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孕育的东西
这些思想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农民、渔夫、农场主和僧侣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会参与这些革命事业？就以维莱斯汀利斯来说，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他提出的建议只不过是静静地被埋没在奥地利的档案卷宗里。科拉伊斯未署名的论辩宣传小册子以及《希腊法制：关于自由的论述》原版书流传到今天的不过寥寥几本。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秘密出版的，收藏或拥有它们是危险的，很多出版物一定被收缴、隐匿或销毁了。我们现在不知道在1821年希腊革命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出版物到底有多少人阅读，或者经过口耳相传，有多少内容为人所知。科拉伊斯的《希腊研究文本集成》有25卷，收录了他的关于教育和语言的论文。这本书的出版由一位有着相同思想的商人资助，可能在奥斯曼帝国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这些书籍没有公开宣传颠覆活动，所以帝国当政者也没有禁止它们发行。这些书籍的印刷数量为1000～1500本，对于用希腊语撰写的书籍，这个数量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了。即便希腊革命前只有一半的书籍真正得到发行27，流传到社会上的数量也还是相当大的。这些书籍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到了19世纪20年代初期，国家复兴的思想至少已经在受过教育的革命支持者心中扎根。但是，大致而言，这些人做了什么呢？
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还得从国外寻找，外国旅行者在游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时写得还很详细。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由于拿破仑战争阻碍了去欧洲其他地方的道路，越来越多的英国旅行者穿越所谓“希腊”的陆地。21岁的拜伦爵士和他的旅行同伴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在第一次听说科拉伊斯后，就对他充满了敬仰。那是1809年年底，他们正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个地方君主的家里。仅仅维莱斯汀利斯的名字就能让听到的人产生一种“迷幻”。从霍布豪斯的日记中，我们了解到，拜伦后来翻译并以此获得声望的那些诗篇，在维莱斯汀利斯被处死仅仅11年后就已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被人根据马赛曲的曲谱传唱：
起来，希腊的儿男！
光荣时刻已到来，
要效法我们祖先，
不枉作英豪后代！
起来，希腊的儿男！
挥戈向敌人迎战，
让他们腥臭的血川，
像河水在脚下奔窜！28
事实上，这些歌词可能不是维莱斯汀利斯写的，但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依然是同样重要的。截至1809年12月，暴力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中。我们可以从这些以及其他旅行者那里得知，法国大革命赞歌的曲调已经在很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希腊人的口中哼唱。
其他外国游客也在大约同时期听到类似的社会传言。亨利·霍兰在181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提到“不管在欧洲这一块土地上是否可能建立一个国家，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它都会在文明世界的所有事务和事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思考的事”。最后，根据1812年在希腊几个月的游历，霍兰尝试性地得出结论——这里可能会建立一个国家。29
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形势已经很明显，某粒种子已经发芽，正在成长。这粒种子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是否会出现新的生命，是否会像维莱斯汀利斯的筹谋那样胎死腹中，没有人知道。根据科拉伊斯的描述，正在“觉醒”的人，不只是希腊人。1800—1821年出版的大量游记，尤其是在伦敦出版的游记，在增强当地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与18世纪相比，这些游记的作者更加详细地记述了他们走过的国家的现状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中间，而且在更加遥远的西方，这种激发拜伦、霍兰等旅行者的好奇心的“思考”孕育生长起来。
拜伦的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1812年出版前两章后，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它的面世标志着作者“积年盛誉”的开始，使作者成为现代的第一个名人。但是，“一夜成名”的不只是这首长诗的作者。一夜成名的还有希腊和希腊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以诗的语言叙述了拜伦在希腊土地上的“伟大游历”，还包括他对希腊现状和未来的考察以及思考的结果。在以后的几年里，继《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以后，拜伦还用诗文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传奇故事的畅销书。这些书被称为拜伦的“东方”或“奥斯曼土耳其故事”，都是根据他最新的游历创作的。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一样，这些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受到欧洲各地人民的追捧。那个时候，拜伦还不是希腊人（后来是了）。他在1821年前写的作品，从未直言不讳地支持希腊革命。但是，不管他的读者生活在哪里，他们都会突然提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腊再生能实现吗？
1814年11月—1815年6月，在维也纳会议上相聚，能决定拿破仑被击败后的欧洲格局的政客、君王以及他们的顾问和外交官，根本不费神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次大会形成了欧洲协调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确定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建的边境为永久化的国界。但是，这一切安排的主设计师，也就是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几年后公然否认意大利的存在，认为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表述”。维也纳会议上没有奥斯曼帝国的代表，其欧洲行省的未来命运好像也没有任何人提及。但是，“没有四强国（后来是五强国）的同意，欧洲诸国疆界就不能变更”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奥斯曼帝国。到了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都已注定。思考是诗人和幻想家的事，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同时，受过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正在为实现希腊复兴的大业悄悄地积聚力量，协作行动，兴办报纸和建立知识社团变得越来越常见。早在1790年，维也纳就创建了第一份希腊语报纸。这份报纸创办了7年。维莱斯汀利斯密谋事件发生后，尽管这份报纸本身并没有涉及颠覆性活动，但是当局还是以此为借口把它给关闭了。1811年，第二份报纸《有学识的赫尔墨斯》创办，这是影响最大、创办时间最长的报纸。在创办后的十多年里，这份报纸几乎两周出版一期，得到了当时希腊语言教育方面最优秀人物的支持。报纸关注的主题是“哲学”，所以对有关政治的任何问题一概不关心。但是给这份报纸撰稿的很多人后来都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希腊革命中知识阶层领导人的重要成员。
在社团方面，最知名的是热爱缪斯协会，它于1813年在雅典建立。该协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拜伦爵士曾经的现代希腊语导师扬尼斯·马麦罗托尼斯。第二年，同名社团在维也纳成立，得到了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公爵的资助。这个人是科孚人，当时正在参加威尼斯会议，为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服务。这些社团至少都公开地致力于推进教育和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复兴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社团有可能涉及一些隐秘活动。但是，与报纸一样，这些社团都是公开运行的，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是文化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
朋友协会（也称“友谊社”）就大为不同了。在英语中，其拉丁名字“友谊社”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秘密社团，致力于民族解放战争。关于这个社团的仪式、层级以及黑话，很多文章已进行介绍。与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秘密政治团体一样，这个社团最终是以共济会为靠山的。这个社团建立于1814年，总部设在敖德萨。敖德萨位于新的“边疆地带”的核心，几乎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向黑海北部开放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起，说希腊语的商人就被鼓励去那里定居，现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社区。在实际生活中，这个社团好像只是从1817年开始，才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而且是在君士坦丁堡发挥作用。30社团创立者营造了神秘氛围，部分原因是夸大其与俄国的联系，目的是促使协会的支持者相信，协会的后台是沙皇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民族解放是这个社团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呢？
在这个社团中，不同层级的人都要发誓，誓言冗长。这些誓言成为我们了解社团最可靠的证据。誓言中最核心的一段话如下：
我发誓，我要在我的心中，对我的祖国的暴君、他们的帮凶以及与他们有着同样思想的同伙，永怀刻骨的仇恨。我要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方式，打击他们，彻底消灭他们。
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民族”“祖国”“自由”是反复出现的词汇。社团的会员被称为“希腊人”，社团不允许外国人加入。社团的宗旨是实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复兴”。正如此前的《宪法》，这个社团的很多办事程序、协议草案以及秘密，都没有保存下来，即便在其秘密存在的时期，那些东西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31
社团的会员并不多，但其重要性远不是其会员数量可以代表的。据推测，截至1820年年中，它的会员只有700人，到希腊革命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增长到2000～3000人。一份不完整的档案里记录了1000多个会员的名字。在那些会员中，只有一个会员是农民。所以，这个社团所开展的根本不是一个大众运动。32尽管如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组织，而且致力于革命。
这个社团的本质从某些方面看是矛盾的。它精心设计的所有神秘机关，就是让入会人员相信自己进入了一个等级结构。上升的层级越高，就越神秘。最大的秘密只有几个被选中的人才知晓，掌握了这些秘密，就意味着进入了最高统治者阶层。这样一种机制并不是要保护这几个难以企及的社团领导人的身份，而是要掩饰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是如何低下，这才是整个秘密社团机器的真正目的。秘密社团的真实结构不是从上至下的，而是从下至上的，其煽动者来自刚刚兴起的商业中层阶级，没有一个人在现实生活的商业圈里占据显赫的位置。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组织秘密社团、招募会员方面是成功的，其中一多半的会员是商人，会员还包括医生、老师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会员甚至还有地主、教会神职人员等。
这样一来，社团最顶端的一个职位就是空缺的。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一位众望所归的高层领导人能够在关键时刻统领全局。社团核心圈的人距离这个位置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都不能胜任，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位有望接替这个职位的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人是科孚公爵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他在1816年被提拔，担任沙皇的外交大臣之一。社团的会员都笃信，卡波迪斯特里斯就是他们的隐匿的、不得不承认的领袖。但在反复劝说下，卡波迪斯特里斯还是不想与社团有任何瓜葛。不过，在很久以后谈到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卡波迪斯特里斯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成为希腊人，然后再缔造希腊。”33
就其本身来说，这个社团的存在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征兆，而不是一个事业。那个时候，欧洲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的建立，都是由对1815年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和安排的不满意引发的。矛盾激化之下，革命就爆发了，先是发生于1820年1月的西班牙，接着发生于同年6月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那不勒斯，然后发生于1821年的撒丁岛和皮埃蒙特。但是，这些革命都是由要求政治改革的“立宪主义者”推动的和平暴动，而不是秘密社团策划的全面战争。所以，这些革命必将是短命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性变化要等到1848年以后。
那么，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带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不久以后希腊革命得以成功？在那些地区，有人也许会认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其实，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中央集权已得到稳步加强，尽管很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来了，又走了。拿破仑和他的征服也是如此。对很多东正教徒来说，自由的诱惑与魅力一定就像1798年《慈父指南》所警告的那样虚无缥缈。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永远地被改变了。比如，这片土地再也没有稳定的状态了，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片土地在过去的50多年，一直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变革。拿破仑战争的不确定性只是进一步增强了不确定性的幅度和水平。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人们开始反思。曾经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燃烧起来的热情可能已经消失，但是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开始以“希腊人”的身份思考自身。1803年，科拉伊斯在巴黎撰写的《希腊文明现状论》已经证明了希腊船主和船长用他们的古代英雄的名字来命名船只的新习惯。个人在起名时，也是如此。人们在传统的教名之外，再起一个古希腊的名字，也是这个新习惯的标志。
思想意识的巨大转变正在发生。这个转变不可能是统一的。比如，在有些地方，很多人几乎没受到任何影响，其他人则拒绝思想转变。在那些拥护思想转变的人中，最积极的是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人以及可以与外界进行商业交往并走南闯北的人。这个新的、初步的、分布不均衡的“希腊”身份认同意识本身，未能使18世纪处于分散状态的社区在19世纪的前10年变得更加团结一致。如果这中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新的思考方式让它们变得更加分散。但是，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区多么努力地试图适应这种思想转变，思想变革仍然不可期待。
这并不是说思想意识的变革就足以引发一场革命。当然，没有几个人会急切地希望发生那种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科拉伊斯和卡波迪斯特里斯等渐进主义者就是这样教导大家的。即便在发生敌对冲突以后，有人也依然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可以不通过革命就能实现希腊自治政府的目标。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呢？为什么一旦发生就是爆发呢？1815—1821年发生了3件本来不需要发生的事情。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关联的。不过，这3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会引爆一切。
第一件事情是长期的，是经济方面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掌握在奥斯曼帝国欧洲行省东正教徒手里的船运和跨越大陆的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好。随着战争的结束，属于西方国家的商船开始回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实行保护主义。在这样的政策下，不论在奥斯曼帝国，还是在国外，希腊的商业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将这种情况类比为今天的希腊经济危机。34有些外国旅行者也注意到了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多家庭的两三代人已经习惯了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好日子消失了。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生活预期。在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人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儿子要比爸爸的日子过得好，女儿要比妈妈嫁得好。最坏的情况是，贫困可能随时而至。你能希望的最好情形就是把握好你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有些人来说）戛然而止。那些有财富的、有信念的、有才华的人猛然发现自己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直潜伏的。1820年春天发生了两件事情，它们共同将经济衰退和人们的绝望推向了暴力。阿里是爱奥尼亚群岛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帕夏，他公然站出来反对奥斯曼帝国。4月24日，这个社团的高层发现了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