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变革”之路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社运在1981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得到了近50%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了近60%的席位。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基于一个词——“变革”。10年的时间里的确发生了很多变革，尤其是关于执政党及其魅力四射的领导人的变革。
这是希腊人第一次明确地选举出的社会主义政府，也是自2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完全通过民主进程，而不是通过来自军队、国王和外国列强或实际的或怀疑的暴力、暴力威胁以及干涉实现的政府变革。历史还会证明，从一届政府到下一届政府，它将是很多有秩序的变革中的第一个，这个模式在本书写作时还没有被打破。
泛希社运带来的最激进的、影响最深远的改革都是其在执政最初几年启动的。所有的改革都是国内方面的，可以笼统地归属于社会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早就应该解决的，是政府对二战期间作为民族抵抗力量奋勇抗击侵略者的所有战士的合法性承认。将近40年里，共产党和其他的左派支持者在抵抗轴心国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得到公开的认可。历史学家再也不用被迫绕过这个禁忌话题。那些参加过二战的人的回忆录开始出版。作家曾经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现在则开始搜寻和挖掘自己以及集体的记忆，开始接受那些直到那时都一直被埋没的人们的经历。资深的左派人士不仅不再受到迫害、不再被边缘化，而且还可以领到生活津贴。在20世纪50—60年代，“反共产党政府”给前通敌分子提供这份津贴，却没有给左派人士提供。那些在内战期间去苏联避难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生平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了。已经被耽误很久的治愈过程开始了，直到泛希社运第二届政府在1989年下台后不久才完成。
其他立法方面的变革与婚姻家庭法有关。通奸不再是刑事犯罪。离婚（虽然天主教国家从来没有宣布过不合法）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而不必像从前那样要证明一方有通奸的过错，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尽管教会反对，但是国家推行了不采用宗教形式的公证结婚。妇女权利和新的性别平等标准第一次写入法律法规。在泛希社运执政的第一个4年任期内，生活津贴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预算几乎上升了50%。1983年，希腊建立了全国医保体系。新的大学和学院在希腊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建起来。同时，原先的大学管理模式出现改革，在某些程度上向美国的教育体系靠拢，那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非常熟悉的，因为他曾在美国当过经济学教授。
泛希社运还改变了政府运转的方式。从1982年开始，高级别公务员的任命改为政治任命。政府日常的管理运作变得更为政治化，这与早期处于不稳定或极端状态下的政府，如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的运作模式是不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评论家注意到，政府之间更替时，再也不需要有能力的资深公务员来管理权力的交接，或者就政策的实施提供咨询建议。3希腊在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党，这对一直以来饱受批评的传统赞助体系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议会的个体议员不再需要为其选民提供特权，但是党要为其党员提供特权。传统的政治赞助人和被赞助人机制往往意味着“腐败”，泛希社运主导政坛的结果，远不是要废除那个被继承下来的体系，而是将其重塑进国家政治体制之中。
20世纪80年代，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不像20世纪50—60年代那样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而是由政府扩张带来的。其间，政府的作用一直被称为“寄生虫”。在20世纪80年代，泛希社运政府的公务员增长幅度比前任新民主党政府要大，但是在1991年之前的20年里，政府公务员的数量翻了一番。泛希社运在福利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受到了更尖锐的批评。根据一个刻薄的说法，中左政府实施的传统的“量入为出”政策，在希腊那里变成了“出而不入”，因为税收体系本身已经变成了历届政府（不只是泛希社运）“买”选票的途径之一。4
尽管20世纪80—90年代的希腊出现了变革，但不论是政府，还是被治理的人，其对税收和国家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19世纪20年代末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奥托国王的巴伐利亚人顾问，对此都有完美的认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和泛希社运与那些早期的先行者一样，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致力于带领国家进入那个时候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样至少从表面上看，与20世纪30年代的先行者一样，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与希腊刚建立国家后的情况一样，将源自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实践在政体的变革的时期内化为有着截然不同传统的、民族的态度和行为，会再一次产生断裂。人们常说，那些态度是奥斯曼人统治几百年的遗产，事实是，它们是在希腊这个现代国家诞生时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而现代希腊从降生伊始就被当作摇钱树，虽然没有被掠夺，但一直被榨取，当那些压迫者离开时，希腊已经身无长物了。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那种看法到底有多大的变化，或者今天是否发生了变化，都还没有定论。
吊诡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推动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元素之一，同时也是对生活水平以及国家面貌影响最大的要素之一，既不是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也不是泛希社运，而是双方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多亏卡拉曼利斯的个人努力和积极推动，希腊在1981年1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10个成员国。卡拉曼利斯的推动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他第一次担任希腊总理期间以及1974年再次担任总理以后。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0个月后，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上台。泛希社运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变革”的议程对于依赖外国力量，没有一点儿可商量的余地，不管是美国（1974年后，美国对希腊再也不复之前的影响力），还是新兴的欧洲超国家组织。但是，希腊的“欧洲怀疑论”在1981年10月的选举中达到顶峰，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极不情愿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4年后，泛希社运政府在1985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突然发现，加入这个欧洲组织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希腊经济步履维艰，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里面最穷的成员国，希腊是净受益国，而且受益远远超出预料。在实现1992年欧洲单一市场之前的日子里，欧洲经济共同体划拨了一大笔预算，将钱从最富裕的国家转移到最贫困的国家。这简直就是希腊自己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放大版。通过“援助框架”和“稳定计划机制”，大量的钱进入希腊，同时，共同农业政策又为希腊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希腊的农民很高兴。希腊终于愿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了。
在第二个任期内，泛希社运几乎是主动地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西方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希腊一开始对欧洲有着本能的恐惧，但是后来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欧洲一体化。由于欧洲资金的注入，随着对欧洲态度的变化，希腊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更像西方。1968年以后，希腊电影院让位于电视，再也没有重塑往日的辉煌。现在，人们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特别是1990年第一批商业频道上线之后。传统的咖啡屋只对男人开放，上了年纪的居民去那里下棋，喝咖啡，聊一些当日报纸上的新闻八卦。现在，传统的咖啡屋被时髦酒吧替代，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那里聚会。以前，传统小餐馆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饭菜，定价受到政府控制，现在逐渐地与提供国际餐饮的西餐厅竞争了。古老的、甚至有点儿太过热情的希腊待客之道变得更加令人舒适、轻松。客人可能会被希腊主人带到一家餐馆就餐（当然客人是永远不需要付钱的），而不是在主人家里吃一大桌子菜。在西欧或北美游客的眼里，希腊变得不那么有“异国情调”了，变得更“欧洲化”了。对多数希腊人来说，生活变得比以前更舒服了。
不久，希腊的变革扩展到基础设施上。20世纪80年代末，在欧洲项目资助下启动的工程经过15年的实施陆续完工，其中有高速公路（将山区中的交通时间从一整天减少到几个小时），大大扩建的地铁系统，雅典的新机场以及2004年开通的将近3公里长、横跨在科林斯海湾入口的查理劳斯·特里库皮斯斜拉桥。
尽管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不在政府的原计划之内，但这可能是希腊外交政策方面最小的“变化”。在对外政策上，泛希社运被描述为“一个拥有西方思维方式，但内在属于第三世界的政党”。5在早期，泛希社运对外的口号和表达方式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它的行动通常表现得更加务实，较为紧密跟随西方的步调，这就造成它的语言与行动不相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政策的实际变革就比很多观察家期待的少得多。
泛希社运在第一次选举获胜的时候，其上一任政府已经重新加入了北约。希腊曾在1974年退出北约，而且理由非常充分——北约不能阻止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但是希腊只有通过军事联盟成员国的身份，才能保持与实力更强大、武器装备更先进的邻邦在比例上差不多的武装力量。北约的调停看起来仍然是防止同一个联盟的成员国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希腊势单力薄，处于弱势，在冷战期间，其在战略重要性方面比不上土耳其。尽管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不是1974年后的希腊民主政府的错，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那场战争是由希腊军政府（而不是土耳其）发起的，其目的是推翻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政府，强制推行希腊的大一统。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一个因素使得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紧张。1973年年底，人们在希腊北部的萨索斯岛发现了一个油田。那年秋天，赎罪日战争造成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始产生影响。面临石油短缺对整个西方经济的威胁，土耳其勘探船在爱琴海国际水域的大陆架之下进行探测。这就是至今都没解决的争端的开始，争端的内容是希腊对爱琴海的领海和领空的管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土耳其政府再一次试图修改《国民公约》，理由是一战结束后起草的这份公约没有能预见后来出现的形势。对此，泛希社运的反应要比希腊上一任政府强烈得多。的确，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措辞更加咄咄逼人。1976年夏天，当一艘土耳其考察船在爱琴海进行资源勘探的时候，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作为反对党领袖大声疾呼，要求卡拉曼利斯政府击沉那条船。自从泛希社运1981年上台之后，没有人会说希腊左派在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态度“软弱”，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最后，希腊社会生活中有更黑暗的一面，这让政府承诺的“变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就是国内的恐怖主义。1974年以后，在极左阵营中，因为反对独裁统治，希腊形成了一大批小的、零散的团体，其中有些团体源自1973年11月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起义。为了抵抗“上校”独裁专制，令人尊敬的教授和来自中产阶级的学生自制了炸弹。今天被称为“恐怖主义”的那些手段，在反抗极权政府的人们中间得到大力提倡，也得到一些国外支持者的首肯。在军政府时期，这些行为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在希腊转向文官治理以后，一些小团体仍然利用秘密结社、炸弹攻击和定点暗杀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些恐怖主义团体中，最臭名远扬的、持续时间最久的是“11月17日革命组织”，简称为“17N”，名字中的日期是为了纪念雅典理工大学学生起义被镇压的那个历史日子。17N最终于2002年被希腊警方消灭，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原来是曾经在大学读数学专业的大学生，从1971年就过着秘密的地下生活，被警方抓住的时候，已经58岁了。
17N的活动开始于1975年，其成员谋杀了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站的站长。那个时候，这个事件被看作到处弥漫的反美主义的极端体现，此前一年，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也在反美主义甚嚣尘上之时被谋杀。被谋杀的人还有警官，他们要么参加过军政府统治时期的镇压活动，要么参加过最近的强制公共安全秩序活动。1983年，也就是泛希社运第一个任期刚过一半的时候，17N加快了行动。共有23个人在17N的枪口下丧命，其中包括某知名报纸的老板、几位企业家、议会议员以及美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官。
面对将近30年的小规模但致命的恐怖活动，历届希腊政府都没能制止，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指责，或者被认为无能，或者被认为合谋，或者被认为兼而有之。17N这个组织宣称的思想可归纳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反极权主义”。6这类组织虽然有成为群众运动先锋的野心，但是从来就没有获得任何机会，不过，希腊公众也有这样的想法。2017年11月，希腊政府让17N的一名头目获得假释，这引发了国际批评，但是监狱外的一些支持者表示欢迎。尽管17N已成为过去，但政治暴力并没有从希腊消失。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听到类似观点，有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仍然是潜在的威胁。泛希社运执政近20年，给希腊带来了“变革”，而17N的历史就是其案例之一。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什么变革都没有泛希社运本身行政管理的变革激进。在其第二个任期，从1985年开始，泛希社运的慷慨大度导致了普遍的、想当然的权力意识的增长。同时，政府入不敷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贷款条件非常严格。有一段时间，这一切极大地降低了希腊工资的价值。人们对执政党及其承诺产生了幻灭情绪，随后的几年里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很快，这种想当然的权力意识也蔓延到各级党组织中，甚至一直到最高层。欺诈和滥用公共资金的案件常常出现。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同时也是一家支持政府的媒体的老板，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其中2亿多美元的资金是他从他供职的银行贪污和盗用来的，这一丑闻的影响甚至波及希腊之外。这个被指控的银行家叫乔治·科斯科塔斯，他在美国的临时避难处声称，自己曾向希腊政府高官行贿巨额钱财。1989年夏天，当希腊准备议会选举时，有几位部长在愤愤不平中被迫离职或辞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本人也被指控，直到1992年在最高法院中以微弱优势被宣判无罪。
科斯科塔斯丑闻可能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其与1988年和1989年前6个月发生的其他事情交织在一起，共同注定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第三次连任总理竞选的失败。政府部门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调查所披露出来的内幕，一下子让人想到军政府之前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政府庇护”。我们再看看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本人吧。选举开始前不久，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英国做了手术。在短时间内物色一位新的领导人的任务，一下子让这个党瘫痪了，因为此前它从来没有独立地、不在其富有人格感召力的领导人的领导下运行过。不过，现在领导人的人格感召力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闹出了绯闻，这早在1988年就尽人皆知，绯闻的另一位主角是迪米特拉·利亚尼，她是一名空姐，年龄只有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一半。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态度越来越坚决，表示要与其美国妻子离婚，然后娶利亚尼为妻。他们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关于婚变在多大程度上损毁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的名声，这很难说。常言道，思想传统的男性投票者看重和认可国家领导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雄性气质。但是另一方面，离了婚的玛格丽特·帕潘德里欧是希腊妇女运动的捍卫者。她本人、他们两人的孩子以及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人并不赞同离婚这件事。
将近10年的“变革”之路在1989年6月18日结束，新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胜出，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得到组建政府所必需的足够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