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和重建
1922年以后对土耳其难民的安置，被称为“希腊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最大成就”，这是很公允的。2但是，与希腊国家将近200年里的其他成就一样，这个成就也是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取得的。协调国际救援行动的是成立不久的国联，具体事务由美国外交人员亨利·摩根索负责，这一工作持续了7年时间。洛桑会议的调停人是挪威前极地探险家弗里德约夫·南森，他是国联第一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联出面协商安排的外国贷款也很必要。再一次，希腊前方的路不只与希腊人有关。
1922—1925年，到底有多少难民来到希腊，这可能永远也没有人知道。最可靠的推测是130万～14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希腊原来人口的1/4。为了便于理解，如果我们以这个比例计算，就英国而言，2019年的移民人口就是1600万，是在3年时间里陆续消化吸收的。而就美国而言，这个数字就是8000万左右。洛桑会议规定，希腊新来的难民要把在希腊生活的大约1/3的穆斯林“换出去”，从而使得希腊净流入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根据1928年人口交换后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希腊，每5人就有1人是难民。3
希腊这个国家被改变了，这种改变不只是人口上的，还有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甚至还有体格上的。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萨洛尼卡等城市周围，涌现出一大批棚户区小镇。在马其顿、伊庇鲁斯、色雷斯、爱琴海北部和东部岛屿以及克里特等新国土以及希腊早在1881年就获得的色萨利，世世代代安居乐业的穆斯林家族和社群被迫离开，从而为新来的难民让位。多数点缀乡村风景以及在古老绘画和摄影中凸显萨洛尼卡天际线的宣礼塔被拆掉了，清真寺被改成仓库或电影院。据说，不论是当时还是从那以后，很少有希腊人对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穆斯林表示同情。在克里特，艺术史学家和小说家潘泰利斯·普雷韦拉基斯目睹了说希腊当地方言的“土耳其克里特人”被强制搬离的过程，并记录下来：
军人在土耳其人居住区的周围拉上了警戒线，控制了港口的入口，然后让土耳其人排成一列，依次上船……他们甚至因悲伤过度而昏厥过去……他们从家里走出来，穿着破旧的衣服，双手有着血污。妇女摘掉了她们的头巾。他们走在两排士兵之间，就像是被现场抓获的小偷，他们红着眼睛往边上看着曾经的家园，他们的嘴巴紧闭着，强抑着内心的悲伤。
几乎一个世纪以后，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在西安纳托利亚这个新的被安置的家园生活，保留了克里特方言以及一些克里特习俗。4
在希腊，所有的眼睛都关注着那些新来的难民的困境。摩根索大使描述了他于1923年11月在萨洛尼卡港口看到的司空见惯的场景：
我看到7000人挤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只能乘坐2000人的船上。他们像沙丁鱼一样在甲板上拥挤着，蠕动着，这简直是人类惨剧。他们在海上已经漂泊了4天，船上没有地方允许他们躺下睡一会儿。他们没有东西吃，无法上厕所。四天四夜里，他们一直站在空旷的甲板上，任凭秋雨浇淋，任凭夜风透骨，任凭艳阳暴晒。他们上岸的时候，眼窝深陷，衣衫褴褛，病容满面，浑身虱子，饥饿不堪，散发出恐怖难闻的屎尿味道，绝望地弯腰前行……5
这是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溃败以及士麦那大火一年多以后的情况。当时逃离士麦那、西安纳托利亚以及东色雷斯地区的难民的遭遇一定比这还要糟糕，其惨状可能无法想象。摩根索看到的是洛桑会议的决议正在实施时的情况，希腊人口从远东的疏散和撤离相对来说比较有秩序，他们不是直接从战场上被抓住并在威逼下逃难的。而且，这些船上还有些军人，他们是俘虏，在土耳其腹地的劳动营的残酷条件下幸存下来，终于等到《洛桑条约》的签署，在1923年7月敌对状态结束后最终被释放。
人们常言，这些难民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人力，对世界更宽阔的认识，更辛辣、更具异国情调的食物（最后一项肯定是真的）。这一切都为希腊带来了长远的利益。但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感觉绝不是如此。与很多不同历史危机中的多数移民一样，这些难民好不容易才适应新的家园。首先，迎接他们到来的是大量的恐惧和怀疑。1916年希腊内战期间，雅典城里第一次出现市民对那些逃离奥斯曼帝国迫害的人的谩骂。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谩骂的声音被放大了——新来的人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希腊人，而是“土耳其的杂种”，不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只不过是“在酸奶里浸洗了一下”。6
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有些人来自城镇，有些人是农民或牧民。很多人发现，他们被安置的地方是他们不适应的环境，比如，以前的城市居民被安排在农业地区，农民面对的是不熟悉的土壤、地形地势和气候。有些人是来自安纳托利亚腹地的东正教徒，说的不是希腊语，而是土耳其语。而希腊狂热者认为，来自黑海沿岸特拉比松附近地区的本都人说的方言，比其他语言都更接近古希腊语，但是其他地方的希腊人已经很难听懂这种方言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难民”已成为一个类别，被作为一个未同化的（巨大的）因素，在希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非常突出。比雷埃夫斯郊区的一个难民区，是希腊最为著名的难民区之一，后来以绰号“科基尼亚”进入了希腊神话，这个绰号直到今天都几乎让官方名字尼凯阿黯然失色。尼凯阿的名字源于《尼西亚信经》的诞生地尼西亚，就是今土耳其伊兹尼克。真正的同化可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完成。
其他族裔的人群尽管人数少得多，但在同化吸收方面更为困难。虽然人口交换使希腊免除了为大部分穆斯林寻找居住地的麻烦，但还是有少数穆斯林留在了希腊，他们生活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居住区，受到《洛桑条约》的保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居住区与希腊的其他地方割裂了。西色雷斯的穆斯林是希腊唯一被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其他没有通过人口交换而离开的穆斯林，有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恰梅里亚人，他们都生活在伊庇鲁斯。在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有（现在还有）瓦拉几亚人社区，他们是说与罗马尼亚语相似的语言的基督徒。希腊的好几个地方都有一些存在了几百年的犹太社区，那里的人说的是希腊语（这些人是拜占庭犹太人）。但是在萨洛尼卡，有个社区与犹太教保持着明显的身份认同，说的是源自西班牙语的一种语言，这个社区在20世纪20年代依然有5万多人。在20世纪20—30年代，马其顿还有很多从前归属于保加利亚教会而且依然说斯拉夫方言的人。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人数可能达到了25万，但是希腊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他们，他们被称为“斯拉夫马其顿人”。7
与1913—1923年相比，现在不愿意留在希腊的人少多了。但是这些依然生活在希腊的其他族裔的数量，一点儿不少于那些从种族上被认为是希腊人但又往往因为是“他者”而被鄙视的人的数量，在随后的20年里将遭遇很大的同化压力。8在国家和内涵更宽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几乎都被抹去以后，中央政府仍在努力同化其不同民族的国民。但即使同质性出现了，这也不是因为希腊政府，而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完全崩塌——一场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残酷的占领。当那个时刻到来，那些不同的民族多数会因为自身的不同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艰难的挑战，但20世纪20年代也有一些了不起的成就。难民得到了安置，与其他人一样，居者有其屋。经济开始复苏。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正在思想和观念激荡的熔炉里成长起来。其中一位是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他在下一个10年开始写作，在全景式的小说《阿耳戈号》中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大学里的青年学子。那些学子被称为“阿耳戈号英雄”，他们会为了每一个新的哲学、政治和艺术思想或运动进行充满激情的辩论，但是会深情凝重地、意志坚定地团结在所继承的“伟大名字”之下，并不辜负它。对这些年轻的男人以及少数的女人来说，现在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要让自己从贫瘠的过去中解脱，面朝大海，再一次追求精神生活，不再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伟大的祖先以及比他们祖先还晚出现的国外先贤，而是要当探索者，当征服者，当真正的希腊人。9
塞奥托卡斯在文章中回顾了这些极富创新的一代人成长的岁月。他们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而且体现在所有的艺术方面。在文学上，他们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代”，但是早在10年前，也就是在小亚细亚大溃败刚结束时，他们这个群体就孕育形成了。塞奥托卡斯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29年，以辩论的形式展现了希腊艺术的新时代。这本书的名字是《自由精神》，作者一开始想象自己在高空的飞机上俯视欧洲大陆。在这样的高度，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开始隐去。《自由精神》认为，尽管欧洲有种族的不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希腊人应该走出去，到大欧洲中实现自己的命运。小亚细亚大溃败已经吹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如欧洲其他国家在一战的创痛之后凤凰涅槃，希腊富有创新能量的年轻人应该抓住机会。塞奥托卡斯得出结论：“对勇敢的先锋探索者来说，时机成熟了。”10
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是塞奥托卡斯的朋友，他早期的一首诗摆脱了传统诗文创作的束缚，成为所在城市现代地平线上的一个象征符号。诗的名字是《辛格鲁大道（1930年）》，这让人想起那条宽阔的、笔直的大道。那条刚落成的大道将雅典市中心和法利罗海岸连接了起来，大道的名字来自君士坦丁堡银行家和慈善家安德烈亚斯·辛格罗斯。11这两位作家在幼年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其中塞菲里斯在士麦那，塞奥托卡斯在君士坦丁堡。两人在巴黎完成学业后都定居雅典。20世纪20年代末，奥德修斯·阿莱普德利斯还在巴黎，学习和吸收新兴起的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并翻译该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保罗·艾吕雅的诗作。阿莱普德利斯后来取笔名埃利蒂斯，一部分原因就是表达对艾吕雅的敬意。20世纪后半叶，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分别在1963年和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名字只是其中的著名的名字，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进入20世纪30年代，希腊前所未有地出版了大量的进行新思想和新技巧试验的诗集与小说，这在巴黎、伦敦和纽约引起了轰动（也常常引起愤怒）。其他的艺术领域也是这样。1925年，在巴黎和慕尼黑完成学业后，季米特里斯·皮基奥尼斯返回希腊，成为几十年来对希腊建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皮基奥尼斯最为人称颂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对围绕雅典卫城的矮坡的景观设计。在绘画领域，尼科科·吉基里亚科斯-吉卡斯，超现实主义画家尼科斯·恩戈诺普洛斯、扬尼斯·察鲁希斯和扬尼斯·莫拉利斯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作曲家尼科斯·斯卡尔科塔斯在德国艰难度日，在1933年回到希腊以前，他下定决心要走阿诺尔德·勋伯格倡导的音乐先锋派的路子。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在20世纪50年代最为人知的头衔是纽约交响乐团指挥，还是一名先锋作曲家，并在离开希腊去美国前走上了与勋伯格相似的音乐道路。这些艺术领域的创新者或早或晚都获得了国际认可，他们赢得国际荣誉的规模是任何一代希腊人都不能比拟的，空前绝后。
获得国际认可的不只是年轻人。尼科斯·卡赞扎基斯40多岁时，已经转向了共产主义，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苏联的游记。同时，他开始构思可能是后来出版的最长的诗，是他为荷马的《奥德赛》写的续集。与其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安杰洛斯·西凯利亚诺斯。1927年和1930年，他与他的美国妻子伊娃·帕尔默一起在德尔斐组织举办了古希腊戏剧节。戏剧演出的目的是重现古希腊戏剧曾经拥有的全部要素，将戏剧台词与音乐、舞蹈和舞台可视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古代剧院变成了一种超级现代的艺术形式。新的电影艺术媒介第一次用于拍摄在原始舞台场景下演出的古希腊戏剧。尽管没有马上引起其他地方的效仿，但是德尔斐戏剧节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蓬勃兴起的国际艺术节的先驱，特别是希腊雅典的阿迪库斯剧场和埃皮达鲁斯的剧场多次举办的艺术节的先驱。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希腊文化和知识生活中充满着青春的生机与活力，但是其政治阶层或政治体制中的情况不是这样，掌权的是年老的一代。大溃败后最初的几年里，正常的国家政权控制都实现不了，因为10年前的分裂在继续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