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机（2004年至今）
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行，几个月前泛希社运向其政敌新民主党的顺利交接以及塞浦路斯30年分裂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解决，2004年的希腊人踌躇满志，向往极其美好的未来。加入欧盟，进入欧元区，不论在外部安全方面，还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方面，都给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希腊族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保证。未来只会变得更加光明。
有一段时间的形势的确看起来很光明。
希腊新的中右政府没有思想包袱，没有需要实施的具体项目，没有需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没有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毕竟，该做的，希腊都做到了。新总理的名字已家喻户晓——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包袱，除了他有一个与他同名的更有名的叔叔。除了在两党制的国家里，两个党派都是由其创立者的后裔来领导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的执政风格在各种描述里都是宽松随意的，甚至被政敌批评为懒政怠政。政府高层表现出来的某种形式的不作为，被看作新民主党5年统治的典型特征，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2009年。西米蒂斯政府启动的改革被悄无声息地放弃了。“买”选票的做法（如在大选年宣布税收减免）是从20世纪80年代“民粹主义10年”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执政时期开始的，现在则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据说，这一做法在卡拉曼利斯2007年“用类似的方式取得连任”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便如此，在进入新民主党执政第二任期的一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希腊的各项经济指标一如4年前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自21世纪以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增长4%的态势。1
问题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中显露出来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于2007年在美国爆发，到了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破产而达到顶峰。但是，不管是希腊本身还是希腊的银行，都没有直接形成导致全球银行业处于崩溃边缘的高风险性特征。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与希腊擦肩而过，不过只是看起来擦肩而过。
2008年12月，希腊的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自我反省，其文章有指控，也有反指控，还有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进行自我反省有几方面的原因，它们都可以在国内找到。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希腊的危机也可以追溯到前一年的夏天，但这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2007年8—9月，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死了68个人，烧毁了大面积的林地。这是受希腊气候影响的季节性灾难，每年都会发生。不过，另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指出大火是人为造成的。2007年的大火比往常严重得多。特别是在9月的大选之后，很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对火势施加控制。全国土地登记项目是由卡波迪斯特里斯在1828年启动的，当时还没有完成，这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到一些说法上，即森林大火的背后有投机者，有主谋，他们非法烧毁了森林，其目的是大发横财。
到了2008年秋天，希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丑闻，这让任何一个执政3年多的政府都难以置身事外，其中一个丑闻涉及文化部一名高级官员的怪异自杀行为。更大的丑闻是，政府的部长们与阿陀斯山瓦托佩蒂修道院有权钱交易。这个修道院是东正教的圣山，是一个自治机构。这个丑闻迫使卡拉曼利斯的左膀右臂塞奥多洛斯·鲁索普洛斯在2008年10月这个关键的时刻递交了辞呈。从那以后，“政府好像放任自流了”。2
自从1974年实现民主过渡以来，希腊，特别是雅典，总是潜伏着一股暴力街头抗议的暗流。这种暴力行为在传统上被看作“雅典理工大学风暴”遗产的一部分，暴力实施者通常会声称自己的行动所秉承的是1973年11月占领雅典理工大学的学生的精神。到了2008年秋天，无政府主义者穿着帽衫、带着汽油弹走上街头，他们走向雅典市中心伊格萨基亚区的大街，那里靠近国家考古博物馆。几年来，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和警察之间的夜战几乎已变成一种消遣形式。这种被仪式化的冲突是一种非正规武装生活的离奇重演，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则，但双方都心照不宣，知道暴力游戏可以玩到什么程度。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或希腊革命的时代，法律管不到大山深处，那些非正规武装就在那里无法无天地厮杀，打得你死我活。非正规武装就是土匪，其首脑从来不认国王，只认自己，这样的示范样板从未完全消失。
后来，在2008年12月6日的夜里，这些不成文的规矩被打破了。那天夜里，在对立冲突中，一个15岁的学生在伊格萨基亚广场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而死者和穿着巴拉克拉法帽衫的暴徒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事件激起了公愤，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雅典市中心挤满了愤怒的游行示威者，有些是暴力分子。不同寻常的是，游行示威在全国蔓延，几乎影响到每一个城镇。公众已经对警察失去了信任，因此警察无法执法。商店被抢劫和烧毁，汽车被掀翻和点燃。低水平的恐怖主义再次回到雅典，对财产和警察的武装攻击也出现了。
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当时把此类事件解释为“在一连串的体制、社会和道德危机所构陷的社会中受虚幻推动的、支离破碎的爆发”，而且这比将要来临的更大的“危机”的第一波冲击，早了好几个月。这位历史学家继续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认为其代表“民族标准、理性主义和相互尊重这些品质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衰败”。另一位在若干年后著书立说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起义”的任何一方都缺乏连贯一致的或共同明确的要求。尤其让人惊讶的是，政治左派遭遇了完全的失败，既没有从此类事件中获得任何政治资本，也没有从这种“抗争”中获得领导权。3这个迹象表明20世纪40—80年代，将希腊人分开的那道旧裂痕真的已经转移了。2008年12月，雅典的街头明显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但是，很少有人在那个时候预测下一道裂痕会在哪里显现，更没有人预测在未来10年将希腊社会撕裂的力量的本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