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理想”的终结
维尼泽洛斯逃过一劫，只受了点儿轻伤，在巴黎的诊所里待了没几天就出院了。维尼泽洛斯遇刺的第二天，消息传到雅典，整个城市反应强烈，这引发了对已知的维尼泽洛斯反对者的暴力浪潮。尽管规模小一点儿，但这场暴力活动被描述为“十一月事件”的重演。伊万·德拉库米当时批评维尼泽洛斯的言辞最犀利，暴力活动最盛的时候，他被安全部门的特工从小汽车里拽出来，当场打死。这个暴行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繁忙街道之上，发生在靠近今雅典希尔顿酒店的地方。雅典市长艾玛纽埃尔·本纳基在1916年曾被指控犯有合谋串通罪，当他受到暴徒威胁的时候，德拉库米肯定是无动于衷的。现在，内战依旧，只是人的命运反过来了。
这就是维尼泽洛斯在签署《色佛尔条约》并获得胜利后返回时的雅典的氛围。他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议会选举。出于实施戒严令和在安纳托利亚进行征兵动员的需要，“拉撒路议会”已经人为延期了两次。1915年6月后，希腊就没有举行过全面竞争的选举。所以，戒严令被解除，选举定于11月举行。持反对立场的政客最终获准从流放地科西嘉岛返回希腊。迪米特利亚斯·古纳里斯创建的“国家主义党”现在更名为“人民党”。古纳里斯在1920年10月的第一次竞选演说中，提到“废除现任政府的专横暴行”。在未来，国家“应该净化，去除任何专横暴行的温床”。12他的竞选之路并没有赢得开门红。
亚历山大国王在雅典城外的塔托伊皇家园林被一只宠物猴子咬了一口，伤口化脓感染，并因此去世。这个出乎意料的事情让希腊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在就任国王后的3年时间里，康斯坦丁的这位年轻继任者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迫行事，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为了举行国王葬礼，也为了确定一名摄政，议会大选不得不推迟一周。11月14日，当大选举行的时候，它不再是只针对维尼泽洛斯政府执政情况的投票。让维尼泽洛斯的反对者怎么都想不到的是，这次大选还真有一个另外的选择，成为一场各具魅力的对手的竞争，他们在过去的10年里各有胜负，这两个人分别是维尼泽洛斯和被流放的康斯坦丁。
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能说与人民非常亲近。1917年后，康斯坦丁一直在瑞士的流放中荒废时光。在过去执政的3年里，维尼泽洛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才刚刚回到希腊。维尼泽洛斯与其血肉相连的支持者之间保持距离，这有助于营造自从“十一月事件”以来就环绕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宗教狂热的氛围。一份支持维尼泽洛斯的报纸将维尼泽洛斯视作英雄，把他比作基督和穆罕默德，称他是上帝在人类启蒙历史的新的关键时刻派来的先知。对支持者而言，维尼泽洛斯就是弥赛亚，是上天在世间的代表。可以想见的是，对敌人来说，维尼泽洛斯就是“假先知”，是“伪造的弥赛亚”，是被“撒旦的欲望”驱使的神经错乱的疯子。13
自由党输了。忙乱的投票和计票结束后，99%的选票都支持康斯坦丁，这个结果令人难以相信，似乎不合情理。康斯坦丁回到希腊，又登上了他的王位。早在投票结果还没公布的时候，新的希腊政府就收到一份代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照会”，上面写着“那个人在战争中对协约国不忠诚，且其敌视行为为协约国带来了巨大耻辱和巨大损失，如果希腊让他重登王位，必须先得到它们的同意”。14这不公平？可能吧。这是干涉国家内政？当然。但是，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份公报说得更清楚，如果康斯坦丁回来当国王，那么欧洲强国就不会为希腊提供任何金融资助。这个警告再清楚不过了。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新的希腊政府曾表示不再占有在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并撤兵，但这次一意孤行，表示继续占领安纳托利亚。
维尼泽洛斯下台前，曾请求劳合·乔治授权希腊军队继续向东推进，从而履行《色佛尔条约》中的条款。自从希腊军队1919年5月在士麦那登陆以来，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由于希腊军队的到来，一个新的力量进入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之中。的确是这样，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前面曾提到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当时还是来自萨洛尼卡的一名17岁的军校学员，没有参加1897年的战争，但是对欧洲强国干涉奥斯曼帝国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希腊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战败，却被欧洲强国拯救。凯末尔在世界大战中表现优异，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成功地阻击了协约国的加里波利登陆，在俄国和美索不达米亚防线也进行了成功的阻击。那个时候，他还没获得“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国家之父）”的称号。
1919年5月，就在希腊军队从士麦那撤离4天后，凯末尔抓住机遇，在安纳托利亚张贴公告，宣布自己为新运动的领导人，反抗对奥斯曼帝国的肢解。1919年9月，土耳其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起草并发布了《国民公约》。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建设蓝图，一直延续到今天。
凯末尔无视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权威，与其他民族主义者迅速在安卡拉成立了对立的临时政府。因为苏丹已经沦为傀儡，他的政府已被占领国控制，所以《色佛尔条约》的条款一公布，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就决定拒绝接受。有你的初一就有我的十五，现在轮到安纳托利亚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对付说希腊语的基督徒了，就像百年前基督徒对付穆斯林那样。奥斯曼帝国已成过去。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将按照欧洲的模式，在安纳托利亚说土耳其语的核心地带，以及包围伊斯坦布尔的一小块欧洲土地上，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伊斯坦布尔将不再是首都。而且，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的支持者们为了将国土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所谓外国占领者，指的就是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是，维尼泽洛斯从协约国那里接受了占领士麦那和埃登行政区的指令，这就意味着希腊成了占领军的代表。于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爆发了战争，战争从1919年持续到1922年，这场战争被土耳其看作“独立战争”。希腊和土耳其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都以对方为对手，打了一场“独立战争”，从对方的占领和奴役下独立出来。
当然，在1921年年初，人们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希腊在雅典成立了新的政府。将新政府组成人员及其支持者凝聚在一起的，只有对曾迫害过他们的维尼泽洛斯支持者的仇恨。维尼泽洛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希腊，但依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多数观察家看来，凯末尔在安卡拉获取新政权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叛乱，新生国家还没有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巴黎和会的整个逻辑是，战胜者主宰失败者的命运。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逻辑有点儿问题。德国的莱茵兰被法国占领了，其经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瘫痪，经济瘫痪的部分原因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奥匈帝国解体。不论巴黎和会如何分配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这都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新命令，它都必须遵从。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维尼泽洛斯才在1920年10月给劳合·乔治写了封信。凯末尔的公然挑衅和威胁只不过是促进了《色佛尔条约》的强制实施。如果有一个《色佛尔条约》主要签署国的授权，维尼泽洛斯就会再一次派遣希腊军队去奥斯曼帝国执行《色佛尔条约》。
这也是雅典新的保王派政府早在1921年就决定实施的战略。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依然是一个谜，因为这个战略是他们痛恨的维尼泽洛斯的遗产，而且他们还要完全依靠英国的支持。康斯坦丁重返希腊王位，失去了英国的支持。有人认为，虽然希腊新政府害怕国内的敌人维尼泽洛斯，但是同样憎恨驱逐希腊族的凯末尔及其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因此强打精神，向世界，尤其向英国展示，即便没有维尼泽洛斯，政府也一定能管理得很好。如果希腊新政府不对凯末尔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被推翻。这一旦成真，“维尼泽洛斯式的恐怖”就会重演。希腊即便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中被土耳其打败，也比面对维尼泽洛斯回来要好一点儿。15
所以，又是因为深度撕裂的政治，希腊新政府在1921年春天陷入与凯末尔的战争，派去打仗的部队正是那支几个月前刚刚清洗过军官的部队。这些军官是上一任政府提拔的，所以遭到了清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战功，参加了1917年和1918年的马其顿防线战役。希腊军队在3月的第一次进攻被击溃。此时恰逢希腊革命爆发100周年，这次失败显得尤为不光彩。经过重组，人民党领导人古纳里斯再度领导希腊政府。出于对第一次军事失败的不甘心，康斯坦丁亲自率兵去士麦那，不过他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最高指挥官罢了。请求康斯坦丁亲征，好像是古纳里斯的主意。扬帆出征的那个日子是另一个纪念日——5月29日，那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陷落于奥斯曼人之手的日子，最后一任拜占庭康斯坦丁皇帝在战争中死亡。1921年的这一天，拜占庭康斯坦丁皇帝的精神继承者、被一些人称为“康斯坦丁十二世”的希腊国王带兵出征了，旨在实现“圣城”回归东正教的古老预言。不要对康斯坦丁过于苛求，他虽然才50多岁，但“已经老态龙钟，病容满面，没有了往日的固执和意志”。167月10日，两个希腊武装纵队往东进发，攻击凯末尔的临时首都安卡拉。
萨卡里亚河之战被描述为“一战的最后的战役”，17是于8月底和9月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酷暑中进行的。希腊军队的补给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土耳其人则有着可以从远东不断地补充兵员的优势。但是，土耳其人也缺少粮食、武器和弹药。安卡拉的临时政府不能像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那样动员一切资源。希腊有着更好的组织和更强的军队。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战争的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凯末尔甚至制订了放弃安卡拉的应急计划，首先撑不住的却是希腊人。经过将近3周的鏖战，希腊下令撤退。其实，希腊的军队距离凯末尔的临时首都只有不到50英里的距离。但是，希腊已无计可施，只有撤退。
战争的残局拖了整整一年。希腊军队依旧坚守在战争开始前构筑的防线上——距离爱琴海岸以东大约200英里。11月，古纳里斯政府在雅典的议会里赢得信任选票，竭力游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希望英国出面调停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并希望得到一笔贷款来应付军队高居不下的支出。英国方面半心半意地答应了，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为了筹集资金，希腊政府采取了越来越疯狂的措施：在1922年春天，将所有流通的钞票全部召回，要将它们一分为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希腊政府最终在1922年5月倒台，新的联合政府上台。所谓联合，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维尼泽洛斯主义反对派的联合。
随着战场上的战火拖延不熄，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战役没有任何体面结束的迹象，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增大。过去6年持续不断的内战以及其他冲突搅动起来的所有丑恶开始浮出表面。8月，一份亲政府的报纸《每日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题目是《回家……》。社论呼吁“再也不能在那个还活着的人无情地施加到希腊人身上的冒险事业上流血牺牲了”，当然，那个人指的是维尼泽洛斯；现在“应该放弃小亚细亚，把它还给其尊贵的居民吧”。在希腊语里，从罗马时代起，小亚细亚一直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使用“小亚细亚”这个词汇好像是为了抹去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之间的差别，而这一差别是希腊从一开始建立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该报编辑乔治斯·弗拉乔斯后来承认那篇社论是在古纳里斯的授意下撰写的。对古纳里斯来说，现在重要的不再是“已经解放了”的民族国家的未来的问题，而是希腊国家及其机构的荣誉和名声，特别是军队的荣誉和名声。
也许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出自希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职衔最高的政府官员——士麦那高级专员阿里斯泰迪斯·斯特里贾迪斯之口，此话似乎是预言。有人问：“在已经不可能避免一场人类灾难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帮助希腊人逃离那个城市？”据说，斯特里贾迪斯是这样回答的：“他们最好待在这儿，被凯末尔杀掉，如果他们返回雅典，就会把那儿的一切弄得天翻地覆。”18尽管1922年那场噩梦般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那种恐惧依然没有散去。
与一年前的萨卡里亚河战役一样，结局是在夏末酷热的几周里突然而至的。土耳其人于1922年8月22日拂晓在很长的战线发起攻击，两天后，希腊军队全面撤退。截至9月8日，残兵败将龟缩在士麦那的狭小腹地中。根据命令，希腊残军迂回士麦那，往南撤退，然后从切什梅港上船回国。切什梅港与希腊希俄斯岛中间仅隔了一道很窄的海峡。对将近一个世纪的扩展梦想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一种耻辱。“伟大理想”死了。
第二天，也就是9月9日，凯末尔的先头部队进入士麦那。这一天依然是士麦那的纪念日。1982年，度库兹埃路尔大学在士麦那创立，大学名字的意思就是9月9日。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就要开始了。亚美尼亚人无处可去，在自己的家中被有组织地杀害。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希腊妇女和儿童涌进城市。士麦那著名的码头有1英里多的海岸线，全挤满了绝望的难民。岸边建有新古典样式的高楼，欧洲强国盟友的战舰停泊在海湾中，但是船员接到了严格的命令——只能搭救自己国家的人。到了夜里，土耳其人的探照灯扫射着岸上的人群，机关枪和狙击枪肆意地向这群人开火，将试图游到装甲舰安全地带的人击毙。恰在此时，有一位美国慈善家伸出援手。他的船队使数千名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在凯末尔的最后期限到来以前离开了士麦那，多数人是妇女、儿童和老人。适龄的男人早就被围捕了，被征入劳动营，到内陆服苦役。
整个城市很快就淹没在火海中。从9月13日起，一连三天，大火烧毁了这个“异教之城士麦那”的大部分。这场大火受到美国人、希腊人、获胜的土耳其军队以及后来进城的非正规军的谴责，纵火被认为是犯罪。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有证据表明可能是无意），大火的结果是几乎将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所有可视痕迹全都清除了。这些外来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百年，把士麦那建设成了黎凡特最大的文化圣地和商业中心之一。
1921—1923年，在士麦那城及其周围和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到底有多少希腊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丧生，谁也不知道。据推测，大概上万人丧生。这么巨大的死亡数字也只反映了奥斯曼统治之战期间各方全部生命损失的一小部分，这场战争长达12年，现在终于要结束了。据估计，截至1923年，生活在奥斯曼帝国1911年疆域之内的所有人口，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减少了20%左右。也就是说，人口死亡率（包括进出帝国的难民）是1/5。19
一年多后，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在它的年鉴中，伊兹密尔（士麦那）的攻取标志着国家独立战争取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对希腊人来说，这座城市的毁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和驱逐出境，成为他们记忆中的“小亚细亚大溃败”（往往简称为“大溃败”）中最恐怖的一幕。