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颓废
1900年的雅典是一个充满极端对比的地方。自1834年成为首都以来，雅典的人口增长了9倍多，从大约12000增加到超过120000。在它未与比雷埃夫斯港口连在一起时，比雷埃夫斯港口在同一时期的人口从0增加到50000左右。即便如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口两地的居民总数也不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1/5，不到士麦那的1/4。雅典市中心有宽阔的大道，精致优雅的开阔空间——两边坐落着新古典风格的科学院、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宏伟建筑，中间是川流不息的六车道。绅士、淑女穿着西方最新款式的时装，可以徜徉在大道两边，或者坐在一位美国游客描述的“像巴黎咖啡馆一样”的咖啡馆外面，欣赏由马拉动的公交车缓缓驶过。那个时候的照片以及在巴黎接受过训练的印象派画家保罗·马蒂奥波洛斯的作品都传达着“优雅、高贵和满足”的气息。3
但是，仅仅在几百米之外的雅典城的西边，就是贫民窟，数百名从乡村来城市找工作的单身年轻人在那里居住。19世纪80年代以来，雅典的暴力犯罪规模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的首都城市。据估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谋杀案数量比同时期伦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多50多倍。4暴力甚至发生在国家的最高层。1898年，国王本人差点儿被刺杀。迪里吉安尼斯就没有国王那么幸运了。因为1897年的失败，迪里吉安尼斯被迫辞职，后于1905年重新上台。他在议会的台阶上被刺身亡。杀手是一名专业赌徒，对政府宣布的限制赌场的措施深感不满。这些措施的实施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那时的社会普遍存在黄、赌、毒现象。
普西里区等地、提塞翁等古代神庙以及比雷埃夫斯港口，滋生蔓延着吸食大麻的毒窝、妓院和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组织。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在山区、岛屿的小社区中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而形成的，现在则要适应新的城市下层阶级的穷困环境。男性英雄主义依然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而且基于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荣耀。但是，这儿的“英雄”已变成草寇或流氓，这些人靠自己的小聪明混迹于社会，除了憎恶有钱人和鄙视顺从的、以自己诚实劳动讨生活的人，什么也不干。草寇们的做派一般是蔑视权贵，他们出刀迅速，在复仇方面冷酷无情。他们能吸食大麻，纵情豪饮，同时还要时刻保持农村祖先遗传给自己的强大的自控力。对于女人，他们会逢场作戏，显得若无其事，有时会采用暴力、压榨手段，从而有意地显示自己的冷漠和性能力。这样的黑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一方面是作为逃避被发现的暗号，另一方面也是加强组织团结的形式。
在临时的大麻毒品窝、酒馆以及被称为“阿曼咖啡馆”的具有东方情调的咖啡馆里，来自黑社会的男人会用歌曲来表达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傲慢和忧伤。歌曲通常用一种当地改造过的土耳其长脖子鲁特琴演奏，这种鲁特琴也叫“萨兹”，在希腊语里被称为“布祖基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雷贝蒂卡”的音乐和歌曲文化的初始。这一文化现象看起来神秘莫测，在希腊和其他国家备受推崇。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类音乐就被看作能与美国蓝调相媲美的希腊蓝调。孕育这一蓝调的传统和城市黑社会既被国家主义者厌恶，又因显露出内敛和失败主义而被左派鄙弃。那个时候，雷贝蒂卡传统中的最早的歌曲都是某种更宽泛的暴力、犯罪和绝望等氛围的征兆和特别的展现，这种氛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想象的，弥漫于世纪之交的希腊首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个新的目的地向正在寻找工作的希腊年轻人敞开怀抱。不少人在那里找到了比在雅典、比雷埃夫斯，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萨洛尼卡等奥斯曼大都市工作还好的机会。现在，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创建说希腊语的社区。去往美国的人数最多，这些人把希腊底层社会的歌曲也带到了美国。由于唱片业快速发展，纽约和芝加哥为雷贝蒂卡的商业成功奠定了基础。希腊的移民高峰是在1907年，移民人口达到36000，他们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单身男青年。5
希腊社会群体的另一个对立面是那些年还出现了其他更加需要知识以及审美的人生通道。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寻求其他东西来逃离曾经的宿命。这就是第一个妇女运动的背景。在当时的社会，妇女被严格地禁锢在家庭里，总是被隔离在男人世界之外。《妇女杂志》于1887年在雅典创办，发行了20年，其编辑、撰稿人以及读者都是妇女。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卡利罗·帕伦是希腊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第一位终身写作的女作家。杂志的很多社论呼吁政治改革，比如将投票权等权利赋予妇女，直到半个世纪后，妇女才拥有投票权。1897年的战争及其造成的影响为妇女运动增加了动力，因为很多妇女在战争中充当护士，或在慈善组织里工作。6
1900年以后，其他的代表新思想的著作从法国传播到希腊，其中就有法国翻译的德国哲学著作，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著作的节选。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在希腊得到宣传。希腊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1902年，一个名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团体成立了，并在1907年发表了宣言。7在法国，那个时期被称为“世纪末”时代，正在兴起所谓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等运动。这些运动的拥趸赋予艺术和个人享乐至高无上的价值，从而导致人们厌倦或憎恶现实世界。这些态度与1897年希腊战败以后的雅典受教育的年轻人一拍即合。1906年，雅典大学一个22岁的学生以卡马·尼尔瓦米的化名出版了一部小说，他似乎很推崇这种态度。这部小说名为《蛇与百合花》，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的故事。这对情人宁可自杀，宁可在充满异国情调的鲜花的肉欲芳香中窒息而死，也不愿意过世俗眼里圆满幸福的爱情生活。小说出版后，这个学生紧接着发表了一篇论辩文章，对小说主人公的症结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根源可以被描述为早期从法语中翻译过来的术语“世纪病”。又过了很长时间，二战以后，这部小说的作者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作品，创作了《希腊人佐尔巴斯》和《基督最后的诱惑》，获得了国际声誉。他就是希腊的文学天才尼科斯·卡赞扎基斯。
生活好像在效仿艺术。这个“世纪病”吞噬着希腊。几年后，雅典第一公墓真的发生了一对年轻恋人的自杀事件，这引发了公众关注，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被称为“希腊开自杀风潮的先声”。8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希腊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猛然增加的自杀率类似。但是，100年前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些人好像是被一种确定自我个性的急迫感驱使，这在某种形式上与他们所在地区的草寇的反社会行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中，自我毁灭都需要在舞台上呈现，而且是以一种美学上的审美行为来呈现。
在另一个高冷的事件中，艺术和生活以一种怪异、悲剧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伯里克利斯·贾诺波洛斯是一位报纸专栏作者和散文家。1910年4月，他40岁，穿着一套白色法兰绒西装，戴着白色的手套，骑着一匹马，疾驰着冲向大海。在海深处，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两周后，他的尸体被发现。自杀前不久，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对“希腊精神”或“希腊性”大加赞赏。在贾诺波洛斯看来，做一名希腊人就是做一名人类的成员。但是，好像只有希腊人才完全具备人类的这个品质，因为：
希腊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对宇宙的人性教化。9
贾诺波洛斯在很多方面都与他同时代的德拉库米不同，但是对于在20世纪初经历的极端对立的雅典生活，他们都做出了反应。他们深受肇端于1897年的失败主义气候的影响，似乎一生都没有摆脱失败主义的阴霾。不论解决方案有多么极端，他们都像飞蛾扑火一样寻求那些关于民族主义、艺术和美学的新思想。贾诺波洛斯对古典希腊的精神肃然起敬，德拉库米则更欣赏神秘莫测的“民族灵魂”。但是，这些思想本身以及在德拉库米眼里的行动，都是从两个人极度猜疑的西欧传播而来的。他们对希腊民族国家的理解不是源于古希腊，而是源于法国查尔斯·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鼓吹的当代神秘民族主义。这就是德拉库米于1913年提出“民族是新的宗教”论断的根源。10贾诺波洛斯的死亡风格直接来自巴黎文学和知识圈的核心。这些思想和行动与雅典的咖啡馆、宽敞大道和公共马车及其在印象派画家保罗·马蒂奥波洛斯油画中的迷离而朦胧的招魂，都是契合的。
在20世纪初的几年里，公众生活中有更多的、传统上的不满。1906年以前，短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特里库皮斯和迪里吉安尼斯崛起之前、乔治一世统治初期那样，反对党派动辄进行阻挠。报纸社论大声疾呼“民族危机”“国将不国”。
1901年和1903年的有组织的政治抗议出现暴力升级，致使雅典死了几个人。人们上街示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希腊语言问题。早在1888年，语言学家扬尼斯·萨卡利斯就强烈呼吁，将希腊的口语或“通俗”语言作为国家正式的书面语言。萨卡利斯是第一个提出“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的人。的确如此。支持他的激进思想的人开始用日常通用的希腊语的形式来翻译一系列基督教福音典籍，这种行为既冒犯了传统的宗教感情，也让传统的民族主义情感难以被接受。当然，这其中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卫城报》刊载的那些翻译后的文章，足以引发大学生的骚乱——搜查报社的办公室，砸坏印刷的机器。两年后，一部古典希腊悲剧的译作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只不过规模要相对小一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街闹事的都是有着保守思想的学生，而且受到一些教授的纵容和教唆。在这个新的、躁动不安的氛围中，任何威胁国家统一理想的事情，都会激发人们的狂躁情绪。现在，在公共场合下选择使用哪种形式的希腊语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证明一个人对国家的信仰。如果你是通俗语言的使用者，那么你会重视希腊语的口语形式，并把它作为国家“灵魂”的栖息地。如果你属于对立的阵营，那么你会看到，古典希腊语言任何向现代希腊语言的让步都会被当作对希腊人天赋权利的背叛。
不过，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并不都是坏消息。在1897年以后的15年时间里，经济得到强力复苏。国际金融委员会对希腊财政进行了严格监管。20世纪初期，希腊经济走向的预期甚至需要调高，这与2010年后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总体上说，进入20世纪，希腊人的生活要比他们的父辈好。教育上，特里库皮斯20年前就开始推动的教育普及逐渐见到效果。截至1907年，超过40%的8岁以上的人口可以读书写字，这是30年前的两倍。考虑到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少，这个数据可能意味着，希腊王国中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就脱掉了文盲的帽子。11
但是不久后，改变整个地区面貌的活跃力量不是在希腊的国境之内，而是在国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