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政治
乔治一世掌管国家的前途命运那么长时间，而且在任期间没有像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国王那样出现任何大的君臣争斗或政权分裂，但是，这样的一位国王竟然很少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现在留存的只有一本他的传记，而且还是100多年前的传记。后人很难评价他的个性，如果后人从留存的他的几封私人信件来判断，那么他可能有点儿平淡无奇。3但是，乔治一世既不是一个空头傀儡，也不是一个独裁统治者。从一开始，他就接受了奥托一直抵制的宪法对王权的限制。但是，他保留了任命政府部长和首相的权力。乔治一世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似乎总是能够不显山露水地把握着“国家之舟”行驶的船舵。他于1867年迎娶了沙皇的侄女奥尔加女大公，确保了王后及未来的继承人将像臣民一样信仰东正教。这样做就一下子解除了困扰前任国王统治的烦恼。从那以后，在王朝关系上，这位希腊国王与希腊的三个保护国中的两个强国的统治家族建立了联系，与奥托总是与这些强国剑拔弩张相比，乔治一世获得的稳定局面是让人艳羡不已的。虽然希腊的这位国王从来没有像那些让他在政令上签字的主要高级官员那样声名显赫，但他也从来不像后来的王位继承人那样引起过激烈争议。因此，我们很难说希腊在这半个世纪的成功和失败，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或归咎于管理这一切的唯一公众人物——国王的身上。
1864—1882年，希腊组建的政府不超过33个，其中几个“联合”政府没有说一不二的首脑。直到1875年，希腊才确定这样一个原则：组建政府的任务由在议会中享有多数支持的领导人负责。即便如此，这个原则并不常用于实践。政党是松散的团体，志趣相近的人组合在一起，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领导人。从希腊革命时起，这一特点就没怎么变过。19世纪70年代，希腊有4个党派，后来有5个党派。第一次出现像两党制那样的体制是在1880年以后，但那也和政党组织没有多大的关系，更多的是看两大对立党派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他们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主导希腊的政治图景，与更早的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一样。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大对立党派的领导人是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时期出现的那道旧裂纹的继承者和保存者。裂纹的这一边是开放的，希望加强与西方的交往；而那一边则是传统的，有着目空一切、自我满足的理想，希望向东方进行扩张。就希腊而言，这不仅源自政治，还源自家族裙带关系。
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是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妻子的侄子。马夫罗科扎托斯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领袖，在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中，积极推动与欧洲强国的合作，比任何人做的都多。特里库皮斯的父亲是斯拜里顿，在希腊革命期间及以后的长期政府任职中都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忠实支持者，他在伦敦还担任过希腊驻英国大使，长达10多年。特里库皮斯还用希腊语撰写了最权威的有关希腊革命史的书，书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伦敦撰写和出版的。特里库皮斯很像他的姑父马夫罗科扎托斯，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历，曾在他父亲担任大使的大使馆里担任秘书。在那个时代，裙带关系非常普遍，同时，靠此上位而能力总是不及的人也普遍存在。
赛奥佐罗斯·迪里吉安尼斯有一位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叔叔——卡内洛斯·德利吉安尼斯，他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位富有的地主，在希腊革命期间也颇有声望，曾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时他在19世纪20年代内战期间反对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现代化推进者。他们的姓氏在写法上有些不同，标志着两代之间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侄子姓氏中的“Dili”，听起来要比叔叔姓氏中的“Deli”更像古希腊人的姓氏。“Deli”是希腊姓氏中一个常见的前缀，来源于奥斯曼土耳其语。近年来，历史学家为特里库皮斯的事业和思想倾注的精力远远大于对他的政敌的关注。迪里吉安尼斯就像科莱特斯一样，具有很快赢得民众欢心的天赋。他可以轻易地激发听众的热情，其煽情的方式要比更具知识修养的特里库皮斯的方式更加自然，更远胜于之前的马夫罗科扎托斯。
在这两个人的言论和政治事业中，旧的裂纹的阴影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下半叶。但是这一次，意见分歧造成的颤动可以控制在议会系统之内。与以前和以后不同的是，这道旧的裂纹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分裂。议会政敌所领导的党派并没有根据思想意识站队，也没有置身于对事情的对立态度中。特里库皮斯往往被描述为“进步的”，而迪里吉安尼斯则被描述为“保守的”，但是两个人都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的追随者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迪里吉安尼斯被人引用最多的话是“只要是对手支持的，我都反对”。这反映了那个时候希腊党派体系的局限性。
所以，就当时而言，那道裂纹只是在表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和国王的个性以及他发挥宪法作用的方式有关。但是，不管怎样，在对希腊民族国家的本质和目的的认识上，这是一个难得的意见统一的时期。融合了“伟大理想”和新的历史叙事的理论体系在帕帕里戈普洛斯于1874年出版了第五卷《历史》后更加完善了。在乔治一世时代，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扩大疆域，尽最大可能把更多的地盘纳入边界以内。这一目标既作为适度和克制的最大底线反映在特里库皮斯的政策声明里，也反映在迪里吉安尼斯的更富挑战性和更加激进的语调中。1876年的东方危机期间，特里库皮斯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说：“希腊主义的国家思想就是要解放希腊的土地，建立包括全部希腊民族的统一的希腊国家。”4
现在，人们记得特里库皮斯，主要是因为他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富有远见的投入，比如，道路、铁路、港口、科林斯运河等，以及他将工业化引进到一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今天，人们对他的这一遗产表达的最直观的敬意，是那座长3公里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它优雅地横跨科林斯海湾的入口，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西北部的道路网络连接起来，是在2004年建成通车的。但是，在21世纪，所有国内扩张的目的都是为国外扩张搭建一个跳板，这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希腊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
在1864年和平地将爱奥尼亚群岛纳入本国版图以后，希腊在19世纪末以前进行的新的领土扩张的机会应该不少于4次。历史学家往往会夸大希腊政客在这些关键时刻犯下的错误。但是，希腊政客面对的困难是很大的，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困难关系到他们当时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能提供多少真知灼见以及后来的希腊政府（学会）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式。
在这些困难中，有些是希腊政客们已经熟悉的。欧洲强国的保护一方面确保了希腊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希腊对另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侵犯。创立国家军队本来是为了恢复国内秩序，现在却废黜了一位国王，军队规划建设从来就不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希腊这个国家资源贫瘠。即便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强行重组以后，希腊依然深陷债务。奥斯曼帝国虽然是“欧洲病夫”，但也许病得并不是那么厉害，反而比希腊大得多、强得多，从三面环伺着这个小王国。
不过，最大的困难是那些新出现的困难，因为它们来自完全意料不到的领域。希腊自1830年以来取得的一切成就，现在被整个欧洲大陆效仿。以民族为界限的国家主义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尽管政客们依然在口头上对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建立的欧洲协调机制表示尊重，但是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人们在19世纪下半叶更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权力平衡”。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各自进行的“统一”活动永远地改变了欧洲的地图。随着普鲁士在军事上击败奥地利和法国，新的德国在1871年横空出世，成为另外一个欧洲强国。一切皆有可能。自从普鲁士人在1871年元月进入巴黎以后，这个新的野心勃勃的民族国家的任何要求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这些事不仅发生在西方。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中，已经赢得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民族，越来越多地以自己定义及治理的方式逐渐向民族国家靠拢。1829年以来，塞尔维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859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多瑙河流域的公国也开始自治，采用了新的名字“罗马尼亚”。在争取独立的人群中，最大的群体是巴尔干山区和黑海内陆地区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他们开始以保加利亚人的身份要求得到承认，组建自治政府。
在19世纪60年代，希腊是东南欧唯一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但是其他的国家正在效仿它的路子。希腊现在面对的国家对手，大多在20世纪获得独立，它们的起步时间则是19世纪。如果要追溯巴尔干人的“巴尔干化”，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会早于19世纪中叶。5
面临这种态势，第一个受害者是东正教联邦。东正教基督世界的精神和文化都在1821年的革命浪潮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同年的报复中遭受了严重打击。1833年以后，这个联邦出现分裂，希腊单方面采取行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现在则有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1860年，君士坦丁堡中说保加利亚语的人也提出建立自己的教会。对基督教会的管理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的影响在10年后则显得非常大。1870年3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教会——保加利亚督主教会。为了报复，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两年后开除了保加利亚督主教会的基督徒。新的、尖锐的宗教对抗因此上演。
保加利亚人并不是唯一的案例。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建立的罗马尼亚公国通过使用瓦拉几亚语积极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从此开始称呼公民为罗马尼亚人。曾经在18世纪统治过瓦拉几亚与摩尔多瓦100年的接受希腊教育的精英阶层，现在变为压迫者，他们因为与当地人离得更近，接触得更多，所以遭受的憎恨比奥斯曼人还要多。如果正如里加斯·维莱斯汀利斯和其他人设想的那样，东正教联邦整合成一种政治势力并在决定整个地区的前途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可能性在19世纪60年代就彻底消失了。
正在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俄国的态度。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俄国精英在民族问题上有了新的视角，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列夫·托尔斯泰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是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完成的，这本书将那个时代的态度变化投射到了更早的时候。俄国的国家政策（也被称为“公共同情心”）不再支持东欧的信仰东正教的信徒，而是支持那些说斯拉夫语的人。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应运而生。就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为俄国党的生存提供30多年滋养的希腊民众舆论和政治生活很快就不再有什么大的影响了。俄国现在支持的是希腊的对手，而希腊还没有真正面对这些新对手。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唯一的敌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希腊的公民和政治领导人同心协力决定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一个更像是三维立体国际象棋的规则，这让事情的实施难度变得更大了。
第一个机会出现在1866年。那年9月，克里特国民议会单方面宣布克里特加入希腊，与希腊实现统一。19世纪，在奥斯曼帝国所有的欧洲行省中，克里特是最不稳定的。这个岛上的东正教徒在1821年的革命之初，就差一点儿实现了统一。他们在1841年再一次造反，最近的一次造反是在1858年。与其他现代革命不同，克里特在19世纪掀起的不下于7次的革命所奋斗的目标不是自治，或自决，而是合并，实现与希腊的统一。克里特的诉求将希腊政府置于艰难的境地。希腊这一次依然延续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做派，蒙上了一块保持中立的遮羞布。但同时，在其后的3年里，希腊的舰船冲破奥斯曼人的封锁，将志愿者和武器弹药运送到克里特岛，将因战事而导致的无家可归的逃难者从克里特岛运出来。
19世纪，希腊非正规武装多次到境外参战，出兵克里特岛仅是其中的一次。在这些人中，一些人是希腊公民，另一些人则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这样的战争是秘密进行的，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即便在希腊国内，也是有争论的。所以，这样做往往导致国内土匪的暴乱，同时也显示了让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希腊政府依然不能对自己国土上的军队进行统一、绝对的领导。惨剧终于在国内发生，那是在克里特岛暴乱结束一年后的1870年，一支来自英国的贵族旅行队伍在距离雅典仅几英里的地方被土匪抢劫，有几位贵族被杀害，这事骇人听闻。从另一方面看，希腊革命初期的几场战役的胜利，是这些非正规的武装游击队赢得的。直到19世纪末，希腊政府和民众对这些非正规武装的态度都充满着矛盾。
克里特叛乱发生以后，欧洲强国一如既往地介入进来。俄国依然处于向其后期政策泛斯拉夫主义转型的时期，所以有一段时间，它是鼓励暴乱的，看起来也支持希腊王国的愿望。在19世纪，希腊第一次且唯一一次在与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地位的巴尔干邻邦建立联盟方面，进行了很认真的尝试，取得的具体成果只有一项，那就是与塞尔维亚签署条约，内容是不管哪方反抗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都给予支持。这个条约注定是短命的，在解决现在称之为“克里特问题”的难题方面也无法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联盟的形成本身就显示了东南欧政治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希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根据自己的意愿承认其他国家的存在，它的国际关系不再仅仅限于与欧洲强国之间的周旋。先后独立的国家可以在“后院”磋商，互助互利。不过，这种可能性要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
这次叛乱在所有克里特叛乱中是最惨烈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一直持续到1869年年初。那个时候，奥斯曼人已经重新占了上风。欧洲强国再次召集会议，带来了解决方案，从而及时避免了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但丢人的是，希腊政府被排除在这次会议之外，除了接受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确定的条款，别无选择。比起1841年和1854年，这次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希腊扩张领土的第二个机会，差不多在10年之后降临。那时，政局的复杂状况变得更具挑战性。新的东方危机的最早征兆出现于1875年。那年夏天，在巴尔干半岛与希腊对着的另一边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地方性的暴乱。1876年5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同时，保加利亚行省也发生叛乱。在第一轮的对峙中，奥斯曼人获得了胜利。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报复，引起了英国反对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等高层人士的不满，使之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政策。针对奥斯曼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残暴，英国人对基督徒也采用了暴力手段。针对这一点，希腊内部出现很大分歧。
作为共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这些敢于蔑视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而创立自己教会的保加利亚人，从传统的敌手那里争取自由，这应该得到支持吗？或者，那些保加利亚人是否像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也对希腊和希腊的利益构成了同样的威胁？
1877年4月，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大力捍卫斯拉夫的权利，这是它以前从来没有为希腊做过的。在雅典，秘密社团和公开的委员会再次兴起。很多奥斯曼帝国行省中的希腊领事开始贮备武器弹药，并将其提供给当地信仰基督教的武装分子。志愿者和土匪（两者之间的区别经常不明显）再一次跨过希腊北边的边界，加入俄国人的阵营，攻击奥斯曼帝国的后方。到了1878年年初，即便一向谨慎的乔治一世也考虑发动战争，而且在雅典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希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征兵。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目的，不是帮助有着共同基督教信仰的教友，不管他们是俄国人还是保加利亚人，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及不可避免的和平会议进行分赃以前尽可能多地获取奥斯曼人的土地。
1878年2月初，一支25000多人的希腊军队跨过边境，进入色萨利，只是发现俄国人和奥斯曼人的仗已经打完了。俄国人再一次逼近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恳求和平。希腊军队被紧急召回，没有放一枪一弹。在其他地方，比如，色萨利、马其顿甚至是克里特，希腊志愿者和游击队参加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其间得到雅典城的非官方委员会的支持和煽动。
与战争一样，后来的和平几乎是乱作一团。《圣斯特法诺条约》创建了一个新的、面积很大的保加利亚公国，但是希腊和塞尔维亚什么都没有得到。条约的名字来自君士坦丁堡一个区域的名字。这一次，新的欧洲强国——德国出来说话了。德国国王的外交大臣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首都召集了一个会议。1878年7月的这次柏林会议对原来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进行了修正，条约确定了以后20年东南欧的政治走向。保加利亚的地盘被肢解，分割成两个不同的公国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这两个公国都没有完全独立。为了认可既成事实，条约同意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国家独立。条约承诺，希腊拥有其原边界以北的土地。这次柏林会议还产生了两个副产品，它们都在以后引发了反响：一个副产品是奥匈帝国有权占有和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另一个副产品是双边协议让奥斯曼帝国赋予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同样的权利。
给希腊的领土的承诺要等到3年以后兑现，因此这一兑现将会大打折扣，而且柏林又举行了新一轮磋商，乔治一世在国内还进行了第二次征兵动员，从而给在前方进行外交磋商的首相提供支持，直到奥斯曼人最终签署协议。参加外交谈判的首相是一向反对战争的特里库皮斯。1881年7月2日，领土问题得以解决，希腊获得了21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位于色萨利和伊庇鲁斯南部。因为这次领土扩张，希腊的肩上首次扛上了管理相当多的穆斯林人口的担子。色萨利是希腊王国19世纪获得的第二块、也是最后一块土地。第一块土地是爱奥尼亚群岛。而色萨利是希腊北部的一块新土地，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的，不是通过战争抢来的，尽管争夺过程非常艰难。
年轻的希腊王国在学习，也在成长。19世纪80年代初，它获得了新的领土，但也增加了新的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敌人是新成立的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的背后站着强大的俄国。突然之间，欧洲强国让“欧洲病夫”活着的政策好像不再那么强势了。因此，如果奥斯曼帝国崩塌以及被一个敌对的东正教国家强力接管，那么奥斯曼帝国中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应该怎么办？在1860年以前，这个问题会显得不可理解。而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紧迫。
保加利亚人为希腊人打开了通向第三个机会的道路。1885年9月，普罗夫迪夫发生了一场革命，单方面将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这两个不同的公国都纳入索非亚政府的控制之下。塞尔维亚和希腊都把此看作一个威胁。但是希腊这一次没能与保加利亚共享边界，因为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处于两者之间。所以，采取行动的是塞尔维亚，它与保加利亚一样都是斯拉夫国家，只是在行动中被保加利亚彻底打败了。在希腊，迪里吉安尼斯刚刚上台，就发现掉入了被自己滔滔雄辩燃起的战争热情的陷阱。随着敌对状态的减弱，保加利亚和东罗美利亚已经完成了实质性的统一，就差名义上的认可了。迪里吉安尼斯不甘心，竭力想从奥斯曼人那里抢夺土地，以补偿自己。但是，当希腊的军队开到边境前线的时候，迪里吉安尼斯发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部队撤不回来了，这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托国王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两个老牌强国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海军，两个欧洲新贵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1886年5月和6月封锁希腊30天。这一次，希腊注定得不到什么好处。迪里吉安尼斯被迫将政府交给他的死对头特里库皮斯。
19世纪，希腊王国扩张的最后一个机会是在1897年。不过那个时候，特里库皮斯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和军队扩张规划让希腊濒临破产。我们在讨论希腊世纪末如过山车般的胜利和灾难之前，还是先把眼光放远一点儿，看看国家边境以外的地方，探索一下这个国家更广阔的前景，因为希腊国内的很多人当时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