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政治
到了2009年4月，雅典的街头再次拥有了和平，只是这种和平让人心神不宁。卡拉曼利斯政府想方设法地借了足够的钱满足当年财政预算的需要。但是，在全球金融崩溃后的经济氛围中，政府借款的增长引起了欧盟的注意。因此，欧盟要对财政赤字实施欧元区的规则，这就意味着要缩减公共支出。这方面并非没有先例。20年前，泛希社运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也遇到过类似的处境。那时采取的措施不得人心。泛希社运在1989年下台，也许那些措施是泛希社运下台的部分原因。但是既然以前的类似问题得到了控制，为什么现在的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呢？
卡拉曼利斯在2009年10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比第二个任期正常结束提前了两年，此举的动机受到质疑。尽管他不遗余力地参加竞选，但有人依然认为他是有意甩开一个新民主党再也承受不了的包袱。几乎一个世纪前，人们对他的前辈乔治斯·塞奥托卡斯也进行了同样的谴责，且不无道理。2009年，泛希社运的领导人是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对于希腊面临的困难，他根本没提出能达成共识的解决办法，只是坚持强调希腊根本没有遇到问题，形势仍旧一片大好。10月4日，泛希社运获得44%的选票，在30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160个席位。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成为希腊总理。
新政府上任两周后，向议会报告严峻的经济形势的任务落在了财政部部长乔治斯·帕帕康斯坦丁努的头上。尽管他在经济形势分析的措辞上很谨慎委婉，好像是说不同时代的事，但是听者所获得的信息就和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早在1893年说出的简洁的如炸弹一般的话是完全一样的——“很不幸，我们破产了”。在帕帕康斯坦丁努做报告的第二天，后来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卢森堡召开了欧元区财长会议，他对希腊问题的回应更为简洁：“完了。”4对小乔治·帕潘德里欧来说，接受经济灾难总体规模的事实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在2010年年初，全世界的媒体都知道详情了——希腊处于危机之中。受影响的不只是希腊，因为希腊是欧元区中的一员。当时欧洲的银行和欧盟的机构依然在2008年金融崩溃的影响余波中苦苦挣扎。如果有一个欧盟的成员国突然出现主权违约，那么这就会威胁整个欧元区，也许还会威胁欧盟本身，威胁整个欧盟政治大厦。鉴于此，欧盟呼吁采取特别措施。
关于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在希腊发生的“完美风暴”的技术因素，专业经济学家已经探讨了很多。现在还有很多争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希腊政府在2010年4月不能按合适的利率贷款了，所以就不能偿还现有的债务。这种事情此前在主权国家也发生过，单单在希腊就发生过3次，分别在1843年、1893年和1932年。阿根廷在2001年也出现过这种事情。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拖欠巨额债务、让货币贬值并重建国家经济。20世纪30年代，这个做法在希腊很成功。截至2009年，它在阿根廷实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违约还没有先例。由于希腊的经济规模不大（占欧元区经济的比例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其可以出现主权违约，而且其违约不会在世界市场的大海中掀起一点儿涟漪。但是，如果作为统一货币区域组成部分的国家发生主权违约，那么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欧盟突然意识到，如果欧盟要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就必须确定相关规则。
无独有偶。居于欧洲地理边缘的其他国家也在痛苦地挣扎，面临着因两年前银行崩溃而产生的同样的压力。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购买已经破产的银行的债务，以这种方式挽救纳税人存在银行的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财政也几近破产。“欧洲债务危机”用国家名字的首字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词汇和比喻。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是“欧猪五国”，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后来也加入了进来。最大的恐惧是“传染”，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然后影响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此危机有一个现成的、简单的解决办法，它的非正式术语是“保释”（有能力拿出保释金的人把他的同伙从监狱里捞出来），正式术语是“救助备忘录”，或简称为“MoU”，在希腊语里为Mnimomio。救援的顺利实施需要开展新的合作，从而让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各司其职。这种新的、特设的合作机制很快就有了一个绰号——“三驾马车”。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2010年4月23日正式提出了“保释”要求，也就是经济救援申请。5月2日，希腊和“三驾马车”签署救助备忘录。为了获得1100亿欧元的贷款，泛希社运政府需要服下一剂猛药——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以北欧那些更具活力的经济为标准，对自己的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这就是“紧缩政策”的开始。6个月前被选上台的政府曾向选民承诺，一切都很好，大家不需要勒紧腰带。救助备忘录签署3天后，约上万人走上雅典街头示威抗议，示威抗议后来升级为暴力行动。游行示威的群众放火烧了市中心的一个银行，烧死了3名银行员工。难道就像20世纪4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这次拯救欧元的代价是希腊社会秩序的崩塌吗？
虽然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希腊的社会秩序好像要崩塌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或者至少截至目前不是这样。不过，与其他采用过同样措施的国家不同的是，希腊的经济崩塌了。
人们很快发现，救助备忘录中确定的目标太乐观了。给予希腊的资金90%都没用于重振希腊经济，而是用于还旧账和重振外国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银行。5接下来的4年里，希腊的人均收入下降了1/3，失业率达到27%，年轻人的失业率比总体失业率高一倍多。希腊经济总量萎缩了1/4，银行存款转向国外，投资额下降了近1/2，公司倒闭，公共服务减少。
退休和失业人群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大。救济站门前排起了长队，曾经的中产阶级失去了房子，只得流落街头，自杀率骤增。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过更加严重的情况，很多在雅典等大城市活不下去的人们纷纷返回自二战以来人口一直外流的乡村老家，因为那里有家族的根。有高等教育背景、可以在知识经济中一展身手但在雅典找不到工作的人们，选择充分利用欧盟公民可以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便利，到国外生活。根据2017年的统计，在过去的7年里，约50万大学毕业生离开了希腊，相当于希腊劳动力的10%。税率的不断上升造成了通货紧缩。
希腊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对于“欧猪五国”，欧盟一视同仁地开出了“药方”，其他国家的“病”都好了，为何独独只有希腊的“病”没有好，反而像是吃了毒药，依然深陷危机之中呢？
近年来，不少理论试图解释希腊深陷危机的原因。大多数专家认为，希腊和欧盟各有各的错，不能只怪其中一方。希腊本身有系统性的问题，欧盟在结构上存在弱点，尤其是欧元区在没有统一财政管制权力的情况下管理统一货币，这些共同产生了负面的化学反应。但是，除此之外，这些专家众说纷纭，很难达成一致。全世界的媒体以及许多严肃的评论员指责希腊人“奢侈”和“懒散”。有些人看不惯欧盟意欲达成“更深入的欧洲整合”或者有统一货币的经济和财政雄心。因此，当这两方面的弱点暴露于希腊不断扩展的“危机”之外的时候，人们就有话要说了。
于是，对希腊社会主义实践有看法的批评家们紧紧揪住泛希社运的某些特定政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对其进行大肆抨击。他们常常提及公共部门的铺张浪费，特别是高等教育、医疗卫生部门，以及政府没有收税和公民没有支付的例子。充分的数据证明，希腊人并不“懒”，就是劳动效率有点儿低。6一位泛希社运政府前部长曾经在2017年提出，希腊处于“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无能、庇护盛行、机构孱弱、缺乏竞争”。不过，事实似乎与媒体报道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到经济突然崩溃”的趋势不同。从1973年的国际石油危机到现在，希腊的GDP增长十分平缓，低于同时期的世界平均水平，每年不到1%。或许自那以后，希腊的经济就没有“真正”恢复过？7
许多“事后诸葛亮”说：“希腊当初就不该加入欧元区。”不过，2012年2月希腊第二次请求欧盟救援时提出的“希腊脱欧”议案，是最终不得已而为之的“核手段”。虽然许多人预测希腊会脱欧，但是不论希腊一方，还是欧盟金融一方，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先提脱欧之事。
2011年年初，形势很清楚，希腊若想避免政府破产，就需要再次接受欧盟的援助，并且承诺采取更多的紧缩措施。6月底，雅典市中心再次爆发了暴力游行。面对欧盟新的条款，以及10月的更大的内乱威胁，总理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在万般无奈之下宣布举行全民公投。希腊人将通过选票决定国家是接受欧盟的援助和条件，还是冒着国家破产的风险脱欧。10月31日，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了举行公投的决定。而11天后，他就下台了。因为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召开紧急会议，并告知这位不幸的希腊总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希腊都不能举行公投。因此，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只能辞职。
小乔治·帕潘德里欧下台后，“技术官僚”掌控了政府。由欧盟央行前副行长、希腊银行前行长卢卡斯·帕帕迪莫斯领导的新政府，获得了3个政党结成的联盟的支持。帕帕迪莫斯政府不是通过选举上任的（也许当时的形势不适合选举），在2012年2月2日见证了希腊与欧盟签署第二次援助协议。当夜，雅典市内再次出现暴乱，不过该发生的已经发生，暴乱也改变不了什么。希腊用“剃头”（希腊对主权债务进行部分减记）和承诺缩减开支换来了1300亿欧元的新贷款。“剃头”对希腊的银行造成了重击，并且意外导致危机于次年“传染”给了塞浦路斯。
第二次欧盟援助的救助备忘录签订之后，选举的日子到了。此时，主要在野党新民主党的领导人是安东尼斯·萨马拉斯。萨马拉斯由于曾经在马其顿国名争议中坚决反对希腊北面的邻邦以马其顿作为国名，最终愤而退党，这导致新民主党在1993年的选举中失利。这一次，萨马拉斯的选举口号是“让我撕毁救助备忘录”，他采取了其竞选对手小乔治·帕潘德里欧3年前的策略。萨马拉斯只成功了一半，2012年5月6日的选举，出现了悬浮议会的情况，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成功组建政府。第二次选举被安排在6周之后。欧盟领导人毫不妥协：“如果希腊拒不履行救助备忘录的义务，就会被踢出欧元区。”对此，相当多的选民通过选举向新民主党传递了一个信息，萨马拉斯可以不用一党执政，可以与泛希社运和另一个小党组成联盟共同执政。
2012年的两次选举是希腊政治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自1977年以来，希腊就一直实行明显的两党制。希腊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过短暂的两党联合执政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每一届政府不是由泛希社运组建，就是由新民主党组建。而在5月的选举中，这两个党派都没拿到绝对多数的选票。在6月的选举中，很多选民转投新民主党来防止其崩盘，但尽管如此，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的选票率依然没超过30%。民众对泛希社运的惩罚是致命的，其在2012年6月仅获得了13%的选票，而且3年后的得票率更低。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崛起，终结了希腊的两党轮流执政制度。
激进左翼联盟（希腊语缩写为SYRIZA）最初是在2004年由一些左翼小党组成的竞选联盟，但不包括传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腊共产党。从那时到2009年，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为3%～4%，正好达到进入议会的得票率门槛。2008年后，激进左翼联盟主席是一位年轻的土木工程师、前学生运动分子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激进左翼联盟坚决地反对缩减开支以及“三驾马车”在救援方面强加给希腊的条款，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以17%的支持率超过泛希社运，成为第二大党。6周以后，其支持率升至27%，仅仅比在新的联合政府中主导政权的党派少两个百分点。激进左翼联盟过于非主流，所以无法成为联合执政的党派之一。不过一个极左的边缘政党，能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议会中最大反对党，并不是偶然。
在右翼方面，从新民主党分裂出来的新兴政党“独立希腊人”由于采取反对救助备忘录的立场，在2012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了10%的支持率，但6月的支持率便有所下降。而在希腊和海外国家看来，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是希腊第一个且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法西斯或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的崛起。金色黎明起初是一个非常小的政党，在1996年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时，仅仅获得了不到1%的支持率，而在2012年的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与其他反对欧盟救援的政党不同，金色黎明在第二次选举中的得票数只有一点儿下降，相比5月时最高的7%的支持率，其仅仅失去了少量选票，而且在3年后，再度保有7%的支持率。金色黎明的徽章是“河流”，也就是“希腊钥匙”的形状，颜色是纳粹“卍”字的颜色，形状也类似。多年以来，金色黎明及其成员都是暴力行动的代表，行动目标是移民和同情移民的人群。金色黎明的理念源自尚武的斯巴达人，意图维持希腊血脉的纯洁，在当今时代算是公开的种族歧视和极端民粹主义。金色黎明惯用的一些语言修辞和符号，令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时期和1967—1974年的希腊军政府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时期的政府统治都不是源自某项群众运动或某个政治组织，而是源自上层。希腊出现草根出身的法西斯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2010年以来的“危机”的结果以及社会对新环境的反应。
由于大多数选民不再支持曾经达成广泛共识的政治改革，希腊的政治格局再一次发生变动。一个全新的政治派系横空出世了，它在2008年年底的希腊街头暴力抗议的紧张局势中初见端倪，在出现债务危机时发展壮大。一些评论家将希腊政治的新分裂定义为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和不接受救助备忘录的党派。其他评论家认为那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对抗。8不管怎么说，这道新的裂痕跨越并代替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独立战争革命时期的国内冲突。这个冲突是因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彻底的自给自足，另一方对自由的理解是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现在，希腊人又一次必须做出选择了。
2015年1月，萨马拉斯政府正在争取满足第二次欧盟救援的条件，如果他成功了，那么这可能会让希腊经济出现微弱复苏。希腊被迫进行财政紧缩，经济恢复好像遥遥无期。选民在2009年的大选中信任中左派，在2012年又将票投给了中右派，两派都没能达到选民的期望。失望的选民将选票交给了政治新秀、反对党领袖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希望他能比萨马拉斯和小乔治·帕潘德里欧做得更好。在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下，希腊这个小国这一次要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仗势欺人的债权人进行勇敢抗争。“三驾马车”为希腊危机开出的药方不管用，希腊必须换一个药方，激进左翼联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2015年1月25日的选举投票标志着希腊新的党派界限的形成。支持欧盟援助方案的党派，包括完全丧失民众信任、近乎崩溃的泛希社运在内，获得了不到40%的支持率。反对欧盟援助的党派有激进左翼联盟、从新民主党内分离出来的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金色黎明和希腊共产党。其中，希腊共产党不愿与任何人合作，而任何人都不敢与金色黎明有瓜葛。这两个反对欧盟援助的极端党派总共拥有12%的支持率。作为左翼政党的激进左翼联盟拥有36%的支持率，是当时最大的党派，可以获得额外50个议席的奖励，所以只要再多两个议席的支持，就可成为掌控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政党。这完全符合希腊全新的政治格局，极左的激进左翼联盟与极右（非法西斯）的独立希腊人联合执政，双方合计拥有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62个席位。组成新政府的这两个政党，都是因向选民做出了国家自给自足、反抗“三驾马车”插手希腊经济的承诺而上任的。
民主政权不再统一、完整，不过执政的目标十分清晰。摸爬滚打多年的政坛老手既然没法让选民满意，那就应该让位给曾经位于“边缘”的政治力量，由它们组成新的联合政府。
希腊政局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古希腊的经典悲剧，也可以说是一场闹剧，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分析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事情的主角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电视达人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他在2015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部长，在混乱不堪的6个月里信口开河，揭开了事件双方互相背叛、内部分裂和言行不一的盖子。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愚蠢、腐败的政客一败涂地之时，面对“欧洲强权”，受命于危难之际，敢于为希腊选民而斗争的英雄。他试图引领一场“希腊之春”，推动一次“起义”，但最终被那些顽固不化的欧洲势力“无情镇压”了，他本人也被自己的政党背叛了。
齐普拉斯最初的想法与瓦鲁法克斯一样，瓦鲁法克斯自始至终都认为，希腊人民信任他们，让他们执掌希腊的政权，就足以迫使欧盟改变其对待希腊债务的政策。他们的心情固然迫切，但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仅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的财政部部长，要对足足有5亿人口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发号施令，无异于螳臂当车，永远不会达到任何目的。齐普拉斯的对手、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2015年2月11日的欧元区领导人峰会上反唇相讥：“选举不能影响经济决策。”不过朔伊布勒也是被选民选上来的，更何况选他的民众数量比希腊民众数量还多，而且他对被新闻称作“欧元大家庭的老鼠屎”“破产穷光蛋”的希腊人的印象还不怎么好。9
到了6月底，希腊又一次无法还清债务了。而此时，除非希腊政府签署类似2012年“技术官僚”政府曾经接受的一揽子条款协议，否则就不会得到第二次欧盟援助计划的最后一笔资金。然而，如果政府这么做了，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联合政府对选民的承诺就成了一纸空谈。齐普拉斯没有这么做，他宣布将于7月5日周日举行全民公投，请选民决定是否接受欧盟开出的援助条件，而当时距离公投仅有一周的时间。6月29日是齐普拉斯宣布公投的第一个工作日，欧洲中央银行在那一天取消了为希腊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的安排。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不得不紧急实行资本管控，关闭银行数日，并在银行重新开门后对民众提款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大多数激进左翼联盟成员，包括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独立希腊人党派成员和极端右翼党派金色黎明成员，都呼吁人们在公投中投“否”。
虽然希腊选民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压力，面临希腊银行关门以及可能不再开张的威胁，但其选择出乎欧盟的预料，有61.31%的选票为“否”，尽管参投率有点儿低（根据希腊标准）——只有62.5%的人参加了公投。希腊政府小心翼翼地强调，公民的选择并不能决定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这次公投并不是为了挺欧或是反欧，不过很多投“是”票的人（包括希腊境内和境外的人）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留在欧元区和欧盟的人，要比公投中反对欧盟援助特别条件的人多。虽然希腊人民再一次对希腊必须缩减开支以及欧盟机构的颐指气使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欧盟本身。
公投次日，财政部部长瓦鲁法克斯提交了辞呈。到了周末，在支持接受欧洲援助的党派的建议下，希腊议会就重返欧盟并寻求签署第三次救助备忘录进行了投票。在瓦鲁法克斯书内的众多爆料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齐普拉斯私下为这次向欧盟“屈服”找的借口：“他告诉我，他担心如果我们坚持对欧盟不松口，在‘古蒂’的命运就有可能重现，在1922年的那次政变中，有6名政客和军队领袖被处决……（他）接着暗示我，像那样的政变有可能再次发生。”10如果瓦鲁法克斯说的是真的，那么一位民选总理的怯懦岂不是昭然若揭？这是一位民选总理最不应该有的表现。或者说，瓦鲁法克斯其实在暗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希腊的“深层建构”中有一股力量最迟在2015年就会推翻希腊的民主制度，甚至不惜动用极端暴力，使希腊再次陷入100年前那样的政治动乱中。
7月13日，欧元区各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签订欧盟对希腊第三次援助的救助备忘录。接下来的3年，希腊将总共接受860亿欧元的救助，其中的一半将用于支付希腊的债务，另一半则用于希腊经济结构的大规模改革。与希腊在公投中拒绝接受的上一次援助的最后一笔资金相比，这次的援助金额要多出数倍，但是条件也更加苛刻。正因为如此，希腊变成了“债务殖民地”。曾经的“欧盟对希腊的象征性殖民”又往前走了一步。11欧洲债权人向希腊人表明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截至目前，根据希腊政治的逻辑，有人认为激进左翼联盟和总理齐普拉斯将受到选民的责问和惩戒。每次希腊最终接受欧盟援助的条件时，下一任政府的态度相比上一任都会有180°的大转弯，而这一次救援条件是三次援助中最苛刻的，造成的结果是执政党分裂了。但是，齐普拉斯依靠反对党议员的支持支撑了下来。不仅如此，齐普拉斯意识到了自己的执政不稳，便宣布于9月20日举行提前大选。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激进左翼联盟内部闹分裂的派别，也就是反对欧盟援助计划和反对希腊留在欧盟的那一派出局了。这些人新组建了一个政党，但是得票率没能达到进入议会的门槛。各党的得票结果几乎是1月大选结果的重现，得票率波动与之前相比，不超过2%。最大的两个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与1月大选结果相比，各自的波动甚至没有超过1%。激进左翼联盟和“独立希腊人”再次联合执政。在本书撰写期间，可预见的是这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还将延续3年。
在批评家的眼中，齐普拉斯宣布公投的决定毫无道理，公投的结果无法执行，而且希腊最终接受的条件比10天前欧盟提供的条件还要严苛。对那些于2015年8月退出激进左翼联盟的极左翼来说，希腊政府态度的180°大转弯是对希腊人民的背叛。从此以后，瓦鲁法克斯公开支持后者的观点，不过他并不支持希腊脱欧。另一些人则认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尤其是瓦鲁法克斯，让“希腊经济损失了大约1000亿欧元”。123年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第三个声音。这个声音认为，也许那上千亿欧元就是让希腊社会各阶层获得深刻认识所付出的代价。除了接受“三驾马车”强加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外，希腊别无选择。对希腊来说，早点儿接受欧盟开出的药方，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过，经历过了3次欧盟援助以及政府的3次更迭，到了2015年秋季，希腊依然无路可走。这难道意味着“危机”即将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