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到最后
很明显，到了12月的第三周，随着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从意大利通过空中和海上抵达雅典，英国占据了上风。丘吉尔本人一时兴起，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在圣诞节那天飞向希腊，就像救世主一样降临到雅典。丘吉尔带着他自己的手枪，第二天在装甲车的护送下进入雅典市中心。在紧锣密鼓的3天会谈中，他确立了希腊问题新的解决方案的基础。“国王乔治二世回归”这个容易引起政治爆炸的问题被搁置。同时，一名摄政将上任，监督针对君主政治的未来而进行的全民公投。此后，希腊将举行10年来的第一次议会选举。
被选为摄政的人是雅典和全希腊教会大主教。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在与丘吉尔的第一次会见后，丘吉尔就对其印象深刻：大主教“身材高大，外穿长袍，头戴高帽，是希腊教会的显要人物”。27在德国占领期间，达马斯基诺斯因为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尊严而受到广泛的敬仰。老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本来在冲突开始的时候，老乔治·帕潘德里欧就提出了辞职，但是丘吉尔不允许。现在，他被恩准离开了。
临时总理的人选落在了一位最出乎意料的人物头上。他就是尼古劳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也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1922年）和两次失败的军事政变（1933年和1935年）的主要推动者。他最后一次未遂的政变，再一次将长期延续的“分裂”延长到内战的边缘。逃亡以后，他从1942年开始担任拥护共和政体、反对希腊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希腊民族民主联盟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由于希腊民族民主联盟那个时候被伊庇鲁斯山区中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剿灭，把普拉斯蒂拉斯列为总理人选简直就是一个态度温和的声明，尽管没有人会指控普拉斯蒂拉斯是一个保王派。这将是旧的拥护共和政体的右派最后的、短暂的亮相。即便如此，对这位经历过1912—1922年所有希腊战事的老兵而言，他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还不到结束的时候。
1945年1月初，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迫进入防御阶段。即便丘吉尔已经在来希腊的路上，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也依旧挟持大批平民人质。在其后两周从城市的撤退中，众多人质被迫跟着部队在路上艰难行走，人质既有男人，也有妇女和儿童，他们都饥寒交迫，但如果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处死。很多人后来被残酷地杀害。几周后，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绑在一起，被草草地集体埋在墓穴里。即便那个时候，自由世界的公共舆论依然支持叛乱者。丘吉尔在向下议院争取给予希腊行动支持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那么多无辜的平民被当作人质并被杀害，这从另一个方面逆转了舆论的浪潮。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成员的疯狂举动，对其事业以及其在国际舆论上的形象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这种手段是德国占领时期流传下来的肆虐的、无差别报复的做法的另一种回归，甚至可以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和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中找到根源。
1945年1月15日午夜刚过一分钟，敌视状态正式结束了。2月12日，“希腊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雅典的海边郊区瓦尔基扎签署了最后的和平协议。希腊人民解放军要彻底解散，其成员要交出他们的武器。那些违法犯罪的人不能免于法律的惩罚。无须重申的是，民族解放阵线参与国家政府的机会永远也没有了。一年之内，希腊要就是否实行君主政治进行全民公投，举行新的制宪大会选举。举行选举是对失败一方仅有的重大让步，也只不过是确认了丘吉尔在12月底所说的那些内容。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其中一人是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他不久后在反抗政府军的一次游击队行动中被杀害。从那以后，对很多左派而言，《瓦尔基扎协议》一直被当作共产党领导层一个不可原谅的投降行为，因为那时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仍然控制着希腊大多数地盘。左派们为之刻骨铭心，为之痛惜遗憾，为之愤慨谴责。
政治生活的回归是缓慢的。在整个1945年以及第二年，真正的政治方向不是来自未经选举的、不稳定的希腊政府，而是来自英国人。和平再一次建立，不管这个和平多么不尽如人意。与政治和立宪等问题比起来，更为急迫的问题是粮食短缺问题，因为人们仍然生活在温饱线之下。国家的基础设施被破坏了，重建既需要时间，也需要资金。德国占领期间的极度通货膨胀摧毁了希腊货币体系。早在1944年11月新德拉克马推行的时候，500亿个旧德拉克马才能兑换成一个新德拉克马。这显示了问题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这个问题直到1946年才得到解决。同时，黑市继续繁荣，新的货币也失去了它的价值。提供急需粮食的应急行动是由新组建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组织的。
慢慢地，在《瓦尔基扎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年，政府逐渐控制了希腊各省区。这种控制权转移的代理人往往是非官方的当地武装人员，他们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抵抗希腊人民解放军或遭受其剿杀的那些人的继任者。这些人现在得到官方在当地的代表，特别是乡村宪兵的宽容或鼓励。尽管希腊人民解放军本身被政府解散了，但是它的很多前成员为自保而重新组成小规模的部队。暴力和恐吓再一次成为常态。只是这一次，不管在哪里，受害者变成了那些与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战时抵抗有关的人。只要你被确定与一个“共产党人”有关，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你就可能被殴打、逮捕、监禁，甚至被杀害。据希腊左派所述，《瓦尔基扎协议》签署后的第二年陷入“白色恐怖”。这个术语现在已经被多数历史学家毫无争议地接受并采用了。与通常情况一样，我们很难弄清楚具体的死亡数字。毫无疑问的是，迫害范围很广。
对此，英国人发现自己无力阻止。他们在希腊的力量很有限，而且集中在靠近城市和主要城镇的地方。重组的政党都忙于在临时政府中耍花招、争权夺利，它们要么是1936年前的自己的暗淡苍白的影子（比如，自由党和人民党，每个党都紧靠着一位前领导人的接班人），要么是新的、短命的微不足道的团体组织。希腊议会选举早于计划中的关于君主政治的全民公投。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举行的时候，希腊的政坛已经变得严重两极化，一边是希腊共产党左派，另一边是反对希腊共产党的右派。右派力量逐渐地聚集在支持君主政治的旗帜之下，认为君主政治是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唯一保证。长久以来与维尼泽洛斯的名字相联系的中右的共和主义，则在这两个极端中受到完完全全的挤压。
对两个极端的政党来说，维尼泽洛斯温和的共和主义遗产是一个新的选择，但是另一位消失在公众视线达10年之久的政治领导人的回归给它以致命的一击。这个人是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尼科斯·扎哈里亚季斯，是斯大林1931年亲自任命的代表，一开始在监狱，后来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度过了近10年的时间。把扎哈里亚季斯带回希腊的是英国人。1945年5月，他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归国。于是，希腊共产党有了新的管理体制。
10年里的第一次希腊议会选举在1946年3月31日举行。希腊共产党自上次显示自己在竞选方面的实力以来，10年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希腊共产党虽然力量小，但地位举足轻重，能平衡两大党。不过，扎哈里亚季斯可能不知道这些，而且也不知道下一次竞选的机会要等到1974年。他本来是一个顺从谦卑的奉斯大林指示为圭臬的人，但这次固执己见，否决了自己党内很多同志的不同建议，无视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明确指令，下达了抵制选举的命令。这种做法在希腊政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对那些发起抵制的党派来说，每次的结果都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难。所以，灾难看来又要重演了。
由于共产党（以及一些小的共和党）的抵制，3月31日的选举是在恐吓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只是非常歪曲地反映了公众意见的真实状况。拥护君主政治的右派势力取得竞选胜利，是意料之中的事。从某种角度看，比真正的选举结果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次选举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不少迹象显示，如果抵制选举的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共产党与共和主义者赢得的选票加在一起，会让其排在选举的第一位。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根据外国观察家的分析，希腊共产党将赢得20%的选票，那会是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有人认为，假设自由党的资深领导人塞米斯托克利斯·索弗利斯能够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建新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会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会凭借党派组合的力量，为希腊解决其内在问题提供最好的机会”。28
但是，机会不再有了。扎哈里亚季斯领导下的希腊共产党已经被持续的白色恐怖行动挤压到死亡的角落里，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得艰难地走向与和平投票选举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武装斗争。在选举的前一天夜里，一支由希腊共产党支持者组成的队伍袭击了位于奥林波斯山脚下的一个警察哨所，这些希腊共产党的支持者杀死了12名宪兵。希腊有三次内战，而这次事件通常被看作第三次内战的开端，是希腊内战中最为血腥的，其造成的后果也最为严重。不过，从1943年夏天开始，希腊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谓的“第三次内战”也可以理解为因轴心国占领而引发国家四分五裂，进而导致冲突的最后阶段，只不过这个最后阶段的持续时间更长，过程更加痛苦。
1946年3月以后，希腊就只有两个政治派别了：要么是共产党，要么不是共产党。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人，那么你就属于国王阵营。对很多希腊人来说，这一定是个无奈的选择，因为不管他们心里真正想什么或信仰什么，只要被甄别为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就难逃遭受暴力、折磨甚至死亡的命运。虽然受到明目张胆的恐吓威胁，但是在君主政治支持者的政府的监督下，希腊终于在9月1日围绕君主政治举行了早就承诺的、推迟了很久的全民公投。结果乏善可陈，完全在意料之中。9月底前，已经56岁的国王乔治二世结束第二次流放，及时返回希腊，只是他的生命只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回来后没有做人民的救星，不能也不想把人民团结起来。两害相权取其轻，希腊人民将这个不受人爱戴的、顽固的、自私自利的家伙请回来当希腊的国王。
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妥协和解的政治愿望，都早早地随风而逝了。现在的裂痕已经非常深，两边对于和平统一都没有任何兴趣。除了希腊革命的内战时期，希腊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依赖于裂痕的这一边或那一边。英国驻希腊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在希腊解放前就一直忙于希腊政府的管理，他在1946年2月最后的报告中说：“两边都流了太多的血，种下了太多的仇恨，不可能再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了，任何人都难以进行调停。”29
没有人清楚到底哪一边会赢，只能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946年3月，康斯坦提诺斯·查达里斯被选为总理，他是自由党战前领导人的侄子。现在自由党又成了执政党。年轻的查达里斯曾被描述为“小肚鸡肠的平庸之人”。30在他碌碌无为（又强硬）的领导下，白色恐怖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的政策。新的安全法律允许随意逮捕人民。军事法庭可以进行判决，判处国内流放，甚至死刑。1946年年底，政治死刑犯的人数是116，在随后的几年里呈大幅度的增长。在很多地区的基层，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和以前一样，官方正式的部队与私人拥有的武装、彻头彻尾的土匪之间，区别很细微。
由此而形成的结果是，虽然越来越极权的政府加紧了对城市和城镇的控制，但是在希腊的农村，尤其在其腹地山区中，德国占领期的混乱卷土重来。历史学家认真、仔细地梳理了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的言论，试图寻找其行动的动机。但实际上，直到1946年和1947年年初的几个月，希腊共产党才逐步控制了各地反政府的、各自为政的游击队力量。希腊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政府压制行动的结果，而是政府无奈之下默许的结果。希腊人民解放军解散以后，其残余势力在1946年下半年再度啸聚山林，不过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巅峰时候的一半。12月，一支新的希腊民主军宣布成立，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一位希腊人民解放军游击队的前领导人马科斯·瓦菲亚迪斯。一年后，共产党重建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这曾经是1944年存在了6个月的“自由希腊”组建的另一个政府的名字。现在，这个政府的总理是瓦菲亚迪斯，其控制了希腊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山区，大部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德国占领期间曾经解放的领土。直到1947年年底，4年的内战才算是正式开始，战争的双方是两个政治对立的政府，各自拥有一支正式组建起来的军队。
正如希腊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决定希腊未来的最重要的因素都来自国外，这次来自英国和美国。1947年年初，在二战结束后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开始从世界事务中抽身，在以后的20年里，英国从大英帝国变成了联邦。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宣布，英国将在3月底从希腊撤军。就在最后期限的3周前，也就是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提出了后来尽人皆知的“杜鲁门主义”。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担心苏联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根据杜鲁门主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受到共产党的威胁，那么美国就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大规模的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将是最先受到援助的国家，但希腊的需要更为迫切。
美国对希腊政府的援助几乎马上就到来了。美国并没有向希腊派遣任何战斗部队，因为希腊不同于朝鲜和越南，尽管有人认为杜鲁门主义在希腊的成功规划成为美国后来干预后两个国家的蓝图。31但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向希腊提供的武器、美元和粮食非常多，远远多于苏联向希腊北面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3个新的共产党邻邦提供的有限援助。这3个国家与希腊一样贫困。斯大林和苏联尽管在援助希腊共产党问题上的措辞显得更加坚决，但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帮助希腊共产党了。那么，根据杜鲁门主义，美国对于希腊援助的计算是不是完全算错了账？或者，如果美国没有通过大规模援助而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那么斯大林会不会改变主意并干涉希腊事务呢？
即便胜利的天平如此显著地向希腊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倾斜，困难依旧存在。英国人将希腊事务交给美国人以及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好像很多观察家还认为游击队“注定会赢”。32一年后，双方的对峙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关于双方组织混乱的战役、反复不断的暴行以及愚蠢的战略错误的详细记述，令人不堪卒读。两边都从交战区抢走了大量幼童，并将他们送到希腊政府控制的地区或共产党东欧国家控制的地区的特殊营进行系统训练。有很多文字记述了这种做法。希腊政府认为，叛乱分子是在复兴那个十恶不赦的强征幼童并将其训练成精锐禁卫兵的奥斯曼传统。但是，正是有着如此观点的这个政府，拒绝接受这些孩子归国，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在那儿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
战争的最后一年，希腊政府强行迁移其控制范围内的山区村民，以免村民被民主军征为士兵。70多万人（大约总人口的10%）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到战事结束的时候，双方都大量地依赖强制征兵。希腊政府将数千名政治犯囚禁在条件恶劣的半荒凉的小岛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阿提卡东岸的马克罗尼索斯岛。在这些监狱中，归化教育被沿用到成人身上。早在梅塔克萨斯独裁专制时期，希腊政府就已经开始通过身心折磨来逼迫人们放弃政治信仰了，现在则有了更新的花样。直到双方的冲突结束多年后，很多被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才被释放。
到了1949年春天，希腊的共产党被驱赶到北方，所有的力量被挤压到靠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的格拉莫斯和维齐两个山区中。惨烈的近距离激战、从空中投下的美国新研制的摧毁性武器汽油弹，使得希腊的政府军和空军占了上风。7月，最后的战役——格拉莫斯围困之战还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下令关闭了他的国家与希腊的边境。8月29日至30日晚上，扎哈里亚季斯和他的最后一名同志撤到共产党执政的阿尔巴尼亚的安全地带。6周后，也就是10月16日，希腊共产党在“铁幕”后的流亡之地宣布武装斗争结束了。虽然1950年1月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暴力抵抗，但是希腊内战确定无疑地结束了。
21世纪的历史学家一直宣称这场冲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战争。33它比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之后的任何一次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都大。根据一项估计，1951年希腊的总人口要比10年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少11%。20万希腊人要么在内战中丧生，要么被长期流放。被其他希腊人杀死的希腊人，“可能超过6万人”。国家的基础设施几乎还没有开始重建。34正如冷战的新术语所描述的那样，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产生的新的政治和文化裂痕会继续将希腊一分为二，并延续两代人以上。那么，开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诉求一直是基于向1821年革命精神的回归。在20世纪40年代的极端条件下，它们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完成向全面的国家自决过渡的进程，这个进程曾经因为外国势力干预希腊国家的建设而中断，并一直没有恢复。这是一个简明的信息，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民族解放阵线诉求的本质，经过共产党领导人处心积虑但不一定是愤世嫉俗的演绎，变成了要实现被轴心国肢解的民族国家的完整。在同一个阵营里，要找到那些与侵略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其他敌人，并不困难。根据这样的叙事策略，自希腊独立以来，外国人一直密谋阻止希腊人民实现他们最重要的、唯一的目标，那就是完全的、彻底的自由。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争取这个自由的机会了。19世纪20年代，赛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军阀们以多种方式表达这个意思。就像科洛科特罗尼斯和“俄国党”在希腊独立后的10年间所做的那样，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编制的外国敌对势力的名单中也不包括俄国。
1944年10月，希腊刚刚解放后，阿里斯·维卢西奥提斯在他的家乡拉米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像在讲述一个童话故事”：
我们现在行走的地球的这个角落，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希腊的这个地方，从前非常伟大，有着2500年的文明，一直为全世界所敬仰……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希腊性。事实是，我们的国家（在1821年）再度崛起，犹如重新降生，又一次获得了自由。
“希腊性”是梅塔克萨斯和20世纪30年代末“新国家”的设计师特别偏爱的术语。维卢西奥提斯笃信的“童话故事”是对希腊身份认同的叙事，是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和康斯坦提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19世纪50年代构建起来的。后来，这个叙事没有什么变化。再后来，这个叙事继续追问：“我们要扒开神父的外衣吗？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们自己可以看到，今天有数千名神父走在了我们运动的最前列。”35这一切都是真的。很多乡村里的神父加入了山区对侵略者的抵抗运动。希腊解放的第一天，乔治斯·塞奥托卡斯在雅典看到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游行队伍走过街道，为首的人是“高唱着‘人民统治’的神父”。两个月后，在城市的一场巷战中，一位英国士兵看到对方的一位狙击手在两次射击之间不停地画东正教十字架，认为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36其实，这只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希腊革命时期的模式，那个时候“火药神父”的传统形象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想象。20世纪40年代，很多低级别的神职人员以及相当多的主教就像他们的先辈在19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样，加入革命者的阵营，而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则继续忠于教会制度。
反对者可能永远不能理解或者从来不愿意理解的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希腊左派支持者的心里是如何注入深刻的甚至是虔诚的作为希腊人的身份认同感的？
的确，在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共产党领导人宣布，共产党愿意将领土让给希腊北边的邻邦。这是为了让民主军在战场上获得后勤支持而付出的代价。这一直是希腊共产党自我宣传中最薄弱的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49年年初这些让步提出之前，希腊政府的一贯做法是，给这些人贴上“民族解放阵线-巴尔干半岛人”的标签，称他们是拱手出让希腊国土的卖国贼——将巴尔干战争期间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土地，送给了包括现在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保加利亚等敌国。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标签一直贴到了今天，而且还会贴下去。但是，两方都不是坚定的、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者，各自的爱国主义都打了折扣。痛斥共产党向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出让边界土地的那个保王派政府，先后向英国人、美国人出让了希腊很多的主权，目的是获得打败国内敌人所需的武器弹药。考虑到这一点，哪一方依靠的外国实力强大，哪一方就能独占鳌头。但是，无须怀疑的是，双方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一个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希腊身份认同而投入战争，这个身份认同是他们自己想象的生活和未来家园。
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如果希腊共产党在这场内战中获得了胜利，那么是像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那样走向共同执政之路，还是建立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37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环境下，在德军占领期间，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在大山深处怀着的民族自决的崇高理想，永远没有机会实现。希腊左派在“自由希腊”的山区中创建新型社会的尝试，从21世纪的观点看，只不过是一场“未宣布的社会革命”而已。38但是，从20世纪末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
与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一样，20世纪40年代的分崩离析也没有促成一个狂飙突进的国家的再生。
【注释】
[1]1英尺≈0.305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