。在克里特岛自治的15年间，维尼泽洛斯通过与欧洲保护强国的交往，使自己的外交才华得到了历练。那些保护强国是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维尼泽洛斯的第一外语是法语，他第一次去伦敦访问的时候，与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了密切交流。维尼泽洛斯是地地道道的岛上居民，他的地缘政治是基于大海的，他与那些国家的思考方式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康斯坦丁娶了德皇威廉的妹妹，且在德国军事学院受过训练，非常推崇德国的军事训练方法。他的参谋长，也是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之一，是扬尼斯·梅塔克萨斯，非常能干，也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与他的观念一致。在战争开始时，维尼泽洛斯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是乔治斯·斯特里特，这位部长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当年与奥托国王一起来到希腊，他曾在德国学习法律。这些人的德语都很流利，在说德语的国家中就和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德国军事机器将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正如后来所显示的，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国”。他们都是希腊精英的一部分，是在希腊革命塑造的王国里长大的。这个王国受到欧洲强国的干涉，在形成过程中还受到德国19世纪亲希腊主义的影响。希腊的精英通晓欧洲主要的语言和文化，这是现代希腊王国的本质特点。只是，这些欧洲强国正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不管是哪一方的希腊精英，都能与交战国此方或彼方的外交代表进行更容易和更坦诚的交流。不过，他们彼此之间无法顺畅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后来的分歧。
但是，分歧有更深层的原因。一直以来，19世纪20年代所形成的裂痕从来没有愈合，只是在前50年里，它隐藏在完美的一团和气的表层之下。后来，这道裂痕主要体现在关于自由的对立认识上。现在，希腊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快100年了，其分歧在于怎样看待希腊人的使命。对一方来说，最重要的是解放希腊这个民族国家；对另一方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保护希腊这个政权国家。希腊的分歧就像一战的缩影，两个选择是不相容的。1915—1922年，从内心分别认可这两个不同选择的人，在不断地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