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目光下
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希腊的第一个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政治的考量所决定的。当然，机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路德维希一世的第二个儿子正好合适。巴伐利亚皇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作为希腊新王国保护人的3个对立的强国，都没有任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选择能被各方接受。对于被选中的人的品行和素质，似乎没有人在意。奥托在年轻的时候被描述为“自负、固执、轻浮”，后来则是“不可救药的优柔寡断”。2不过，在这种形势下，不论哪个人被指定为君王，他都别无选择，只有边干边学，就像奥托那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国王统治国家近30年，那么他的性格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到底有多大？尽管奥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统治下的希腊要比之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治理时期的希腊好得多。毫无疑问，奥托对他移居的国家希腊感情深厚，他在出生地巴伐利亚流放的时候，也穿着希腊的民族服装，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当1832年机遇来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促使巴伐利亚年轻的王子，或者是他的父亲代表他，接受了希腊的王位。此前10年，亲希腊主义就在巴伐利亚泛滥，并进入政府高层，影响了很多国家政策。就这方面来说，巴伐利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亲希腊主义”这个词本来的意义是指“对希腊一切东西的热爱”。希腊革命前，这个词用来指被温克尔曼思想感染的那些人。德国的亲希腊主义主要是指对古典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敬仰。对于希腊古典成就的仰慕，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巴伐利亚当时的首都慕尼黑。如今慕尼黑很多的纪念碑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
路德维希一世对奥托的王国也感兴趣，为奥托指定3个摄政（都是巴伐利亚人）的人就是他。路德维希一世甚至参与希腊王国具体的事务，比如，王宫在雅典的选址。奥托的统治中未设立议会、未实行宪法的决定就出自路德维希一世。1832年的条约的条款对君王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定。考虑到希腊的无法无纪状态以及政治秩序已滑落到绝境，路德维希一世给予了奥托充分的支持——派了3000人的德国军队，为奥托的赴任保驾护航，并让军队在希腊驻留了好几年。同样，他还让精明强干的几位顾问陪同奥托，帮助奥托站稳脚跟。
在第一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王国与其说是条约里描述的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殖民地。这个特点被历史学家讨论过很多次，的确在大众记忆中留下了印痕，给这一时期贴上了一个与其说是慈爱不如说是感伤的标签——“巴伐利亚统治”。但是，这些安排的重要性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如果说殖民统治者的本性是强加给统治对象什么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就是德国的亲希腊主义，这在慕尼黑路德维希一世宫廷里盛行一时。婴儿般的希腊王国刚迈出的几步，是在具有高度保护意识的保姆的照顾下实现的。保姆以自己的生活为示范，认为她照看的孩子应该长成她喜欢的样子。俗话说得好：“保姆懂得最多。”
希腊要变成西方的、欧洲的、现代的国家。但矛盾的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要往回转，回到遥远的过去，“要由古人领导现代的人奔向现代化”。变成现代国家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是，希腊和希腊人不辜负革命期间给他们带来很大帮助的宏大叙事。对此，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大部分精英都认可。新的国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是“希腊”的。我们必须记住，采用“希腊”这个古代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第一次通过的1822年临时宪法实现了国家名字的法定化。不仅如此，这个新的国家还必须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民族”的。
拿破仑战争期间，说德语的人生活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德国几乎已经完整地发展并宣传了民族主义，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思想。不管1833年来希腊的那些人是否在统一德国方面有着同样的激情，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希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试着了解在他们自己国家30年后才出现的那些思想。从这个方面来说，希腊再一次成为先行者，尽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想起那个不怎么让人痛快的比喻“天竺鼠”，特别是在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可以经常听到这个比喻。这就说来话长了。
在奥托成年以前，摄政统治已经为国家军队和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系统奠定了基础，至少在理论上到达了王国的各个角落。希腊王国要建一个国家银行，已经通过制定政策来处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或穆斯林地主、现在属于“国家”的土地。卡波迪斯特里斯建立的全国货币“凤凰”，被重新命名为“德拉克马”。
很多举措从王国初年就开始实施了，但要开花结果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土地分配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画上句号。德拉克马一直到王国结束后才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传统的奥斯曼帝国的货币。这再次提醒大家，愿望和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但是，决心从一开始就有了，所有国家化的项目最终都能实现。
在所有国家化的项目中，重中之重的是国家军队。在军队方面的大力投入不是为了保护王国的边境安全，因为所有的边境安全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保证。王国的敌人在国内。与此前的卡波迪斯特里斯一样，巴伐利亚人下决心清除军阀割据的地方权力基础和只效忠其头领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在创建国家军队的过程中，他们确定要对王国军队的指挥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也许是一个现代国家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也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能取得结果。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新的国家机构就发展起来了，甚至比巴伐利亚王朝的还要强大，并最终见证了巴伐利亚王朝的覆亡。1843—1974年，希腊的国家军队反复不断地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巴伐利亚人10年统治的另一个遗产。
东正教会也国家化了。教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希腊公民与东正教联邦的其他教徒相隔离了。但是，在巴伐利亚人以及在巴黎生活的科拉伊斯等很多希腊爱国者眼里，东正教联邦的领导人，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已经有了污名，因为他们效忠于那个可恶的奥斯曼帝国。教会国家化的措施是有争议的。因为毕竟在希腊革命中，多数战士都是以他们宗教的名义，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对穆斯林的屠杀和驱逐。在雅典的希腊自治教会和在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管区之间的正式分裂只是延续到1850年。但即便在今天，雅典和全希腊教会大主教依然对19世纪构成希腊王国的那些地盘实行宗教统治，而东正教宗主教会牧首对其余地区实行宗教管理。教会和国家在希腊从来就没有完全分离，这两者之间的认同可以追溯到希腊革命时期。但是，在巴伐利亚摄政时期，随着1833年“自治的”国家教会的创立，这个认同就变得体制化了。
新王国的认同在把雅典建设成首都的计划中体现得无以复加，其形式的凸显度和长久度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从纳夫普利奥迁都的决定是在1833年做出的。奥斯曼帝国位于雅典的部队在卫城坚固的城堡要塞中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宁愿向巴伐利亚人投降，也不向希腊人投降。新首都的庆典仪式在第二年的12月举行。除了地上的古代神庙，希腊城的大部分建筑都已成为废墟。在希腊革命期间，雅典被希腊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两次，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围困和抢掠了一次。在这样一个地方建设现代都市，需要极大的信仰力量。
都市新规划的布局和公共建筑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比例，也超出了这个小王国的实力。尽管都市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缩水，但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出最初的建设雄心有多么大。新的城市面貌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提醒，这些基础都是在奥托统治的第一个10年奠定的。新都市不仅有建设的问题，还有保护的问题。选择雅典作为首都的总体考虑是因为它有着众多的、卓越的遗迹以及这座城市在古希腊文明历史（也是所有欧洲国家的文明历史）中的作用。这些废墟、遗迹必须成为焦点。这恰如国家本身。矛盾的是，雅典不仅要变为一个完全现代的城市，还要再现其早就丧失的古代荣耀。因此，保护和采用各种措施全面展示能够体现希腊荣耀的一切东西，在新政府的规划中占据核心位置。
为达到这个目的，新政府的有关机构在希腊语中引入一个新词，向公民的心中植入了一个新概念。这个词是“考古学”，其词根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对古代的研究”，只是后来才进入西方语言的词汇表中。从语义上说，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完全是一个新词。1833年年初，希腊设立了考古服务局，第二年颁布了第一部考古法律，此后陆续公布实施了一系列考古方面的法律规章。1837年，雅典考古协会成立，《考古学报》创刊。考古学成为将未来规划与展现古代文化联系起来的新科学。截至目前，它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是，考古学也见证了一些毁坏。实现国家复兴，将新的和古代的进行无缝对接，从客观上要求把过去2000年时间里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所有人类活动痕迹统统抹去。保护古典和建设新城固然好，但更让人痛心的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破坏。
人们常说，在希腊王国的最初几年，为了给新的雅典城市规划让位，几十座精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拜占庭教堂被夷为平地。其实，破坏的程度被夸大了，因为教堂中的“精华”，比如位于厄鲁姆大道上的卡普尼卡里亚教堂就逃脱了厄运。实际上，大多数极端地去除“所有野蛮时代遗迹”的行动都发生在卫城。4王国首都迁都后，城市兴建工作就立即开始了。雅典曾是一座拥挤的城堡，街道、房屋和花园与古代建筑杂乱地拥挤在一起。现在，晚于罗马时代的一切东西都被清除了。地基甚至一直被挖到基岩，也就是今天游客可以走到的位置，那些地方在此前3000年的人类居住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完整地暴露过。1843年，建在帕特农神庙里面的小清真寺消失了。雅典城里引人注目的地标是14世纪由佛罗伦萨公爵主持建造的法兰西塔，到了1874年，这座塔也不见了踪影。巴伐利亚建筑师利奥·冯·克伦泽主持推动的都城修建计划，得到了当时主要的希腊知识分子的支持，这让希腊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从19世纪下半叶的照片来看，巨量的建筑垃圾和废料堆砌在卫城的南墙下，等着被运走。当时的卫城被彻底拆除。今天的考古学家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废墟里辨认着那些证据。但是，19世纪30年代的做法就是，城市里的一切威胁很古老的和很新的东西并存的事物都要被清除。
宽阔的、笔直的大道铺设起来了，新的建筑物开始出现，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建筑是王宫，奠基仪式于1836年举行。奥托的王宫坚固魁伟，被有些人比喻成一个兵营，在1842年完工。（今天，希腊议会在这幢建筑物内办公。）紧接着完工的是希腊的第一所大学和天文台。那所大学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是希腊唯一的大学。新的国家的重点在这些建筑中得到完美的体现。除了在1862年建成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大教堂，其他公共建筑物的设计都呈现出了古典风格。包括大教堂在内，这些建筑物都是德国训练的建筑师设计的，其中多数建筑师是德国人或丹麦人。私人建筑也遵循这个原则，从最宏伟的大楼开始建设。那是建成于1842年的王宫广场对面的建筑，后来它成为大不列颠酒店。就这样，虽然新古典主义的楼堂馆所的单个规模比不上王宫，但逐渐在雅典市中心和多数省城如雨后春笋般建成了，主导着希腊的城市风景。20世纪50—70年代，它们之中的大部分才被钢筋混凝土大楼取代。
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其设计风格让古典建筑形式得以复兴。但是，它们是在同时代其他国家推动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复兴的精神下实现的。所以，希腊建筑在致敬古代的时候表面上像是欧洲前一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不是说希腊落后了。建筑设计师深知浪漫主义运动及其对本地传统的影响。但是希腊的本地传统直接对应着古代，中间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插入。所以，王宫、天文台、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议会（后来的名字）、考古博物馆、理工学院、雅典市剧院以及扎皮翁展览馆等，都必须看起来像那些曾经为古希腊风景带来荣耀的神庙。
新国家的语言也经受了同样的待遇。在这方面，障碍更加难以克服。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而建筑物却没有。语言的反击会在百年的后半叶到来。但是在最初的10年里，希腊王国不遗余力地让国家语言的书写形式看起来尽可能地像古代希腊语言，虽然古代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在词汇、语法和句式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两者的发音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些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视，因为政府只考虑了语言的书写形式。没有人建议对希腊语的书写系统进行改革，其现代书写形式（今天依然如此）与古代书写形式完全相同。与建筑物一样，书写是可看见的，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总是最重要的。除了最开始的阶段，后来希腊的建筑师不是德国人，而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希腊人。
1834年，希腊王国颁布实施7年义务教育的法律，该法律同时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古代希腊语的语法规则，不能按照现代希腊语的规则阅读和书写。很快，古代希腊语不仅在受教育的人中间，而且在各行各业成为时尚，大家都用古代的词汇替代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词汇，用古代的语法规则替代现行的词法和句法规则。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复古从未在19世纪成为官方政策，却是那个世纪初远在巴黎的科拉伊斯积极倡导的——要对一个现代语言进行“修改”，对它进行搽脂抹粉，因为那个现代语言在几百年里已经失去了古典神韵。不论在科拉伊斯的理论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这听起来都像一个美容过程，正如一个世纪后的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所观察到的，这就是在现代建筑上粘贴一些古代的山花。
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为奥托和巴伐利亚人的到来大唱赞美诗的小说家和诗人帕那吉奥提斯·苏索斯在语言复古方面走得更远，宣称要实现“古代希腊语言的复兴”。苏索斯在1853年写的一个小册子中说：“古代希腊的语言和我们自己的语言应该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语法和我们的语法也应该是同一种语法。”5他使用将来时的时态表述这番话，完美地展现了当时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默默地接受看起来即将繁荣复兴的对立面。我们再一次看到，通往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是要复兴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
但是，这样的复兴道路太漫长了。科拉伊斯自己都承认，复兴一门已经死亡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在语言方面采用的都是科拉伊斯建议的零散式的、化妆式的措施。不久，这种混合式的书写形式（塞菲里斯称之为“雅典科学院的建筑”）就广为人知，且有一个名字“katharevousa”（净化语），直译就是一种“正在纯化、规范”的语言。
所有这些重大的变革都是从上而下的，多数是巴伐利亚人启动的。他们带着欧洲人偏爱古代希腊的先入之见，并利用这些观念为一个功能健全的现代国家奠定基础。那些支持并实施变革措施的希腊人都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他们也希望新的希腊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并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让希腊至少看起来像一个西方国家。就这一点来看，他们与巴伐利亚人是一样的。因此，“希腊民族国家建设”从本质上就变成了“希腊国家建设”。希腊这个民族国家就被定义为希腊国家。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说即便有人这么想，他们也不总是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