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武器

2025年09月26日

版权

拿起武器

土耳其革命后不到3个月，不祥迹象就出现了。在奥斯曼帝国的边缘，有些人正等着利用新国家成立所带来的机会。1908年10月5日，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一夜之间，费尔南德王子从苏丹名义上的一个臣民成为“全保加利亚人的沙皇”，这个头衔与希腊的乔治一世的头衔，有着同样的含义，很明显是为了一争高下。第二天，奥匈帝国单方面宣布，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纳入自己的版图。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行省从1878年《柏林条约》以后就一直由奥匈帝国管辖，但是在正式的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些行动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第一波新的东方危机，在随后的几年里撕碎了那份实行了30年的条约，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克里特来说，这个突然到来的时刻太好了，其绝对不能错过。对维尼泽洛斯和地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土耳其革命在理论上可能对希腊的利益有好处，但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对希腊的利益没有好处。对于克里特的未来与希腊王国休戚相关，他们从未表示过任何怀疑。保加利亚宜布独立后没几天，克里特地方政府再一次宣布与希腊统一。庆祝活动在首府哈尼亚举行。现代评估以及当时的人所做的一些评估表明，如果希腊政府推动这一事件，那么可能在1908年就把克里特纳入自己的版图了。但是，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当时的希腊总理是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他来自科孚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为人谨慎，所以把此事交给了欧洲强国来处理。因此，克里特的状况又持续了好几年。

这一切进展对奥斯曼帝国的声誉造成了伤害。那个时候，帝国内新的统治者掌握权力的能力还很脆弱。这种脆弱在几个月后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09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反动集团不仅轻易推翻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还全面恢复了苏丹的权力，宣布国家回到1839年前的伊斯兰教法之中。这是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倒退。首都爆发的这次暴力冲突持续了10天，最终以青年土耳其党重新掌权而结束。这一次，苏丹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傀儡人物。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人巩固了他们对帝国的控制权。但是，1909年4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件第一次显示了帝国的大多数穆斯林臣民，特别是那些说土耳其语的人的意见的深度和广度。这些人（用现在的话说）是被改革进程“抛在后面”的人，大多被遗忘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一直被适应和“追赶”欧洲思想和欧洲强国的愿望推动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青年土耳其党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导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青年土耳其党所领导的政府几乎就像它的前任一样，变得独裁专制。同时，它在处理生活在国内和国外的大量基督教徒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强硬态度。奥斯曼主义还没有让位于10年后才出现的土耳其国家主义。但是，不管一开始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希腊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在1908年革命爆发时产生的疑虑，很快就会得到证实。青年土耳其党的奥斯曼主义越来越认同伊斯兰教和土耳其的语言。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奥斯曼帝国内外的基督徒越是强调自己的民族权利和主张，说土耳其语言的穆斯林领导人越是打压他们。执政党越是变得土耳其化和伊斯兰化，就越是疏远说其他语言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这让民族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更宽了。

同时，希腊也发出声音，呼吁实现自己版本的复兴。1908年10月，雅典日报《卫报》敢说敢言的编辑夫拉西斯·加夫瑞里迪斯在一系列社论中呼吁进行“和平革命”。可能也是在10月，一群低阶军官开始在雅典秘密集会，密谋效仿青年土耳其党进行自己的革命。21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对于国家没有实现与克里特统一的不满，为这些革命计划的实施增加了推动力。经济困境是短期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此感受很深。反抗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政府最高层领导的反应让人错愕，更让人情绪低落。希腊总理塞奥托卡斯竭力逃避责任，在1909年3月底提出辞职，终于在7月卸任。这个时候，新的克里特危机正在酝酿。根据安排，最后一支国际维和分队将撤离克里特岛，对于以后的和平如何维持，政府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于是，希腊实现与克里特岛的统一有了新的可能。不过，此时已经让政府恢复稳定的青年土耳其党不可能等闲视之。希腊反对派领袖迪米特利亚斯·拉里斯经过几天的考虑接受了国王的命令，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掌权的政府，但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乔治一世看起来也一反常态，好像准备随时放弃一切。自从1897年革命失败后，他的人气一直没有恢复。他的儿子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一事，遭到公开批评。乔治一世深感大臣都在应付他，欧洲强国在克里特问题上也不支持他，所以向英国驻希腊大使吐露了要逊位的想法——带着所有的家人，“横下心走了，再也不回来”。228月，王宫里的这些传言被泄露给新闻媒体。到了这个时候，希腊底层军官的密谋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果不其然，英国的战舰再一次出现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形势像是奥托国王最后日子的重现。在雅典，似乎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人们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是一切都乱作一团。

1909年8月，雅典要塞的初级军官走进了这个权力的真空，他们的密谋实际上从7月才真正开始。他们组成了军事联盟。在一位有着同样想法的日报编辑的机智联络下，他们很快就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这个联盟要求军队进行改革，公共服务实现大众化，不过联盟成员的身份一直都是秘密。即便政府屈服于压力要实行联盟所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很难完成的，因为执政者在议会里并不占多数，而且政府没有向军事联盟低头。

密谋者在公共假日圣母安息日采取了行动。在8月28日（根据当时希腊使用的日历，是8月15日）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雅典要塞中的大部分军官走出了城市，在许墨托斯山下的一个低矮的小山头古蒂的山顶上抢占了有利的位置。现在，这个地区是几家军队医院和雅典大学医学院的所在地。那个时候，这个小山头是战略要地，扼守着进出雅典、通向北方和东方的一条大道。在古蒂，军事联盟建立了一个加强营。加强营大约有3000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有着很强的作战实力。很快，来自北方基菲西亚的骑兵支队，加入了军事联盟的队伍。天未破晓，联盟就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拉里斯政府宣布下台，新政府宣誓就职，承诺满足军方的要求。在希腊，军方迫使政府更迭的情况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是，像古蒂事件一样，军方独自行动还是第一次。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完全成功的。从这些方面看，它与土耳其革命很相似，其支持者也会毫无疑问地将其称为一场“革命”。不过，与青年土耳其党相比，军事联盟的根底要浅得多，相对来说，它的要求是很有限的，而且主要与军队内部程序方面的问题有关。那些关于触及更大领域的大问题的要求都非常温和，而且大而化之，所以无关紧要。23就其本身来说，联盟除了推翻了一个政府，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其推翻的政府在民主合法性上有问题，而新上任的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则更大。这次政变成为一个例子，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被多次效仿。不到几个月，这次政变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其依然策划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成为其最后的遗产。正是在军事联盟的邀请下，一个新的人物、一个全新的政府开始主导希腊王国的政治生活。

即便是在今天，对埃莱夫塞里奥斯·维尼泽洛斯的影响的判定在希腊依然会引起很大的分歧。没有任何一位希腊政治家能像他一样从欧洲强国那里赢得那么多的尊重。可能除了卡波迪斯特里斯以外，没有任何一位希腊政治家能在希腊民众中获得毁誉参半的评价，支持者和反对者界限分明，旗鼓相当。不管人们爱戴他还是憎恶他，维尼泽洛斯在永久性改变希腊的地理版图方面比任何人做得都多。但是，被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人的思想和整个思维方式与以前也不一样了。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变化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维尼泽洛斯是一个谜，他没有留下任何日记或其他私人文字，人们无从了解他的思想和动机是如何发展的。作为一位政治家，他集成了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外交智慧和耐心以及科莱特斯或迪里吉安尼斯的公众魅力。他的政敌向别人抱怨的他的鲁莽、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战略家的实用主义。那么，他的一生应该被写成圣徒传了，因为人们几乎以宗教般的虔诚将维尼泽洛斯奉为预言家和国家的救世主。如果不是有些小肚鸡肠的人嫉妒他，那么他那些经过深入思考而制订的计划会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取得胜利。不管今天的人如何评价他的贡献，有一个事实是，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社会是分为两极的，那就是“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和“反对维尼泽洛斯的人”。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与之前的马夫罗科扎托斯和卡波迪斯特里斯不同，维尼泽洛斯既是一名希腊人，也是一名外来者。他来自克里特，他的上任标志着一个更宽泛意义上的、遥远的民族掌握了国家的运转。对此，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即便有军队联盟的支持和乔治一世勉强的默许，维尼泽洛斯的上台执政之旅依然显得有点儿横行霸道。他第一次在雅典与军队联盟的军官和政客们的协商是秘密进行的，不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访谈中，维尼泽洛斯断然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被军队联盟邀请到雅典来商讨担任未来总理的事。24在那样的形势下，他在雅典只停留了3周，但是他在雅典停留后，后来的计划都被安排好了，好像是遵照他的意愿制订的。解决导致政变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对宪法进行彻底修正。新的制宪大会在选举之前，需要组建一个临时政府，同时解散军队联盟。

所有这一切都如愿发生了，只是进展很缓慢。制宪大会议员选举会议一直拖到1910年8月才召开，并替代议会。会议期间，维尼泽洛斯不在雅典，他先去了克里特，后去瑞士度假。但他的名字出现在包括首都在内的那个选区的选票上。最后，他的票数高居榜首，当选议员。新的制宪大会在9月14日首次召开。4天后，维尼泽洛斯乘坐一艘特制的轮船离开比雷埃夫斯港口，直抵雅典中心，在锡塔玛广场向大约一万名群众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希腊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对新的制宪大会清晰明确的职权范围进行了深奥分析。这就是他的演讲口才和个人魅力的力量，维尼泽洛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一个月后，这位从克里特来的政客走马上任，担任希腊总理。

在制宪大会中，支持维尼泽洛斯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基本上各占一半，这位新总理能否控制其中的多数人还是一个未知数。被任命为总理一周后，维尼泽洛斯说服国王解散现有的制宪大会，在12月11日进行一次新的议员选举，组建所谓的“修正的国民议会”。选举前三周，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是维尼泽洛斯成立了他自己的政党，二是现有的、在前一个议会中占有半数以上议员席位的3个党派决定联合抵制新的议员选举。

选举的结果无须多说。这被称为“宪法政变”和“议会专制”。25维尼泽洛斯新创建的自由党几乎完全采用了他在克里特领导的同名党派的运作模式。于是，自由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地方党组织，第一次将纪律严明、结构有序的党派引入了希腊政治之中。自由党的控制权紧紧地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维尼泽洛斯在全国强化他的权力基础。在权力的对立一方，其他党派对选举的抵制成为希腊议会政治中几个重大行动的先声，不过这个抵制行动注定会事与愿违。这3个抵制党派的领导人到底要通过抵制行动达到什么目的，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从技术上说，维尼泽洛斯要求解散制宪大会并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这违反了1864年宪法的规定。这是因为制宪大会与正常的议会不一样，除非自己做出解散决定，否则是不能被解散的。但是，抵制选举永远也不能废除曾经做过的事。

1910年12月11日的选举使维尼泽洛斯以压倒性的多数优势获得了权力，他可以授权监督“修正的国民议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宪法的修改以及其他的改革措施。此前，希腊已经出现了变革，只是变革还没有完全体现在法律条文上。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立法活动，对宪法的修正很快就完成了，其主要目的是精简政府机构，简化办事程序。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得到加强，但是宪法增加了新的条款，那就是在极端的例外情况下，他们的权利可能会被悬置。修宪的一个创新是第一次将一直争论不休的“语言问题”在正式的法律层面进行讨论。维尼泽洛斯赞同那些推进口语成为希腊官方语言的改革者，但是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面临劲敌的反对，他仍然允许这样的法律条款的存在：“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起草宪法和法律文本的语言，所有对语言的改变都是被禁止的。”26宪法和法律所用的语言被称为“净化语”。口语和“净化语”的正式分离一直持续到1976年，这可能是维尼泽洛斯几年后在希腊社会划开更深裂口的预兆，这个裂口的修复同样需要很长时间。

修正后的宪法在1911年6月生效。在随后的9个月里，“修正的国民议会”继续行使权力，而且现在已正式改组为一个正规的议会。在那段时间里，议会颁布了337部新法律，数量之多让人震惊。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关于规范政府程序的，还有一些是关于社会改革的，其中包括拆分色萨利的巨型农场等问题，在那些农场上劳作的农民看起来和农奴没有什么两样。那个地方是1881年进入希腊版图的，是农业生产率最高的省份，但不可思议的是，直到30年后，它才为国民经济贡献了收入。监狱的条件和司法的程序得到改善，工会的地位得到承认，对劳动中的妇女和童工的剥削受到了限制。

维尼泽洛斯上台后的18个月里所取得的多数成绩，可以归因于他的个人能力和激烈的政治竞争。到1912年3月新议会选举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有了盈余，这是一个现在还不能得到完全解释的不小的奇迹。政府终于有钱投入建设19世纪80年代特里库皮斯时代确定的军事和民用项目了。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军事小组来完善海军和陆军的组织结构以及装备设施。

如果从事后分析，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地将这一切归结于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就像维尼泽洛斯能够预知1912年要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一样。其实，不管是维尼泽洛斯所做的，还是他所建议的，都没有恩维尔帕夏和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采取的变革措施激进，更比不上一战后穆斯塔法·凯末尔推动的巨大变革。维尼泽洛斯在宪法和立法方面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正如他于1910年在雅典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中所说的，都是在修正的精神上进行的。在推动国家基础设施、经济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为“伟大理想”奋斗的进程中，他所做的完全是实施特里库皮斯30年前确定的项目。维尼泽洛斯上台初期的成就是理顺政府机制，让事情得到处理，然后再进行机制改革。如果说维尼泽洛斯有什么“愿景”，那就是希腊从前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在1897年失败后变得黯淡无光，但是并没有被放弃。尽管这个愿景已少了一些诉求，但其在1912年遭受的争议并不比15年前多，更不会造成分裂。

那年3月议会选举的时候，不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希腊都比以往有更充分的准备。“老”党派认识到他们在上次选举抵制中的错误，再次参加了这次的选举。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机会了。维尼泽洛斯及其领导的自由党包揽了所有的席位。新的议会授权和以前一样沉甸甸的，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对其合法性进行诽谤中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