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火几乎熄灭

崇尚现代化的中央政府刚刚在与军阀的内部争斗中获得优势，其一直担心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反击就开始了。这一反击很快被证明是致命的。早在1822年，苏丹一直采用从北方走陆地进行两路进攻的战略，但是失败了。到了1825年，再次发起的进攻不仅通过已经熟悉了的陆路，还同时从南边走海路进行。这次军事进攻的主要人物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辛。穆罕默德·阿里一出生就是穆斯林，来自今希腊北部卡瓦拉的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家庭。10年前，他废黜统治埃及几百年的马木鲁克王朝，消灭了作为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的埃及。那些年里，在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帮助下，穆罕默德·阿里在与欧洲接壤的边界彻底强化了他的部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苏丹和他的这位总督决定联手消除来自希腊的威胁。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在君士坦丁堡，因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舰队和船员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强大。埃及海军的指挥官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辛。易卜拉辛被任命为摩里亚帕夏。

易卜拉辛于1825年2月23日率领埃及部队在莫顿登陆，莫顿就是今迈索尼，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侧。莫顿和科隆是那个地区的两个要塞，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掌握在奥斯曼人的手里。为了缓解防守部队面临的威胁，易卜拉辛一下子增援了50艘战船，其规模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经过一场迅猛的战役，希腊人被从相邻的根据地纳瓦里诺要塞中赶了出来，马夫罗科扎托斯还差点儿丢了性命。纳瓦里诺湾的停泊处位于希腊大陆和斯巴克提里亚之间，在以后的两年里，为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的联合舰队提供了安全的基地。

同时，在北边，新的司令官取代了奥默·维耶尼斯。他是雷希德帕夏，在佩塔战役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在1825年4月底，实行了对迈索隆吉翁的围困。这是希腊革命中的第三个围困，也是最后一次围城的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鲁梅里南部其他地区的战乱导致了希腊部队在科林斯地峡以北几乎所有地区的溃散。只有西边的迈索隆吉翁和东边的雅典的卫城还在坚守着，两座城市都被奥斯曼军队围困。雷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肆虐鲁梅里的时候，易卜拉辛率军有条不紊地重新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到之处的庄稼和房屋被烧杀抢掠一空。到1825年夏末，希腊人被迫放弃了特里波利斯。随着易卜拉辛大军的高歌猛进，埃及部队已经进入了希腊根据地、临时首都纳夫普利奥的守军的视线里。乔治·芬利对此进行了冷峻的总结：“埃及正规部队发动了灭绝一切的战争，而希腊应对战争的是游击队。”他认为，战争的后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希腊逃脱了战火，也逃脱不了饥馑。”8

迫近1825年年底，双方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对迈索隆吉翁的围困上。在奥斯曼帝国一边，易卜拉辛与鲁梅里的雷希德合兵一处。迈索隆吉翁的陆路和海路都被切断了。数月来，来自海德拉和斯派塞斯的船只冲破封锁线，给守城战士送去给养。虽然当时统治该岛的英国人明令禁止帮助迈索隆吉翁，但爱奥尼亚群岛扎金索斯岛上的志愿者依然不顾危险，为迈索隆吉翁提供帮助。希腊政府被紧紧地挤压在苟延残喘的纳夫普利奥，根本无力提供任何军事救援，只是不遗余力地筹备钱粮，努力确保迈索隆吉翁守城者的后勤供给。但是，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还是越来越紧了。

截至1826年4月中旬，被围困在城内的人员除了饿死、投降、突围，别无选择。他们选择的是最后一项。突围是在4月22日圣枝主日的夜间实施的。这注定是一次英雄主义的行动。被围以来的城池幸存者大约还有9000人，突围成功的不到2000人。易卜拉辛炫耀道：“斩首3000名男人，3000～4000名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几百名年老体弱逃不了的人最后到克里斯托斯·卡普萨利斯的家里避难。拜伦曾生活在这栋房子里，两年前也死在这里。这栋房子后来改成了一个弹药库。大家心照不宣，为了不落入敌人的手里，年迈的卡普萨利斯点燃了火柴，扔进了弹药桶，里面所有的人壮烈牺牲。

托马斯·戈登曾为希腊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后来成为研究希腊革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尽管他为人矜持，但依然把迈索隆吉翁的陷落描述为“光荣的悲剧”。乔治·芬利亲身经历了希腊30年的争斗岁月，最后变得阴郁沉闷。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迈索隆吉翁守卫者致以敬意：“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不仅在希腊革命中罕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种精神充溢着每个人的胸膛。”9在希腊，“撤离迈索隆吉翁”很快成为史诗和巨画创作的主题。从那以后，这个事件就像宗教一样被纪念。1937年，希腊政府授予迈索隆吉翁“圣城”的称号，而且该称号一直被官方延续至今。

随后的几个月是希腊革命最为黑暗的时刻。在纳夫普利奥、海德拉和斯派塞斯，一切好像都要结束了。易卜拉辛的大军迟早会攻过来。与迈索隆吉翁相比，纳夫普利奥的防御要坚固些。但是，再坚固的防御设施，也抵御不了饥饿。海德拉人和斯派塞斯人每天都生活在埃及舰队要猛然袭击的噩梦中，担心步他们在普萨拉岛的革命同志的后尘，遭受彻底的毁灭：1824年夏，普萨拉岛被夷为平地，所有居民都被杀死。在这种惶恐之下，据说有些头面人物甚至考虑飞到英国统治的爱奥尼亚群岛生活。在几周的时间里，斯派塞斯岛的所有居民都迁到了海德拉岛。相比起来，斯派塞斯岛要比海德拉岛小很多。

在迈索隆吉翁陷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情况变得越来越坏。解救雅典之困的不断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失败。高素质的外国志愿者的到来，外国资金的注入和船只的增加，似乎也难以阻止希腊军队命运难以遏制的颓势。在这艰难时世之中应召唤而参加希腊革命的一个外国人是扬尼斯·卡波迪斯特里斯伯爵。他是科孚城的一个贵族，曾担任俄国联合外交大臣达6年之久，直到1822年被解职。1827年4月14日，充满敌意的第三次全国国民议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达玛拉（今特罗林纳）召开，议会决定将政府最高的职位授予卡波迪斯特里斯。这正是友谊社10年前一直努力而没有达成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卡波迪斯特里斯这一次在权衡希腊的形势后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他不是马上答应的，且是在一年后才到任。在这期间，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对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掌控。到处是违法乱纪行为，到处是饿殍饥馑，到处是强盗劫掠。

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件事情凑在了一起，拯救了希腊革命。这两件事情，缺一不可。一件事情是一批希腊人及其领导人坚持以顽强精神战斗到底。当然，希腊的决心也和奥斯曼帝国的拒绝让步或对起义人员的严惩有关。不过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鲁梅里，当地人与奥斯曼人达成了和解，结果是那儿的革命失利了。另一件事情是马夫罗科扎托斯、科拉伊斯、前法纳尔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商人、船主等在扩大这场冲突的国际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国际方面的参与，希腊革命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结果，但同时也加深了未来要继承的革命遗产中的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