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参与
从一开始，希腊革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性事件，不只属于希腊人。友谊社一直在寻求俄国的军事支持，其领导人也做出了承诺。也许更令人想不到的是，1821年4月9日，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向欧洲发出了宣言，仅仅一周前，他的马尼亚特部落控制了卡拉马塔城。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把自己宣传为“斯巴达军队总司令”，呼吁“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给予援助”。他说：“希腊是我们的母亲，是照亮你们的明灯。”18世纪的欧洲旅行者也说过这样的受恩惠的话语。现在是报答的时候了，“武器、钱财、建议，都是其希望从你那里获得的”。10这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用的语言已经在欧洲遥远的前哨扎下了根，尽管拿破仑6年前就遭受了最后的失败。
后来的发展证实，马夫罗米查尔斯在实践上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的那份宣言与几个月后的埃皮达鲁斯临时宪法一样，是一个愿景。但了不起的地方是，这两者都得到了注意。临时宪法不久后就传播到伦敦，到了著名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手里，边沁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并将意见反馈给希腊政府。当然，边沁不知道希腊革命的现实，否则他可能就不那么做了。但问题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竟然认为这份文件是值得他研究的。同样，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马夫罗米查尔斯关于国际援助的呼吁也得到了回应。
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是遥远的美国的志愿者们陆续抵达希腊。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人，其中两位最早且最好的研究希腊革命的历史学家是托马斯·戈登和乔治·芬利（两位历史学家都是苏格兰人），还有更为著名的拜伦（拜伦如果从出生地上看是半个苏格兰人，从成长经历来看就是完全的苏格兰人）。11很多国际志愿者长眠在迈索隆吉翁的英雄花园墓地里，其墓碑上刻着多种语言的纪念文字。迈索隆吉翁的这块墓地美丽、安宁，但是其历史的气氛非常沉重。英国冒险主义者理查德·彻奇和托马斯·考克瑞恩勋爵在希腊革命中被委以重任，一位指挥陆军，另一位指挥海军。同样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拿破仑的战友、法国老将查尔斯·法布维尔。也许，在军事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弗兰克·阿布尼·黑斯廷斯。黑斯廷斯由于不顺从上级被解职，但是他在希腊革命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海军将领。他指挥了当时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卡尔坦里亚”号，他在1828年牺牲于夺取迈索隆吉翁的战役中。
这些志愿者一般被看作亲希腊者，他们并不是被雇用的战士，到希腊来也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事实上，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他们往往要躲避本国安全人员，因为后者竭尽全力阻止他们去国外。在多数国家，政府特别害怕我们今天所说的“极端主义”的传播，因为那会与革命行动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亲希腊者的数量从来就没有很多，总数大概为1000～1200。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现代“人道主义干涉”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希腊出现的亲希腊者。但是，这样说就是误解了那些志愿者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后，有些人自愿到西班牙参加战斗。与这些人一样，那些亲希腊者之所以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参加别人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战争里也有他们的份儿。在古伊斯游记的匿名译者、佩特罗比·马夫罗米查尔斯和诗人雪莱的笔下，那些志愿者的心中充满感动，他们试图去偿还一个债务，因为他们觉得要为自己文化的发源地做点儿什么。这就是雪莱在希腊革命爆发几个月后所写的值得纪念的句子“我们都是希腊人”的真正含义。新兴的欧洲建立在古典基础之上，亲希腊者把古希腊看作他们自己的古典基础，而奥斯曼人则横亘在新兴欧洲的建设之路上。这就是志愿者们响应号召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其他亲希腊者对希腊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对于希腊的灾难，有些人亲身经历，更多的人是在自己安全的家中读到的，他们都为希腊提供了帮助。瑞士人和美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瑞士银行家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德在迈索隆吉翁陷落之后的那个冬天组织了大规模的赈济希腊饥民的活动。就美国人而言，精力充沛、乐善好施的塞缪尔·格里德利·豪于1827年在波罗斯岛建立了一家医院。后来，他不仅表示出对希腊的敬意，而且也提出了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组织清理了当时希腊的首都埃伊纳岛上港口城镇之外的陆岬上的古代神庙废墟，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可以使用的海港，为数千名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否则他们可能会饿死。
亲希腊者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赢得决定性的战争。几乎1/3的志愿者牺牲在希腊，或是因为战争，或是因为疾病。但是，他们去希腊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只踏入门槛的脚，这只脚引来更多的、更有效的国际参与。
亲希腊者带来的不只是靴子。除了志愿者以外，更多的人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亲自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希腊的战争。那时的社会虽然处于现代社会的早期，但是新闻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亲希腊委员会募集资金，购买了三艘蒸汽动力的战舰、一艘在美国建造的巨型护卫舰，并在迈索隆吉翁陷落以后的几个月里资助希腊，使之创建了第一支正规军队。1824年和1825年，伦敦股市为希腊临时政府发放贷款，向私人投机者募集资金。不只是希腊，所有采取这些措施筹集经费的国家都陷入了丑闻，而且出现让人震惊的浪费行为。即便如此，这一切还是在希腊最黑暗的时候帮助了希腊革命，使其顽强地坚持了下去。
但是，个人甚至是私人资金的力量所能做的事是有局限的。如果说亲希腊者已经将他们的脚踏入了门槛，那么这扇门还没有完全打开。马夫罗科扎托斯比其他人都高瞻远瞩，他明白应该做什么。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不协调的双排扣礼服，坚持不懈地将欧洲列强拉入希腊革命的事务之中。
一开始，他的努力似乎毫无希望。1822年秋，欧洲协调机制在维罗纳召开第五次（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希腊临时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参加。但是，希腊人还没有抵达，会议就已经拒绝了希腊。尽管如此，协调一致的强国之间的团结在维罗纳会议上出现了裂痕，这就是这次会议是欧洲协调机制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原因。当然，希腊的起义者对此一无所知。这次会议的争议焦点是西班牙，不是希腊。但是英国率先提出一个“不干涉”政策，这使其与欧洲协调机制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开始疏远。卡斯尔雷勋爵持超保守主义的观点，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在他1822年8月割喉自尽之前，他开展的最后的外交活动之一是，简明扼要地向威灵顿公爵介绍了公海上承认希腊船只为参战船只的必要性。威灵顿公爵是当时英国参加维罗纳会议的代表，他对希腊的革命事业一点儿都不支持。卡斯尔雷勋爵的建议只是在对待希腊问题上前进了一小步。第二年3月，卡斯尔雷勋爵的继任者、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宣布了这一小步的变化。尽管是托利党人，但是坎宁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他是雄辩滔滔的演说家，赢得了反对党阵营里的很多辉格党人的尊敬，特别是拜伦的尊敬。在担任外交大臣以及1827年8月前短暂担任首相期间，他在扩大希腊冲突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死后仅仅两个月，他的希腊政策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承认公海上交战者的权利，可能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这并非正式承认希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希腊冲突中，英国仍然中立。至少从名义上，受英国保护的爱奥尼亚群岛也应该实行中立的政策。从法律上看，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眼里，手持武器的希腊人不再是海盗或罪犯了。这是某种形式上的承认，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其给予了希腊行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
知道英国政策的变化后，马夫罗科扎托斯迅速采取行动，在1823年6月和7月连续致信坎宁和其他英国高层官员，阐述他关于在新独立的希腊和英国之间建立联盟的设想。这种联盟主要基于共同的海洋和贸易利益。不过，马夫罗科扎托斯期待的不只是这些。像现今的多数希腊人一样，他希望俄国能够支持希腊的革命。马夫罗科扎托斯心知肚明，俄国和其欧洲对手之间的竞争是希腊获得国外支持的关键。希腊人的手里掌握着那个著名的不能解决的“东方问题”的钥匙。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盟友，是平衡欧洲权力最好的保证，同时在奥斯曼帝国注定衰落的形势下，可以限制俄国的扩张。
马夫罗科扎托斯的第一步是秘密进行的。这个时候，很多希腊人对这个建议充满恐惧。其他人会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外人，是一个狡诈的阴谋家，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不会信任他。（在这些指控中，只有最后一项指控，也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指控，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被完全排除掉。）关于这些行动的谣言让科洛科特罗尼斯用武力威胁来阻止马夫罗科扎托斯担任立法机构的议长。但不管情况如何，坎宁都没任何回复。
马夫罗科扎托斯暂时只能满足于推进他第一次提出的一大笔国外贷款的申请。这笔贷款在伦敦募集，并不是巧合。这次的贷款申请行动与此前的行动不一样，得到了几个月前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国民议会的全力支持。科洛科特罗尼斯当时都投票支持，但不久后，这位“摩里亚的老人”有预见性地对来访的拜伦的使者吐露自己的担忧，提出了反对：
大英帝国可能会从希腊获得过多的东西，而我则希望希腊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英国可能会助力马夫罗科扎托斯和法纳尔的阴谋，那些人……就会想方设法地中饱私囊，获得最大的利益。12
国际化总是有其负面影响的。
1824年8月，现代化推进者赢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对英国外交大臣来说，希腊这次新的示好是清楚无误的，橄榄枝是以希腊政府的名义公开抛过来的。这个时候，欧洲协调机制团结中的裂痕已经进一步扩大。俄国的一份秘密备忘录的内容也泄露了。俄国的计划是削弱这场革命的力量，将革命的成果分成各自独立的属于欧洲诸强的“影响区”，每个区在名义上仍然归属于苏丹。这样一来，维持现状的文章勉强还可以做下去。新获得授权的希腊政府很快抓住这个机会，给坎宁写了封信，强烈谴责了俄国的计划，请求英国给予帮助。这一次，英国外交大臣回复了，尽管依然没有任何褒贬。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利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的政策开始慢慢见效了。
当易卜拉辛及其埃及大军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的时候，当现代化推进者的优势地位因其在第二次内战取得的胜利而得以强化的时候，多数希腊领导人开始思考引入一个或多个欧洲强国势力。但引入谁？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希腊的现代政治党派领导人表达自己观点的首要做法，是推进依附英国、法国或俄国，从而使不同的政敌形成。尽管他们从未承认自己用过这些名字，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希腊确实有一个马夫罗科扎托斯领导的“英国”党、一个科莱特斯领导的“法国”党和一个科洛科特罗尼斯发起成立的“俄国”党。论政治精明，很少有人能与马夫罗科扎托斯相比，他认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依附这三个欧洲列强中的哪一个，而在于利用其中一个国家的利益来制衡其他国家的利益。马夫罗科扎托斯自己在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他的这一看法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战略很快就被采纳。
1825年，易卜拉辛的大军逼近纳夫普利奥和迈索隆吉翁，雅典已处于围困之中，希腊政府中的对立党派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一个党派正在与法国秘密磋商，要把希腊王位送给法国内穆尔公爵。科洛科特罗尼斯则正式致函俄国，要臣服俄国，只是俄国对此置若罔闻。到了7月，希腊各方领导人非常罕见地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不久后送到伦敦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是1825年8月1日，声明“希腊将其神圣的自由、独立和政治存在置于大英帝国的绝对保护之下”。13尽管希腊1825年致函或磋商的这三个强国都没有承认希腊革命者拥有任何权利，更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希腊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虽然没有给予直接反应，但英国外交大臣派遣他的表兄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出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并指示这位大使在赴任途中取道爱奥尼亚群岛和希腊。在这两个地方停留期间，他要与希腊临时政府进行磋商。在海德拉对面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荒凉海岸上，他在1826年1月9日与马夫罗科扎托斯会面。会晤刚刚结束，搭载这两人的船只突然遭受了暴风雨。大使的船只丧失了所有的船帆。马夫罗科扎托斯乘坐的船只沉没后，他不得不游泳逃生。14即便如此，国际干涉的基础也第一次奠定了，这个基础涉及希腊的一个让步，一旦被希腊国内知道，马夫罗科扎托斯就不会得到宽恕。一方面，希腊境内（没有指明区域）不再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指的是穆斯林）；另一方面，希腊必须向苏丹上缴岁贡，并继续附庸于奥斯曼帝国。这不是希腊人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彻底独立。在随后的4年里，希腊的完全独立依然只不过是在外交桌上。马夫罗科扎托斯极具外交智慧，他知道要保持耐心。
而在伦敦这边，英国外交大臣一直耐心地等着，直到听到这次会晤的结果。此时，俄国有了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亚历山大沙皇的皇位。为了表示祝贺，坎宁委派威灵顿公爵根据那些条款内容与俄国签署双边协议。1826年4月4日，就在迈索隆吉翁被围进入最后阶段的日子里，一份议定书在圣彼得堡签署。俄国和英国政府与苏丹进行磋商，实现马夫罗科扎托斯代表希腊政府的安排。
同时，奥斯曼帝国的立场甚至变得更加强硬。早在1824年，拜伦等头面人物的介入以及伦敦给希腊进行第一笔国外贷款的募集就引发了奥斯曼帝国的强烈抗议。一直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思维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它清楚地看到了所面临的现实，只是它的欧洲对手一开始不愿意承认其对希腊的支持。上述措施没有得到官方同意，都是个人行为，它们违反了政府所谓的“中立”立场。那年5月，俄国关于分割希腊的建议泄露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内部那些主张采取更加仁慈的手段赢回希腊反叛者的声音，也沉默下去了。15虽然希腊在战争的另一边高喊“自由还是死亡”，但奥斯曼帝国这边的认识里，只有完全的投降、彻底的消灭。
即使从外交方面看，在1826年冬天和1827年上半年，希腊独立的命运看起来也是死亡。的确，正是问题的严峻性和越来越大的毁灭可能性才促使下一轮外交谈判的产生。欧洲都市中传言，易卜拉辛试图杀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将北非的穆斯林迁移过来，从而报复希腊人1821年实施的种族清洗。不管是真是假，这些谣言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迈索隆吉翁的命运给希腊大陆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两年前，拜伦死在那儿，这让全世界知道了迈索隆吉翁这个名字。雅典是西方文明的老家，它被围困，最终投降。持强硬立场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政府不能漠不关心了，因为这些领导人隐约地感受到自己的某些权益正在受到威胁，尤其在那些亲希腊的媒体可以自由表达思想以及鼓动大众意见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世界各地会一致赞同干涉希腊冲突。早在1824年1月初，美国国会围绕公众强烈支持希腊事业的热情进行辩论，排除了以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尽早承认希腊独立的可能性。虽然法国这个时候热爱希腊的情绪已达到顶峰，但是法国政府秘密地给埃及海军建造了战舰，甚至在这些战舰于1827年服役时，派遣法国军官随同担任军事顾问。16在英国，除了坎宁之外，执政的托利党对任何带有革命味道的东西都是怀有敌意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的本能反应，因此他在这件事情的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儿讽刺的意味。
尽管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一直存在，但欧洲列强的态度在慢慢转变。法国政府也收到了希腊的请求，对在圣彼得堡签署的双边协议中自己被甩在一边心怀怨恨。早在1827年，法国就自己起草了一份国际协议的草案。7月6日，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一个三方协议，那个时候，坎宁已经担任英国首相。协议的条款内容与以前的大同小异。如果奥斯曼帝国认为希腊革命是其国内事务，且苏丹继续排除任何国外干涉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如何强行干涉和调停交战双方，这个三方协议是含糊不清的。英、法、俄这三个强国没有对协议内容的字斟句酌倾注大量精力，反而立即向地中海地区派遣了一支联合海军力量，从而支持自己的协议。这是解决冲突的良方，事实的确如此。
决定希腊革命前途的战役是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打响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的船只数量仅占交战对方战船的1/3，但是三国战船的火力超强，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港口几乎被摧毁殆尽。关于欧洲列强的这次干预，至少有一整本厚书对其进行了记录。在当时及以后，关于谁开了第一枪，关于总司令、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激烈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整个希腊革命期间精心谋划的为数不多的战役之一。纳瓦里诺之战改变了一切。没有一名希腊人参与这场战役。这次国际干涉的程度令人震惊，是用马夫罗科扎托斯和其他希望将希腊冲突国际化的人的决心换来的。
从这时开始，希腊革命的结果不可分割地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和高层政治交织在一起。但是，它不是与其中一个强国交织在一起。从希腊的视角看，这正是此事的美妙之处。尽管希腊的各对立党派就希腊应该忠诚于哪个强国的问题大打出手，但是纳瓦里诺之战带来了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这个趋势无法偏向欧洲列强的任何一方。如果希腊的命运现在要由远在希腊之外的力量来决定，那么绝不在单独一个强国的手里，而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对手的博弈中。这就是三个强国代表常务会议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个会议被称为“伦敦希腊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826年年底召开，这个会议机制一直持续到1832年年底。从1827年夏到1829年秋，这三个列强轮流坐庄，主导外交方案中的军事行动。
在纳瓦里诺，英国派遣的舰队最大，也承担着总体指挥作战的任务。那次军事行动的影响是清除了来自海上的所有对希腊的威胁。一年以后，在英国，坎宁的政策大多被新任首相威灵顿公爵修正了。也许是在威灵顿的鼓动下，乔治四世国王在1829年元月给议会的讲话中就纳瓦里诺发生的“麻烦事件”向奥斯曼人道歉。但是，伦敦会议是一种三方参加的跷跷板游戏。当英国对希腊的支持减弱时，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就上升了。
1828年夏，将最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赶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是被委以重任的尼古拉斯·梅森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这与亲希腊者的干涉完全不同，尽管亲希腊者依然参与希腊事业。梅森将军直接听命于巴黎政府。1829年3—9月，俄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新的攻击。这正是友谊社曾经极力谋划所要获得的结果。但是，形势大为不同了。人们认为，在帮助希腊争取独立上，俄国在军事方面做得最多。的确，俄国海军在爱琴海上一直很活跃，打压海盗。17但是，在这个新发动的俄国-奥斯曼战争中，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位于高加索的遥远的黑海岸边。希腊的命运只不过是顺应这最新的行动而起伏，俄国的一系列战争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当梅森的军队于1829年抵达距离奥斯曼帝国首都不到100英里[1]的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时，形势变得令人激动。几周以来，俄国人仿佛要直捣黄龙，进军君士坦丁堡。这个时候，那位极端保守的、不是希腊朋友的威灵顿公爵出来说话了。这位英国首相于9月11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我们必须重建希腊帝国，除了俄国的必要支出外，欧洲诸强哪一个都不能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18最后，那个局面没有发生。铁腕勋爵的这封信发出3天后，苏丹就恳求和平，签署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接受了一些相对屈辱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1826年初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和马夫罗科扎托斯在海德拉对面的海岸上冒着暴风雨会晤达成的关于希腊的协议条款。希腊将成立自治政府，但是在名义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要给帝国政府上缴岁贡。
尽管威灵顿后来也认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1823年第一次给英国外交大臣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欧洲的和平依赖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力量，从而制衡俄国。希腊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英国政府虽然不太满意，但是在盟友猜忌的刺激下，在终极的解决方案中投入了最后的、出乎意料的元素。这个新的希腊为什么不能获得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希腊完全独立，那么3个欧洲强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就会被迫撕下它们的伪装，因为它们都想统治希腊，让希腊成为它们的附庸。
没有哪一方敢反对。就苏丹来说，他已经受困于《阿德里安堡条约》，所以他不得不接受任何决定。欧洲强国根本不听取希腊的意见。英国、法国、俄国政府的代表于1830年2月3日签署的《伦敦议定书》第一次宣称：“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享有依附于一个完整独立国家的所有政治、行政和商业权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