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固定在石膏夹板里

被固定在石膏夹板里

新政府最初颁布的法令非常像1936年的翻版。宪法权利被废除,包括集会的权利。审查制度严格实施,禁书目录(包括一些古代希腊经典)和禁止播放的音乐目录(包括当时希腊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共产党人西奥多拉基斯的所有作品)出现了。“严厉禁止男人留长头发和女人穿超短裙”就发生在“摇摆的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时期。每个人都要去教堂。即便是那些执政的“上校”们,也不能随便提起“第三希腊文明”,因为那会让人轻易联想起第三帝国。但是,他们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口号是在军事政变将近一年后,接着这个口号就被传开了。这个口号是“希腊基督徒的希腊”。这些领导人(或他们的幕后智囊)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少,他们的知识比梅塔克萨斯还有限。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他们的言论都贻笑大方。看看帕帕多普洛斯这个人吧,他是独裁政府的“强人”,曾经是军中的少校,6年后官职就升到了摄政(后来的总统),还当过总理、国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他于1968年3月29日在萨洛尼卡对希腊第二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

从遗传和传统上看,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有着最完美的文化和奇迹,为整个人类进行了启蒙……那么,根据我们的种族来源和国家意识,我们是希腊人;根据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基督徒。这两个方面,再加上丰富的知识、传统和历史事实,描述了我们的理想,描述了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理想,描述了我们国家希腊人的理想。

那么,如果要坚守那个理想,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理想。我们必须再一次成为希腊基督教徒……19

为了让希腊社会的大部分人听话,“上校”们还效仿梅塔克萨斯的经济政策,一直到1973年,希腊都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企业家获取资本的途径要比以前多。1968年,农业债务被取消,农村地区释放了积怨。在政府的主导下,道路交通网络明显扩大,电话系统和电视进入了以前从来没有进入的地区。尤具特色的是,希腊在1968年开通了第二个电视频道,并将其命名为武装部队信息服务。随着急需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相关的控制力度也不断增强。在攫取权力的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独裁政府在发现、侦破和预防反对势力方面,与梅塔克萨斯的国家机器一样,效率高,行动快。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个独裁政府是很不同的。1967年,康斯坦丁二世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奈地成为一场政变的帮凶。那年晚些时候,他发现塞浦路斯问题会让人们担心与土耳其开战,对战争的恐惧好像让军队中产生了裂痕,所以他试图强化自己的权力,推翻军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武装部队最终要效忠的是君主,而不是独裁者。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不是那样了。国王在1967年12月13日的反政变行动彻底失败了,他匆匆逃离国家,再也没有返回。旧的裂痕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不论是君主政治,还是君主本人,都无法激发出早些年的热情。20世纪60年代末,在希腊军方,反共产主义超越了一切,比忠诚还重要。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武装力量的作用。实际上,在“上校”们统治国家的7年里,武装力量总是指陆军,数量更少的、传统的精英集团以及海军和空军则不参与争权夺利。与希腊历史上的任何阶段都不同,在这7年里,陆军军人从军营里走了出来,走上了社会,进入了国家的各个岗位,控制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上校”们及其上司帕塔科斯准将在很早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的职务委任状,但是军政府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宣言。全国各地都张贴着标语,其宣扬“1967年4月21日革命万岁”。巨大的广告牌和固定的海报栏里,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形象,背景是浴火重生的凤凰。陆军的控制体现在各个方面,到处都能看到。如果有人违背军政府的指令或只是被怀疑违背,就会受到严酷的处罚。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军政府最喜欢的比喻是做外科手术。帕帕多普洛斯在政变6天后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新闻媒体代表的面前,他用特有的蹩脚语言解释道:

绅士们,别忘了,我们发现自己的面前有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如果外科医生实施麻醉和做手术期间不把病人绑在手术台上的话,这就有可能要了病人的命,而不是让病人恢复健康。

更为著名的比喻是石膏,他对其基本意思进行了详细描述:“我们有一个病人。我们给他打上了石膏。我们要测试一下,看看他不用石膏是否能走路。”20作家萨纳西斯·瓦蒂诺斯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那是希腊作家集体检测“改革审查法律底线”的行动的一部分,小说认为石膏那个比喻荒诞不经。在瓦蒂诺斯的故事中,那个倒霉的病人被绑着,当他被打上石膏,他圆睁的眼睛里只有恐惧。正当湿乎乎的东西强行灌进他的嘴里并让他永远闭嘴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以前见过那个外科医生。早些时候把他绊倒并造成交通事故的人,正是那个外科医生。21

在真实的世界里,多年过去了,那个病人从来就没有从石膏中解脱出来。到了1973年夏天,帕帕多普洛斯认为,他可以冒点儿风险进行一个有限度的尝试。7月,围绕采用新的共和宪法这一主题,希腊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在这种情况下,公投通过就不意外了。即便如此,仍有1/4的选民弃权,不愿意冒被迫害的风险。帕帕多普洛斯几度向前政客们抛去橄榄枝,但只得到一个人的回应。1973年10月1日,希腊宣布成立新的政府。帕帕多普洛斯被选为总统。唯一回应的那个政客成为总理,并谈及希腊将在2月10日举行大选。在那之前,石膏还需多久才能拆除,其他知名的政客是否参加大选,都是未知数。

但是帕帕多普洛斯在这次改革尝试中把自己赔进去了。那些对独裁统治怀有最深怨恨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满的迹象。一旦相对的宽松出现了,那些怨恨就会浮出表面。1973年5月,海军军官的一次哗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更大的麻烦在大学中生成。6年来,大学生没有权利选举学生会成员,而从传统上看,学生会在希腊大学生活中极其重要。从1973年年初开始,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抢占教工大楼的行为,这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11月4日,很多学生走向雅典市中心的街头,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有30多名学生被捕。在军政府政变前,这类游行示威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现在,时隔6年,这个场景又回来了。9天后,学生大规模地涌向雅典理工大学。

那些是可看见的迹象。对独裁政府来说,还有一些迹象是看不见的、更致命的,即很多1967年政变最初参与者的反应。这就是去掉石膏引发的麻烦。对于帕帕多普洛斯似乎要承诺的东西,他可能有意为之,也可能不是。但是,对那些从来都没想过把权力交回平民政府的人来说,最近发生的骚乱不安的事件足以证明新总统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尽管雅典理工大学的校园和报告厅里响彻年轻学子的呼喊——“面包—教育—自由”,但是帕帕多普洛斯在总统宝座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从11月14日星期三开始,3天来,雅典理工大学的报告厅和四方院子很自然地成为群众行动的焦点。当局因为害怕出问题,关闭了一些大学,而那些大学的学生全都奔向雅典理工大学。尽管不久后成立的占领校园协调委员会这一临时组织极大地维护了团结和秩序,但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局面。这3天里,一直有学生运动同情者加入占领校园的队伍之中,其中包括学生、心怀不满的工人、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更多的是来自两个政治极端的破坏分子。到了星期四,大约有1万人聚集在雅典理工大学校园栅栏外面宽阔的大街上,不断呼喊着支持学生的口号。第二天,这些人的数量暴增,差不多达到10万。即便如此,3天后,政府依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作为。

被封锁在雅典理工大学校园之内的年轻人和聚集在校外的支持者的心里,涌动着躁动狂欢的浪潮和权力交替的感觉。占领校园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用被占领的实验室里的临时设备,建立了一个短波广播电台。从星期四凌晨开始,全雅典的各家各户都能听到“雅典理工大学在这儿”的呼号。年轻播音员声嘶力竭地呼吁政治改革,这样的声音6年半都没有出现过了。“法西斯主义今晚死亡”是重复最多的口号之一,控诉“军政府”的口号也常出现,“军政府”这种叫法在公开场合还是第一次听说。广播里还发出宣言,号召推翻独裁政府,回到“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上来。22

多年后,当人们回顾此事时,认为那是一个好像一切都有可能的时期。有个人说:“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在这一刻是无所不能的。”另一个人认为:

每个人都自信满满,不管对你来说这有多么疯狂,这都是一种超越……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以前的一切再也不会羁绊我们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此刻书写了新的历史。23

说这句话的人是约安娜·卡瑞斯提安娜,她后来成了一位小说家,在2018年被提名为希腊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同时,在雅典理工大学外面的街道上和市中心的其他地方,形势逐渐恶化。星期五下午,游行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下午5点,警察开始喷射催泪瓦斯。一个小时后,保卫公共秩序部大楼的警察已有枪支。晚上7点半左右,当一些示威群众试图强行进入大楼的时候,枪声响起了。晚上8点,雅典警察局的局长不得不承认:“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24

派兵镇压似乎是帕帕多普洛斯一个人的主意。给部队的命令是在夜里11点多下达的。那个时候,雅典理工大学之外的街道以及几个街区之外的公共秩序部周围的暴力还在继续。警察神射手从公共秩序部大楼的顶上向示威群众射击,受伤人员被抬到雅典理工大学之内。学生电台开始紧急寻求医生和医护设备。官方媒体声称,拿着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屠杀警察。警察中的确有伤亡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的伤是枪伤。

11月17日星期六凌晨1—2点,3辆坦克开向雅典理工大学校园的外大门。学生代表勇敢并不失尊严地提出有秩序地撤退,没有任何抵抗。那些站在低矮的墙上、紧抓着对着大街的栏杆的人以及聚集在后面的人,挥舞着蓝白国旗,唱着国歌。“这是一场共产党叛乱”的说法一点儿都不可信(即便学生中最出名的人属于被禁的极左社团)。随后,第一辆坦克慢慢地驶向锁着的双层熟铁大门,作为路障停在门外的一辆汽车被碾轧,被碾轧的还有大门以及一个女学生的双腿。这一幕发生在凌晨3点。学生广播电台此前一直不停地对外面的暴力和坦克行动进行报道,现在则鸦雀无声了。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拿着安装着刺刀的枪,冲过大门,猛烈地驱散学生。那些离开的学生一到大街上,马上就遭到在那儿等着的警察的毒打,上千人被逮捕。那天夜里留在大众记忆中的,是坦克冲进大门、国家武装部队把枪口对准自己青年的景象。但是,那天夜里杀害游行示威群众和学生的,好像是警察,而不是军人,死亡的24个人是在雅典理工大学附近的街道上倒下的。25

戒严令实施,军人在大街上停留了好几天,零星的暴力行为依然在继续,现在是士兵使用致命武器的时候了,多数时候是趴在房顶上的狙击手。11月17—20日,大概20个平民被枪杀。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欧洲国家来说,它从来不能确定地说出死亡和受伤人员的具体数字。那些痛失亲人的人由于害怕受到更多的迫害,都尽可能地掩盖自己失去亲人的事实。总体来说,从第二周开始,官方的人员逮捕数字几乎达到3000。非官方的估计数字接近官方数字的3倍。更多的人则藏了起来。

尽管那些事件充满着戏剧性和恐怖性,但是导致乔治·帕帕多普洛斯政府下台的,并不是雅典理工大学的学生造反。11月25日星期天,就在雅典理工大学被袭事件爆发一周后,坦克再次回到希腊各地的大街上。在一场波澜不惊的不流血政变中,军队中的强硬派实施了他们精心策划了几个月的计划。帕帕多普洛斯的遮羞布般的平民政府被解散。新的挂名首脑和国家领导人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费登·吉奇克斯,他的总理更是不为人知,从穿着上看,是一个平民。雅典很快就传言,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新的军政府背后的1967年政变主要策划者之一的人的手里。他叫季米特里奥斯·约安尼季斯,曾是一名上校,后来升为准将,担任令人闻之色变的军事警察局局长。约安尼季斯尽管不在帕帕多普洛斯政府或吉奇克斯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但是真正掌握希腊权力的人是他。1973年11月的学生叛乱远没有成为第一缕解放希腊的曙光,而是注定被埋没在比以前更深的石膏里了。

今天,从希腊各地的大街和广场名字中,人们还可以看到“雅典理工大学英雄”的字样,但是这些英雄付出的勇敢和乐观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另一方面,这一称呼在希腊逐渐被“雅典理工大学风暴”代替,其相当于法国的“五月风暴”。从那以后,如果我们不提1973年的那些日子及其后来镌刻在公众心中的记忆,就讲不通希腊政治发生的一切。这是“雅典理工大学”留下来的真正遗产。

随着1973年的过去,1974年在阴冷的天气中到来了,一切都稳定下来还需要几个月。正如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这场风暴的收官之战将在希腊民族国家的一个遥远角落里上演,受到牵连的人将不只是希腊国家中的公民。

1967年政变以后,塞浦路斯和希腊两个政府间的关系一直充满着恶意。尽管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截至1973年夏天,马卡里奥斯已经两次从希腊军政府的刺杀下逃生。1968年,雅典郊区发生爆炸,这差点儿要了当时乘汽车的帕帕多普洛斯的命,后来发现,这次爆炸事件是由马卡里奥斯那些特立独行的支持者策划的。在希腊被绑在石膏之中、议会和民主被搁置的时间里,马卡里奥斯于1968年和1973年高歌猛进,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统一的理想,现在转了个180°的弯。塞浦路斯成为说希腊语的世界中的民主自由的最后一块阵地,只要希腊军政府存在一天,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就不会与其实现统一。

希腊军政府自有想法。

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是在1964年的骚乱后建立起来的,多数人是被征召入伍的,他们是当地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但其军官是临时从希腊调派的。1971年,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领导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抵抗英国人的格里瓦斯在暮年秘密地从雅典回到塞浦路斯。此后,塞浦路斯岛上活跃着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名叫“EOKA-B。据说,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格里瓦斯合作。由于不能依靠自己政府的微不足道的武装部队,马卡里奥斯开始招募预备队成员,这些成员效忠于他。他还向共产主义阵营示好,为自己羽翼未丰的共和国争取不结盟国家地位,这为未来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在早期,这也许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当时的形势下,马卡里奥斯的做法完全引起了理查德·尼克松领导的美国政府,特别是他的鹰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警觉。当共产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武器抵达塞浦路斯的时候,这两个希腊族的塞浦路斯武装力量为了那批武器大打出手。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夏,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一直处于未宣战的内战中,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则苟且偷安,躲在自己的飞地上,完全退出了岛上的政治生活。

到了1974年7月,这一切到了决一死战的地步。那年1月,格里瓦斯去世,希腊为他举办了英雄般的葬礼。6月,在北约的一次峰会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被希腊的军政府肆意破坏,这好像是“无所不能”的约安尼季斯下达的命令。3位希腊部长马上辞职,并认为国家正在引发一场战争,而且很难获胜。7月初,马卡里奥斯给希腊的军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后,信的内容被泄露给塞浦路斯的报纸。马卡里奥斯认为自己是“希腊文化所在的一大块土地上的民选领导人”,他要求结束EOKA-B的活动,并且要求希腊军官从国民警卫队中撤出。26

7月15日星期一的上午,马卡里奥斯收到了唯一的答复。国民警卫队的装甲车开进战略要地,炮轰马卡里奥斯刚刚抵达的尼科西亚总统府。上午11点,塞浦路斯国家电台已经被军方控制,广播“总统马卡里奥斯死了”的消息,取而代之的是尼科斯·桑普森。他曾是一名塞浦路斯斗士民族组织的游击队战士,没有任何政治阅历,但是与希腊军政府关系密切。

桑普森政变受到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强烈抗议,不过随后发生的事件将政变的影响淹没了。7月,塞浦路斯发生了4天的全面内战。即便没有外面的干涉,希腊军政府也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塞浦路斯。反击短命的桑普森政府以及抵制单方面宣布与希腊统一的,是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他们在塞浦路斯总人口中占比很大,依然忠于自己选出的总统。

从叛乱策划者的角度看,事情发展得非常顺利。马卡里奥斯有着惊人的个人勇气,在忠诚的属下的帮助下,他从被炸成废墟的总统府死里逃生。多亏了他的老对手英国人不计前嫌,他从英属阿克罗蒂里军事基地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在两天后抵达伦敦。他在那儿邂逅了正在游说英国政府插手塞浦路斯事务的土耳其总理。这次政变公然违反了确保塞浦路斯岛独立的条约。英国、希腊和土耳其都是条约签署国。这3个北约成员国,再加上它们共同的“大哥”美国,是能够就塞浦路斯问题消除分歧并找到解决方案的。如果这个目的能达到,塞浦路斯的流血牺牲就能避免,希腊也就能重新回到文官治理的模式上来。

失败的一个原因是3个北约成员国的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极度不稳定。在英国,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2月的选举中获胜,但缺乏足够的票数,所以英国在10月还得再举行一次选举。在土耳其,新当选的比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中左政府依赖于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关系,差点儿成为短命的政府。在美国,因为水门事件的丑闻,政府瘫痪了好几个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不久后就下台了。在那几个星期,美国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在伦敦,相关各方没有采取共同的行动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面对英国拒绝采取行动的困境,埃杰维特决心进行单方面的干预。土耳其在1974年7月19—20日夜里,从海上和空中袭击了塞浦路斯的北岸。分裂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对此毫无办法。

在希腊,这个时机好像正是军政府所等待的。几个小时后,希腊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实行军事动员,要求全国各地的在乡军人回所属单位报到。但是,希腊的军人们7年来除了向政府要到最多的补贴外,根本没有能力对付外来的敌人,他们所有的本事都用来镇压国内民众了。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最初的24个小时内,希腊政府做了有限的尝试,假意向塞浦路斯派遣援军,最后无果而终。

在7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宣布,塞浦路斯的停火协议已经达成,并在下午生效。虽然会上没有提出感谢希腊的军队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希腊免去了陷入战争的危险。塞浦路斯的命运将由国际磋商来决定,随后的几周内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解决了上述问题。留下的问题就只有希腊军政府的问题了,这个独裁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最后的36个小时内彻底解散了。军方资历最深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与约安尼季斯划清界限,都把自己关在吉奇克斯总统的办公室里,以寻求一个能够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7月23日下午,希腊宣布军方统治结束了,文官政府将于第二天就职。欢腾的人群挤满了大街小巷,在雅典,所有的交通都停顿了。广场和周围的街道上都是人。他们挥动着国旗,唱着被禁的音乐家西奥多拉基斯创作的歌曲,手舞足蹈,喜气洋洋。在全国各地,独裁政府的各种标记、象征等都被推倒、拆毁,踩在了脚下。

随着夜幕的降临,一个新的口号开始在群众中酝酿传播——“他来了”。“他”指的是中右的民族激进联盟前领导人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在自愿流放巴黎之前,曾担任8年希腊总理。7月24日凌晨2点,欢呼的支持者去雅典机场迎接卡拉曼利斯。希腊向民主过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上校”们的统治结束了。

付出代价的是塞浦路斯人,这既包括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也包括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8月中旬,日内瓦进行了两轮磋商,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都没有达成。在美国,理查德·尼克松于8月9日辞职。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基辛格负责,只是塞浦路斯的命运不是基辛格最关注的点。8月14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新一轮进攻,3天后就推进到可控制塞浦路斯岛37%的分界线上。又过了3天,第二次停火协议达成。几百年的民族杂居化为历史尘烟,因为数万名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在土耳其军队来之前就往南逃离了,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则背井离乡,往相反的方向跑了。这一次,1/4的塞浦路斯人迁徙到了其他地方,有数万人被杀,还有两万“失踪人员”的命运至今无人知晓。

40多年过去了,相关各方也没有就和平条款达成共识,更没有签署一个和平条约。从1974年8月起,一条地理线将塞浦路斯分开,但它并不是国际边界,而是土耳其军队在8月的征服行动中抵达的地方。40多年来,总有人在分析关于土耳其那次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简单的事实是,土耳其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确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行动的目标限于恢复桑普森政变之前的状态;而第二次行动,则在国际法上得不到解释。27

这就是民主回到希腊需要付出的代价。对希腊来说,1974年7月标志着偏离常规之路的结束,但也开启了更为痛苦的分裂时代,这种分裂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希腊语中的词汇“metapolitefsi”的意思是“政体的变革”,如今不仅用来指代当时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还用来表示始于1974年并延续了30多年的政治成熟和繁荣的全部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