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自由
在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军队一直在希腊的北方镇压阿里帕夏的造反，希腊在南方的革命因此而受益。但是到了1822年1月，苏丹的军队进入了帕夏所在的首都约阿尼纳。阿里帕夏曾被拜伦爵士形容为经验老到的“穆斯林·波拿巴”，却也在2月5日被捕并被杀死。造反结束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投入到这场冲突中的大量军队现在可以用来解决希腊的问题了，而且已经全副武装地逼近了希腊人的家门。1822年7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集中大量兵力，对刚刚成立的希腊发动了第一次全面的反击。
奥斯曼帝国的一支部队从鲁梅里东部往南开进，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其目的是解救被困在科林斯和纳夫普利奥的奥斯曼要塞部队，并与他们合力征服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国家。另一支部队沿着平都斯山脉的西麓前进，其主要目标是贸易港口迈索隆吉翁。因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前年抵达希腊以后，就把他的活动集中在迈索隆吉翁。奥斯曼帝国被围困的前哨还有雷班托（今纳夫帕克托斯）以及鲁梅里城堡（今安提里奥），它们都需要解救。在这两场战役中，希腊军队的人数远远少于奥斯曼军队的人数。
在西边，奥斯曼军队的统帅已经替代阿里帕夏。奥默·维耶尼斯作为新的约阿尼纳帕夏，没有他的前任那样的雄心，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非常精明地攻击了造反的希腊人，利用了当地希腊人以及说阿尔巴尼亚语的武装人员或土匪的不断变化的忠诚。一场相对传统的对阵大战始于1822年7月16日。维耶尼斯的军队遇到了希腊的一支正规军，这支正规军是由西欧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志愿者组成的，指挥官正是马夫罗科扎托斯，战役发生在城外跨过阿尔塔河的一个叫佩塔的地方。这是一场歼灭战。外国志愿者严格坚持西方的军事训练原则，即没有总司令的命令，绝不行动一步，而当时总司令却不在场。那些非正规的部队，本来应该在山里打掩护，但是他们谁的命令也不听，听到枪响就跑得没影儿了。佩塔之战的溃败对于希腊革命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尤其可怕的是，它打击了已经抵达希腊参加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的士气。最为严重的是，这场失败对正常军事理论的整体概念的建立投下了阴影，将国家军队单一军事指挥的创建推迟了好几年。
在希腊的另一边，结果却是极大的不同。马哈穆德·德拉马利是奥斯曼帝国部队的司令，这支部队大约有20000人，其中包括8000名骑兵，它成功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里，抵抗这支部队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当地游击队“队长”率领的人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竟然能够将进攻者挡在了纳夫普利奥之外，然后在奥斯曼军队通过德凡纳基亚关隘往北撤退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伏击，击毙了大量人员。佩塔失败仅仅用时10天，这次胜利给游击队非正规的战术以及冷酷无情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尽管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包括现在已经星光黯淡的迪米特利亚斯，但是德凡纳基亚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科洛科特罗尼斯。不管是否有道理（芬利认为没有道理），这场胜利肯定提高了战役领导人在其他希腊人心中的政治地位。截至1822年夏末，在希腊东部的希腊人就不再面临大的军事威胁了。
确保希腊西翼的安全，需要更长的时间。在佩塔灾难以后的几个月里，马夫罗科扎托斯要通过守卫当地的主要城镇迈索隆吉翁来救赎自己。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忠心不改的军人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组合。在暴风雨和来自海德拉岛的船只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坚定信念，城镇守卫者在1823年1月6日成功地突破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围困。根据东正教历法，这一天正是圣诞节。这是希腊革命期间三个围困中的第一个，使得迈索隆吉翁这个名字在整个欧洲变得无人不晓。第一个围困的结束意味着，从1823年开始，刚刚站立起来的、危机四伏的希腊民族国家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这个喘息之机延续了整整两年，主要归功于革命起义者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当然，在这段时间，边境上依然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地方的边境都是有漏洞的。偏远的岛屿尤其薄弱。1824年夏天，普萨拉岛和卡索斯岛上的居民被全部消灭。同一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重新控制了克里特岛。但是，除了这几个特殊的情况，从1823年开始到1825年春天，叛乱不断的希腊依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
不过，这不是和平时期。现在的舞台就是让希腊人进行内部思考的。所有的人都会团结在“自由或死亡”的旗帜之下。但是希腊人既然已经赢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在未来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一个回答是基于启蒙主义思想的。马夫罗科扎托斯和那些像他一样思考的人坚定地推进中央政府的建立，设立现代的、进步的机构，推行法治和民主，所有这一切都在埃皮达鲁斯宪法中被奉为神圣（被芬利和其他人斥为一种“骗局”）。对这些人来说，任务是将那个期望变成现实。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称这个团伙的人为“现代化推进者”。与他们对立的是持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当地领导人，一般可统称为“军阀”。对科洛科特罗尼斯和马夫罗米查尔斯等人来说，自由就是绝对的自我独立，拒绝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权威。在他们的等级中，领导人是最强大的，是最有感召力的，领导人的话就是法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本地性的，或者最多是区域性的。他们对扩大冲突没有很大的兴趣，对鼓励外国干涉更没有兴趣。尽管他们期待俄国干预，但也不是完全坚持不懈地希望俄国出手相救。他们的目标就是口头传统中所表达的自由概念，是这个时候第一次被收集、出版和翻译并从此以后在国家庆典上被演唱的绿林好汉歌谣中的自由概念。
这些分歧在1823年4月走向了公开化。那时，第二次全国国民议会正在召开，会议地点是距离纳夫普利奥不远的、当地人称之为“圣约翰的草屋”的地方，这个地方因这次会议而恢复成古代时的名字“阿斯特罗斯”。新的选举将行政权力交到知名军阀马夫罗米查尔斯和科洛科特罗尼斯等人的手中。马夫罗科扎托斯则被降到一个含义模糊的职位。科洛科特罗尼斯后来被选为立法机构负责人，但是他盛气凌人地拒绝出任，这让事情变得极其荒谬。分权运行得并不是很好。
从1823年年底到1824年年初，希腊有两个政府，它们都试图通过一个不同的权力基础来压倒对方。1824年3—6月，效忠不同政府的力量兵戎相见。经过一次不稳定的休战和竞争双方一些机会主义的调整改组，第二次内战于11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这些事件中的牺牲备受瞩目：一个是直接的，是科洛科特罗尼斯的长子帕诺斯，他被特里波利斯城外的希腊同胞杀死；另一个是间接的，是拜伦爵士，他是来帮助希腊革命事业的外国志愿者中最有名的。
拜伦于1824年4月19日在迈索隆吉翁去世，这形成了传奇，但对于他在希腊斗争中真正的贡献，人们的认识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拜伦刚踏上希腊这片土地的时候，遇到了其他希腊领导人面临的同样的困境，那就是他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拜伦在深思熟虑以后，用自己的名声和个人财富来支持马夫罗科扎托斯以及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具有现代意识的船主们。拜伦仅仅在独立后的希腊生活了3个月，就因发烧而死亡。但是，他的战略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投入和广泛的国际宣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没有开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对迈索隆吉翁的第二个围困在1823年年底被解除了，据说解除的唯一原因是英国的勋爵资助了一批希腊船只，其开往迈索隆吉翁解围。从长远看，拜伦更为重大的影响是他在近一年的冲突中，给予了现代化推进者决定性的支持，反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阀们。
到1825年年初，唯一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推进者的政治领导权从马夫罗科扎托斯转移到一个新的政客那里。他是扬尼斯·科莱特斯，虽只有50岁，但在希腊内战中比马夫罗科扎托斯显得更冷峻无情、更不拘谨克制，他毫不心慈手软地下令使用武力对付他的希腊同胞。科莱特斯出生在阿里帕夏封地的一个说瓦拉几亚语的社区，他利用在东正教会接受希腊语言教育的机会，到意大利学习医学，回来后在约阿尼纳担任宫廷医生。他在阿里帕夏的宫廷里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权谋套路，当然也毫无疑问地了解了他的主子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与英法等强国势力开展复杂外交的左右逢源之术。因为这个经历，科莱特斯将从阿里帕夏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与西方的、现代的观念进行了融合。从这个时候到他去世（1847年），科莱特斯虽然与马夫罗科扎托斯都站在同样的、宽泛的现代化推进者的一边，但他们一直是竞争激烈的政治对手。马夫罗科扎托斯看起来文质彬彬，书生意气，有着知识分子的学术修养，相比起来，科莱特斯更像一个平民主义者，在两人的竞争中，科莱特斯往往略胜一筹。
根据21世纪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大胆推测，“拯救希腊革命的恰恰是内战的结果”。7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推测决定了希腊民族国家未来的格局和方向，而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那次内战结果的代价是让希腊社会的结构产生了一条裂纹，而且从那以后，这条裂纹再也没有被修复。裂纹的一边是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推进者”的后裔，他们是讲政治的、沉稳的、实用的、主张融合的人；另一边则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念念不忘绿林好汉之歌中颂扬的绝对自由以及希腊革命期间一些军阀所尽享的光荣自治的短暂时光。在后来的希腊历史上，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追溯这些冲突，才能得到解释。在希腊民族国家孕育诞生的斗争中，这些理念冲突就第一次出现了。
但是，如果希腊革命要成功，首先就要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